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中学作文。
这篇作文里有两段话被讨论得比较多
①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这段话被一些人认为是后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萌芽。
梅林是这么评价的：
可见，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经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这样把这段话过于拔高了，如麦克莱伦就在《马克思传》里说：
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
②另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话（我在写应试作文时就好几次引用过）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为人类而工作，这是马克思中学就立下的志向。
马克思浪漫主义创作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是马克思创作的一些诗歌。
走进马克思诗歌所建构的思想世界,我们最初遭逢的并不是大跨度的社会思考、强烈的现实问题关怀和理性严密的逻辑推论,而是由激情和浪漫交织的少年情怀、柔美细腻的情感体悟和跌宕起伏的心理变迁。——《滥觞与勃兴》
这些创作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并不是很重要，不是什么学习马克思的必读著作，但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学创作读起来倒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们可以引两段马克思的诗歌
思念
致燕妮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
致燕妮
十四行诗
一
燕妮！笑吧！你定会觉得惊奇：
为何我的诗篇只有一个标题，
全部都叫做《致燕妮》？
须知世界上唯独你
才是我灵感的源泉，
希望之光，慰藉的神。
这光辉照彻了我的心灵，
透过名字就看见你本人。
…….
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思后面不再进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了，但他的浪漫主义依然还在。（还是很会说情话）这里有两封信可以看一看：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利尔[452]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1)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2)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3)，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
(1) 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编者注
(2) 莎士比亚《奥赛罗》。——编者注
(3) 指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死亡。——编者注
……
[452]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同她的三个女儿从1856年5月22日到9月10日左右住在特利尔。她去特利尔的目的是探望有病的母亲，后者于7月23日去世。马克思本人1856年6—7月间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见注67）。——第512页。
这样迟才给你写信，可决不是由于健忘。正好相反。每天我都去瞻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人大街），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瓌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63年12月15日）
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这个时期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其中的鲍威尔和科本）的影响非常大。
博士论文的写作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特别是在主题与理念方面，马克思受到亦师亦友的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影响极大。对此，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有极为细致而令人信服的考证，中国学者侯才教授也有公允之论：“可以确定的是，在鲍威尔（还有科本）的影响下，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参与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工作，即自我意识哲学制定工作。博士论文中体现的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同鲍威尔是吻合的。”而相关晚期希腊哲学与希腊生活的关联及资料，则来自科本的影响。“这些体系（斯多葛、伊壁鸠鲁、怀疑论）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关于它们同希腊生活的关系，在我的朋友科本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中有较深刻的提示。”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
注意“自我意识”一词，“自我意识”与“自由”是理解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两大核心词汇。
值得一提的，马克思和科本在这一时期都借普罗米修斯来表达自己对“自我意识”的推崇，文字写得都很激昂。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言里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科本则说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就是普罗米修斯，他给大地带来了天上的光，为的是照亮盲者、人民、俗人，使他们摆脱成见和谬误”（注：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311页。）。
我们不难看出，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就是这一时期推崇自我意识哲学的人的自白，就是马克思的自白。
自我意识，痛恨所有神；自我意识，就是消除黑暗的自由之光；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的推崇表现他这一时期的思想深深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烙印。
马克思指出：“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即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是自我意识的哲学，是体现自我意识概念的哲学史阶段[3]。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概述了这些哲学流派的一般特征，指出“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就是所有这几派哲学的原则”[4]。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对象，恰恰是这些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诸学派。对于这些学派的哲学性质马克思表达了同黑格尔一致的看法：“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5]
[3][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页以下。
[4][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 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
可见，博士论文从主旨到选题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同时，对“自我意识”的推崇也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还是站在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立场上思考哲学问题的，这一点从他的献词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献词里写道：您（引者注：指马克思的未来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Idealismus 一词可以翻译为唯心主义、理想主义、理念论、观念论等。在马克思为“博士论文” ) 撰写的“献词”中有一句话： Der Idealismus keine Einblildung,sondern eine Wahrheit ist ，其中的 Idealismus，贺麟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译为“理想主义” ，第二版改为“唯心主义”，尽管在中文语境中这两个概念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德文中其含义确实是相通或者一致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们对“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之类哲学范畴内涵的理解是多么偏狭 ! 事实上，在马克思这里它们根本不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哲学判断和标准，而是理解世界不同的思维方式。
