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尔乌》中文版序言
翻译是文学旅行的路途。它赋予书本自由，为其裁剪不同质料的时尚外衣。
我常被起源存疑的书籍吸引，而让它们最终成形的恰恰是翻译。《波波尔乌》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它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写成”的，而是以基切语口述传统的形式传承下来。同所有其他语言一样，每讲述一次这个故事，所用的语言都有所改变。换言之，整个叙事并非出自某位单一作者之手，而是集体的创作，这使得其内容在数百年间不断突变。及至后来的西班牙征服时代，它才被写成文字，誊写的过程自然涉及某种形式的翻译。
那份誊写文本有清晰可辨的开头、中间部分和结尾。它随后又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由此产生的成果构成了一个同心圆：每一次有新的语言加入，《波波尔乌》就又收获了一批受众。它与基切人当初珍藏于心的《波波尔乌》还是同一本书吗？是，也不是。译者都是演绎者，他们让书本通过自己的视角踏上旅途。纯粹无瑕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当然，一些译者比另一些更加“忠实”。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人不可能阅读同一本书两次（根据定义，读者已发生改变），每一个译本都有倾向性。一切译者同时也都是评论者。
《波波尔乌》中文版译者陈阳为我提供了一次思考玛雅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的机会。我见证了她为翻译本书所付出的心血，在此过程中与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向我提出了许多关于文本的精彩问题：关于书中的鸟兽，关于所谓的“木人一族”，关于宗教的表现形式，等等。我尽我所能加以解答，并且乐在其中。神话是我们反复提及的话题之一。多年来，我研究过《圣经》神话和希腊神话。另外，我将流行文化（比如今天的超级英雄或者英国王室）也视为一种别样的神话。一种文化若想涓滴成河，那就需要神话传说：英雄的旅途，宿命的角色，等等。
神话传说是否具有普世性？它们对本土力量是否有所回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神话传说是每一代人都会被其吸引并借以找到自身位置的故事。它们或许会以纯粹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形式出现；又或许，它们乔装打扮，披上现代的外衣。换言之，某些典型传说铭刻在我们的DNA深处，而另一些则与定义我们的特定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在我与陈阳的对话中，她向我描述了她在翻译《波波尔乌》的过程中深深迷上玛雅文化的心路历程。她与本书责编一道，希望我能为中国读者撰写一篇量身定制的序言，“为中国读者打开通往玛雅世界的大门，让我像但丁笔下的维吉尔那样，引领大家走进你所创造的奇幻世界”。她告诉我，许多中国玛雅爱好者都注意到，中国与中美洲的宇宙观之间存在一系列有趣的相似之处。以库库玛茨为例，这位伟大的羽蛇神看起来仿佛是中国龙的“远亲”——中国龙与羽蛇一样是天气、风暴与降雨的控制者。苍龙七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重要星象之一。当苍龙七宿中的角宿出现在地平线之上的夜空时，便标志着春天的来临（“龙抬头”）。这仅仅是巧合吗？或者，换句话说，神话可以用巧合来界定吗？
玛雅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相似之处是：每个方位都对应一种颜色，并且有特定的含义。* 在中国，东方为青，代表草木、春天，对应青龙；南方为赤，代表火焰、夏天，对应朱雀；西方为白，代表金属、杀戮、凶兆、秋天，对应白虎；北方为黑，代表水、冬天，对应玄武；最后，正中为黄，代表大地，不对应任何具体的神兽。
* 玛雅文化中，东方为赤，是首要的方向；北方为白，是先人和亡灵的方向；西方为黑，是通往下界的方向；南方为黄，是太阳处于中天的方向；中心为绿，是世界中轴之所在。——译者注
玛雅月神（包括男性和女性月神）身边总有一只兔子相随。与之类似，中国文化中的嫦娥同样有一只可爱的白兔。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玉兔”即是月亮的代称。陈阳曾提到，当她第一次知道胡拉坎的字面意思是“独腿”时，她立刻联想到了华夏传说中的创世神：人身蛇尾的女娲和伏羲，他们的蛇尾恰似胡拉坎蛇形的独腿。在20世纪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迭戈·里维拉的水彩画中，胡拉坎被描绘成长有两条蛇尾的形象。
这些相似性不仅在于图像本身，还在于两种文明的象征主义本质。在被拉丁字母表加以规范之前，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人——不只是基切人，还有其他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等——曾用图像来表现他们的寰宇。他们的建筑、艺术甚至语言中都有大量动物、花朵和物品的形象，其珍贵的价值真切可感。来自西班牙、以字母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将原住民的这一特质连根拔起，从而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认知转变。因此，基切历史的进程无疑是割裂的，分为之前和之后。今天，这些象征符号有许多依然存在，它们是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
基于上述相似性，有些中国人觉得玛雅人或许发源于亚洲——也许就在中国北方的某个地方——从那里沿着连接太平洋和北冰洋的白令海峡迁徙至美洲，就像当今世界的移民乘坐拖车，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长途跋涉前往美墨边境那样。在墨西哥长大的我本人也对这种推测有所耳闻——之所以出现这种猜想，一部分原因是人类学家总是期望找到一位共同的祖先。在我与陈阳探讨该问题时，我们都觉得，玛雅人在数百万年前从一个地理区域迁移至另一个区域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猜想。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她称其为“一个极富吸引力却缺乏有力证据的理论”。这个传说没有任何坚实的事实基础。
不过，神话并不是科学的臣民。相反，神话有它自己的一套真理。在我看来，《波波尔乌》很可能点燃中国读者的想象力，尤其是因为上文提及的巧合以及其他巧合。对我而言，这部基切经典之作有幸通过翻译再一次走出原生环境，为一片遥远的土地提供知性的滋养，这实在是激动人心。是译者让一本书走向全球。
比如，《一千零一夜》通过一千零一个译本走入无数种语言，其自身也（通过吸纳后人杜撰的片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又比如，《圣经》《奥德赛》《贝奥武甫》和《易经》都在不断被“重述”，以供缺乏专业知识的年青一代读者阅读，它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传递最初的原本不曾预见的信息。本书同样如此。它讲述了一个坚定果敢、永不言败的帝国兴衰的神奇传说，只要还有新的读者被它吸引，这故事便将一直流传于世。
依兰·斯塔文斯是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人文学、拉美及拉丁裔文化教授。他曾将《托尔梅斯河边的小癞子》以及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勃罗·聂鲁达、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和胡安·鲁尔福的作品译为英文，将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作品译为西班牙文；他还翻译过耶胡达·哈勒维和耶胡达·阿米亥的希伯来文作品，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意第绪文作品，并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以及《小王子》译为西式英文。他著有《论外来语》《字典时日》《吉诃德》《论自我翻译》和《墙》等书，编有《牛津犹太故事书》《诺顿拉丁裔文学选集》和《成为美国人：四个世纪的移民写作》等书。依兰·斯塔文斯曾获得诸多奖项和荣誉，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还曾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广播剧和舞台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