信仰的崩塌 荒唐青春的反思

全书在陶劫后逃生半梦半醒的回忆与现实跳跃中展开，既有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也有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记录了在“荒唐而又严肃”的十年里，一个文工团的青春故事。作者后记中写道“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庄严的参加进去过，荒唐与庄严就是我们青春的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算做是信仰了。凡是信仰过的，都应该尊重。我尊重它，写下它，便对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严歌苓的部队生活可以说是她的写作资源之一，不管是早期的女兵三部曲，还是《芳华》，都充满了她青春生活的影子，大抵是因为对青春的记忆过去甚远了，作者对那段回忆也总是抱着“反思”、“不可思议”或许也有点“信仰崩塌”的悲壮情结，她塑造的女兵形象、青春形象是遥远记忆中的形象，而对记忆的描写，一旦在心中定型，就像是一个模子，哪怕你今天产出的是陶小童，明天改了个名字叫穗子，其本质上却是换汤不换药的，给人反复咀嚼之感。但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确实能看到作者真诚的剖析，大段的内心揭露和内心独白、细腻的情感描写，这些都是她后期作品里很少见的。关于叙事的角度大家都谈得太多了，我就不多说了。

想说一说关于这本书的人物。许多人说陶的转变太过于生硬，从一个不随大流的不羁的精灵到一个麻木而蒙昧赤诚的女班长，但其实这个转变早就埋下了伏笔。在那个时代，与人不同、不羁放纵的人是孤独的。孤独的阿爷和不被人理解的徐北方，包括刚刚进入文工团时的陶小童，都是那样不被理解而孤独的人，阿爷和徐北方或许说是尚未被“改造”的陶小童的另一部分人格。而当徐北方不再回文工团画画，阿爷去世以后，陶的这部分人格慢慢消失又或者说是被她自己有意掩盖了。她接受了团支书的“改造”，接受了时代的“改造”，特别是在她当上了女班长之后，那种由“伟大”时代带来的使命感，使得她难以推脱一些严肃的责任。渐渐的她发现她爱上了这种感觉，或许不是爱上，正如文中所说的，努力是要流血的，是要吃苦的，最怕的是没有结果，血白流，苦白吃。这是她吃了苦搭建的路，哪怕是让她牺牲掉阿爷牺牲掉徐北方也是要保护的，这是一种几近于偏执的荒唐的“信仰”。最后“改造”过的陶小童不再孤独，终于成为了一个女战士一个赤诚热烈而又疯狂的先进分子，所以在被作为学习榜样的团支书告白后，她表现出巨大的崩溃，这样严谨的团支书怎么能有那些“不纯洁”的男女之情？这样完美的、除了长相普通哪里都不普通的团支书，怎么能有这样“严重错误”的思想？她对这段感情更多的抵触来自于对团支书这样深情而破坏了纯洁性的失望，面对徐北方她也没有了从前那种爱情的感觉。在改造后的陶小童几乎完成了自己人生观的重建，这是一种完全纯洁完全赤诚全身奔赴革命事业的一种人生观。但这一切，又在她泥石流遇难后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反思这不可思议的献身，这蒙昧的赤诚，是她葬送了年轻的、痴情的团支书的生命。她再一次回想这些疯狂的举动，是那样不可思议地在她身上发生了，让她这样一个原本这么清醒、聪明的女孩变成这样一个为了唱一个高调而愚昧到牺牲自己的近乎无情的积极分子。

当她躺在床上被所有人追捧为英雄，只感到莫大的荒唐和悲哀。这是一种信仰崩塌的悲哀，是历史原来并不那样严肃的悲哀，是在巨大的“恐龙化石”身上找到的“纸浆”的悲哀和震撼，是推翻自己的痛苦。

信仰崩塌给50、60后作家们带来的震撼和反思，是常见的，我们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反思文学、伤痕文学，都是对当时荒唐时代的一种反思和质疑。

但严歌苓给我的感觉，不同于莫言、刘心武、王蒙等人那种客观的反省和描述，她尽可能地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或许是女性的细腻，去写这段荒唐的历史。因为这是她的青春，批判的同时，甚至还看出了一丝信仰和怀念，不是犀利和尖锐的批判，而是一种几乎于宗教式的哀悼，尊重但又敬而远之的远远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