——《滥觞与勃兴》
至于博士论文的具体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前沿概括得很好，这里引用一下：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种种歪曲和贬低，纠正了把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传统偏见，阐明了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揭示了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的独特的积极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论点纠正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从而企图从自然的角度来阐明个人的意志自由、个性和独立性。
伊壁鸠鲁用原子偏斜运动的铁锤，砸碎了必然性铸造的铁链的束缚，“原子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给原子注入了独立性、个别性、否定性和能动性。”原子的偏斜运动使得原子不再是在必然性束缚下只能机械运动的奴仆，而是有着自我意识的活生生的人。
原子王国里生活着的，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只是行尸走肉的、服从着必然性的原子，而是充满自我意识的、活生生的、存在偶然性的原子。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王国是僵死的、机械的；在伊壁鸠鲁这里，原子王国是充满生机的、充满自我意识的。
马克思借卢克莱修之口赞扬了伊壁鸠鲁：
人们眼看尘世的生灵含垢忍辱，
在宗教的重压下备受煎熬，
而宗教却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凶相毕露地威逼着人类，这时，有一个希腊人敢于率先抬起凡人的目光
面对强暴，奋力抗争，
无论是神的传说，还是天上的闪电和滚滚雷鸣，
什么都不能使他畏惧………………
如今仿佛得到报应，宗教已被彻底战胜，跪倒在我们脚下，
而我们，我们则被胜利高举入云。
马克思也直接对伊壁鸠鲁表示赞扬。
马克思翻遍熟读陈年杂沓的史料，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启蒙之子”，“因此，”他得出结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文集1:63）。岂止是“希腊启蒙”，简直就是马克思自己正在经历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笔下的伊壁鸠鲁是他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精神的化身，马克思把自己的启蒙观念投射到伊壁鸠鲁身上，伊壁鸠鲁既是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人影像，同时又是青年马克思的“自我镜像”。——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
但同时，马克思与伊壁鸠鲁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这点分歧将在后面被不断深化。这将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发起批判，对曾经亦师亦友的鲍威尔发起批判，对自己以前认为是“真理”的唯心主义发起批判。
马克思重视伊壁鸠鲁认为只有原子偏斜运动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的观点，但并不赞成伊壁鸠鲁把自由理解为脱离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的心灵宁静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自由，不能通过把人同周围环境分开并把二者绝对对立的办法来实现自由。只有当人不被看作是抽象的个别性，而是从人同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人的时候，自由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和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 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见本卷第75页）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哲学必然要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变成一种实践力量。由于哲学和世界这样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一方面哲学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断合理化，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前言
简单来说，伊壁鸠鲁要脱离现实世界，马克思则要直面现实世界。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要凌驾于世界之上，而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则要与世界相互作用。虽然马克思这时是唯心主义者，但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并不是躺在精神天国的白云上徜徉的唯心主义，而是审视着世俗大地的唯心主义。这是他后来转变的萌芽。
形象的来说，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表现出隐士的样貌，而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则表现出革命家的样貌。一个寻求超脱，一个寻求变革。
当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要逃遁山林，寻求心灵宁静时，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则提枪上阵，对现存的制度发起猛烈的进攻！
这就到了马克思的早期政论文章的时期，也就是《莱茵报》时期。
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高扬了自我意识的自由。但是，由于自我意识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原子构成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现实内容，这就决定了自我意识的自由必须现实化，自我意识必须从没有现实内容的原子世界降落到现实的人间，这个现实的人间表现为充满了各种压制自由的因素的普鲁士国家，这样，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就过渡到《莱茵报》时期。
1843年3月31日，《莱茵报》出版了最后一期，《莱茵报》的告别词就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活动的诗意表达：
我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出海航行，
把祸患连同锁链和皮鞭统统埋葬；
水手们不需要监视，
他们都忠于自己的职守。
让人们去说我们拿命运做儿戏，让人们去嘲笑和谈论各种灾害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到嗤笑，
他毫不畏惧扑向新世界的路。
新的战斗在彼岸等待着我们，
在战斗中我们会遇到战友，
如果征途上注定要遇险——在艰险中我们将忠于自己。（注：1843年3月18日《莱茵报》，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730页。）
就像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说的，“要把自由理性当作世界的统治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24页。），“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注：同上书，226页。）。
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将高举“自由理性”的旗帜来审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
书报检查令与自由报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在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1840年继位的威廉四世做出了废除旧的书报检查令并颁布新书报检查令的承诺。新检查令的序言宣称：“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07页。）
此举一出，获得了一些人的欢迎，这些人以为“写作的春天”到来了。
青年黑格尔派的布尔发表文章说：“我们将保持住我们意外的收获，并且承认这是一个成就。我们要享受这一片刻的恩泽，假如过后事实说明它原不过是一场美梦，那末，这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美好的时刻……政治教育的小学校对我们开放了；我们还没有被承认是成年人，但是起码我们已经有可能表示，我们的长期训练不是毫无成果的。”（注：［德］布尔：《普鲁士报刊的使命》，3~4页，柏林，1842，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490页。）
《莱茵报》则宣称：“新的书报检查令使我们充满了巨大的快乐，也充满了新的勇气和信心，虽然我们还没有获得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就将对政治生活的发展起无限的促进作用。”（注：1842年1月23日《莱茵报》，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491页。）
布尔和《莱茵报》并不是官方喉舌，在当时也是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都这样欢欣雀跃了，可见当时多少人以为“写作的春天”到来了。
然而马克思目光如炬，发现了所谓“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根本就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反自由，打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马克思写下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等文章来反对书报检查制度，捍卫新闻出版自由与自由报刊。尤其是第一篇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写得十分犀利，强烈推荐大家阅读。
马克思的论证有很多，我们就挑选一个典型例子来看看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如何扛着自由之旗反自由的。
书报检查令规定：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
此项规定看似允许人们攻击宗教，虽然有些限制（不能用轻佻的或敌对的方式），但总归是放开了。
然而马克思指出：
“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仅仅对特殊事物本身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对一般基督教的攻击，那么，只有对它的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对宗教的一般原则，对宗教的本质，以及对特殊事物（就它是本质的表现而言）的攻击，都是敌对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结果，“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特殊地去攻击，这就是说，根本不许攻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17页。）。
也就是说，如果攻击宗教的非本质方面，这种攻击就会被认定为“轻佻”，而“轻佻”的方式是被禁止的；如果攻击宗教的本质方面，这种攻击就被认定为“敌对”，而“敌对”的方式是被禁止的。
结果就是，这样攻击不行，那样攻击不行，允许你前往但把你所有道路封死，看似允许实则禁止。
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看似允许攻击，但实际上根本禁止攻击。
他允许通行，但却将所有道路封死。所以这种通行根本就是假通行，这种自由就是假自由。
马克思这篇文章的金句特别多，我摘一段来：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 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 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我们要替普鲁士政府说一句了：好你个马克思，挑出的毛病很多，那解决方案呢？只会挑毛病不会解决问题有什么用？
马克思在文章结尾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检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更多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意识。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注：塔西佗《历史》第1篇第1节。——编者注］。
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实现新闻出版自由。
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是最让普鲁士当局害怕的，因此这篇文章本身首先成了书报检查令的牺牲品，它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发表，直到1843年2月，才由“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政论家卢格在瑞士刊登出来。而刊登该文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一传入普鲁士，马上就被查禁了。这件事很清楚地表明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究竟是什么东西。
——《马克思传》张光明、罗传芳
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里，马克思热情讴歌了自由报刊：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
并且直言道，“夸耀政府意志”的普鲁士报刊根本不能看合订本：
上帝只是在第六天才谈论他自己的创造物：“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注：《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编者注］，而受检查的报刊却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但是，由于这一天必然要同另一天发生矛盾，所以报刊就常常撒谎，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
在结尾，马克思再次讴歌了自由：
让我们用斯巴达人斯珀蒂亚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的话来回答他们吧：
“希达尔奈斯，你向我们提出的劝告并没有从两方面同样地加以考虑。因为你的劝告有一方面你亲身体验过；而另一方面你却没有体验过。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注：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2部分第8卷940—941页。——编者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篇文章里的这句“那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经常被当成正面意义上的马克思名言被引用，其实看看上下文就可以看出，马克思这句话是讽刺意味的：
如果我们要给他的“沉静的”言论打个比喻，那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奴隶贩子的美妙论据是，鞭打可以唤起黑奴的人性；立法者的高明准则是，为了使真理更加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必须颁布压制真理的法律。大概只有当真理成为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且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辩论人才会对它怀有敬意吧。你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设下的障碍越多，你们获得的真理就越扎实！总之，到处设置障碍！
总而言之，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废除书报检查，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报刊，这就是马克思这两篇文章的主旨。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揭露了该报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的反动主张，维护了哲学干预现实生活和探讨宗教问题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前言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①哲学应不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讨论宗教事务？
②“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中，报纸应该不应该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政治？”
针对第一个问题，马克思说，应该，很应该。
马克思指出，哲学晦涩难懂的形式似乎与报纸格格不入，但哲学的内容实质上却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所以马克思认为，实质上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哲学就有权利在报纸上与世界相互作用，与世界相互交融，讨论宗教那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
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里提到的“自我意识”在《莱茵报》时期已经具体化了，从而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论点”。
在博士论文里，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哲学化”的思想命题，即哲学自我意识要把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转变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凭借自身的力量，哲学自我意识扫荡了一切非理性的存在，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符合理性原则的世界，一个实现人的自由的世界。当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理解的“哲学的实践”还只是理论批判活动，这种理论批判活动的特点是：“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但是，由于哲学自我意识所面对的是一个抽象的原子世界，因此，批判对象的非现实性决定了哲学自我意识的理性标准尚未包含具体的内涵。在《莱茵报》时期，在批判历史法学派的过程中，马克思所面对的世界不再是抽象的原子世界，而是一个充斥各种反自由理性的因素（诸如普鲁士专制政权﹑官方历史法学派等）的现实世界，因此，哲学自我意识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标准也就显现为现实事物的必然本质，即现实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客观的理性标准，这些客观的理性标准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的阐发。比如，国家的理性原则是：“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注：同上书，228页。）法律的理性原则是：“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报刊的理性原则是：“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注：同上书，155页。）“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自由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注：同上书，179页。）。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这些事物的理性原则就是衡量现实事物合理与否的客观标准，现实的事物如果不符合自身的理性本质就应当受到无情的批判。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答》
针对第二个问题，马克思的回答还是应该，很应该。
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国家必须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之上，自由理性是评判国家好坏的标准，而哲学是自由理性的代表，所以哲学有资格有权利讨论政治。
维护底层人民的权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莫泽尔记者的辩护》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1895年4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十九卷
前面说了，马克思这时的唯心主义并不是躺在精神天国的白云上徜徉的唯心主义，而是审视着世俗大地的唯心主义。关注着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也关注到了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的那些人，并且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而最终是靠那种像水螅一样附在地上的人为生，后一种人只有许多只手，专为上等人攀摘大地的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因为在自然的动物王国，是工蜂杀死不劳而食的雄蜂，而在精神的动物王国恰恰相反，是不劳而食的雄蜂杀死工蜂——用劳动把它们折磨死。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一边是享用大地的果实，一边是以尘土为生；一边是不劳而食，一边是被劳动折磨致死的。
而马克思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受苦受难的劳动者这边，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莫泽尔记者的辩护》这些维护底层人民权益的文章。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先来看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文章。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的注解
前面提到，马克思这时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之上，“作为理性体现的国家必须在自私自利的物质利益面前庄严宣布：‘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
所以马克思这时为底层人民的辩护更多是求助于法律，而不是求助于经济分析；更多求助于自然，而不是求助于对社会的深入剖析：
枯枝就是一个例子。正如，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有机联系一样，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了。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自己的财产权；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在自然力的这种活动中，贫民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马克思差不多是用一种“类比”的方法来为贫民拾取枯枝的这个民间习惯法进行辩护。不难看出，这时马克思关于物质利益的思想还远没有成熟，值得深化的地方还有很多。
马克思在后来回忆道：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可见马克思此前对物质利益问题并没有多少研究，所以此时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也是很好理解的。
虽然此时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并没有很多研究，但马克思依然义正严辞地捍卫了贫民的利益：
如果法律无视事物的法理本质而把捡拾枯树界定为盗窃，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注：同上书，244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会出现无可救药的弊病。马克思借孟德斯鸠之口说道：“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后一种弊病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弊病。”
并且指出，这种法律的通过会造成“人不如树”的结果：
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如果省议会否决这一条款，那就可能使几棵幼树受害。未必还需要说明：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这种将人贬低，将人践踏，将人的地位降低到树的地位之下的行为，也就是将人的自我意识贬低、践踏的行为，这种行为无疑是与这时期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的马克思的思想相违背的。
同时，马克思在涉及林木盗窃法案问题有了一些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并不是应该贯彻自由理性的国家观念构建了国家现实，恰恰与此相反，是私人利益，是马克思此时认为的“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的“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构建了国家现实。
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不是自由理性而是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左右了整个机构的灵魂！林木所有者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工具来颁布法律惩罚拾取枯枝的贫民。
盗窃林木者偷了林木所有者的林木，而林木所有者却利用盗窃林木者来盗窃国家本身。
“马克思厌恶地说，利益天生具有无视法律的本能，盲目、无节制且片面，当特殊利益坐上立法的宝座时，‘我们得到的是下流的唯物主义’。”
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这个时期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评价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评价完全是反着来的。
马克思这个时期用来形容“唯物主义”的词是“下流”这个贬义词（当然这个“唯物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评价是“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
他（引者注：指马克思未来岳父）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
——马克思博士论文
这不但标志马克思此刻对唯物主义还保持着一种疏远关系，也意味着唯物主义首先以一种奇怪的、变形的方式介入马克思的思考。可以肯定，此刻的马克思还在黑格尔的思考框架内寻求出路，用理性标准来批判脱离国家有机体的私人生活。但无论怎样，现实的残酷结果，直接挑战和冲击了黑格尔的国家理性学说，影响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由理性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尤其是私人利益以明显的优势压倒了自由理性，从而构建起国家现实，这冲击着马克思原先的思想，引起他后来说的“苦恼的疑问”，一个新的领域等待着他开辟。
但现在他还没有时间来细细思考这些，因为另一件现实事件摆在他面前，需要他去解决。
（来自《马克思画传》）
1842年12月，《莱茵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文章报道了摩泽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且尖锐批评了政府的错误行动和对农民疾苦的冷漠态度。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对摩泽尔居民的状况，马克思有这样的描述：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这些文章激烈的言辞惹怒了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他为此炮制了两篇文章，斥责《莱茵报》的作者诽谤政府，“目的并不是为了增进摩泽尔农民的幸福，而是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并削弱当局和臣民之间的联系”（注：［德］梅林：《遗著》，第1卷，199~200页，转引自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706页。），并且要求作者就一系列问题做出答复。科布伦茨不敢应战，马克思决定为他的观点进行辩护。在广泛收集关于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撰写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以回应冯·沙培尔的责难。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马克思十分准确地刻画了相关的官僚和管理机构的态度：
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
它（引者注：指行政当局）在各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那种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威的官僚的现实。
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
马克思还举了一个事实例子来说明了当地言论管制的严格：
贫困居民情绪低落、精神沮丧，这本来就挫伤了他们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而形形色色的告密行为又必然促使法院以“在官吏执行公务时或因其执行公务而侮辱官吏”的罪名对许多人判刑，这种情况就更加使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沮丧。
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葡萄种植者说来还记忆犹新。一位县长 ［注：康·弗·冯·盖尔特讷。——编者注］在欢庆国王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寿辰的晚会上开怀畅饮，第二天，一个因慈善而特别受人爱戴的市民［注：约翰·奥伯霍文。——编者注］以开玩笑的口吻向这位县长的女仆说：“贵主人昨晚有点醉了。”由于说了这样一句毫无恶意的话，他受到特里尔违警法庭的公开审讯，不过，他后来理所当然地被宣告无罪。
而这些丑陋现象的形成还是因为私人利益在支配行政。马克思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一文中指出，“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才是等级制度的建筑师”。我们改动几个字来说明这个事实：
不是国家的有机理性，而是私人利益的切身需要，才是行政机构的建筑师。
在“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开”（引自《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情况下解决相关问题是很苦难的。
马克思还认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有自由报刊的积极参与，而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所以，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前言
“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文章里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无疑是唯物史观思考过程中的重要命题：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
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萌芽在这里已经不是隐藏形态的，而是比较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莱茵报》的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马克思的一篇篇犀利而深刻的政论文章，使政府当局越来越感到这家报纸对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威胁。…….马克思反对普鲁士政府当局迫害《莱茵报》的坚韧不拔的斗争虽然使该报的存在延长了好几个月，但是，普鲁士反动当局最终还是在１８４３年４月１日查封了这家进步报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前言
普鲁士给《莱茵报》安的罪名是：
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该报在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庄重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这里姑且不说那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4页
针对普鲁士政府封禁人民报刊的言论管制行为，马克思批判道：
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版，第10卷，5页。）
这也验证了马克思之前的政论文章里揭露的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
马克思由此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了书房。正如马克思后来回忆的那样，这时的他是带着“苦恼的疑问”退回书房的。
这个“苦恼的疑问”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为什么不是自由理性的体现者，而是被私人利益支配的工具？
为了解决这种“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求助于历史，试图通过研读历史来弄清楚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的问题，其成果便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另一方面，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探讨政治国家的异化及其扬弃。这种批判把“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笔记性质的摘录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其成果便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由此开启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