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读书报告

书籍信息

《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由爱德华·霍列特·艾尔于1939年发表出版的国际关系学著作。中文版译者为秦亚青 。中文旧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239页），中文新版于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315页）。

摘要

《二十年危机》是E.H.卡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的国际关系学上的开山该作的诞生源于作者E.H.卡尔对一战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嘲讽和现实主义的确立。有趣的是，该书完稿校样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契合了本书的核心批判对象：乌托邦理想主义在现实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破产。例如法西斯德国撕毁条约、国际联盟的崩溃。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集中于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首先阐述了乌托邦主义的起源和理论根据；其次在对乌托邦主义忽视利益和权力的批判上构建起何为现实主义的论述，并简明指出现实主义的局限：轻道德、缺目标。后两部分重在政治和法律：挖掘了政治权力内的三因素与政治中道德、利益二者的平衡；和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最后，E.H.卡尔给出结论：代表普世道德的乌托邦主义无用，而要以国家为单位、从权利和道德并重的视角考虑重建国际秩序。

报告正文

第一部分“国际政治学”篇起到先导作用，简明扼要地介绍何为政治学、国际政治及其缘起：当政治乌托邦主义崩溃后现实主义能为国际政治树立可实现目标时，国际关系的研究才得以确立。此时作者就已点出自己的观点：单单的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足够，政治是理想和现实的结合。

乌托邦主义可能是在左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多见的，代表了自由意志、理论、创造力、和伦理。现实主义则在右派/政府官员群体中多见，包含客观决定论、重实践、因果律、和政治。

第二部分“国际危机”中介绍，乌托邦主义的基础源自于19世纪欧洲中心对人类理性的无上推崇：理性就是道德、伦理高于政治，例如启蒙运动。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成为19世纪自然法则内容的基本定义。运用在国际关系上的产物就是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国际争端在《国际盟约》中成为在理想中可以被程序化解决的抽象对象。乌托邦主义的代表就是威尔逊和他所极力主张过的国际联盟。

乌托邦主义的两个代表性主张都由自由放任主义的强者神话所塑造：利益和谐论、国际主义。达尔文主义扫空了乌托邦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利益冲突代表着理想与实践的背离。就此，道德理论彻底崩溃。

现实主义出场即站在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之上。它的根源可以上诉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就体现在他反映了历史的决定论，打破了乌托邦主义的先验基础神话，还有相当的实用性。指出自由放任主义的两个神话不过是建立在主导利益的放大上。转而，作者补充了现实主义缺乏了终极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四要素的缺乏会让政治思想变得空洞。在此，作者就展现了他的根本态度：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包含乌托邦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三部分“政治、权力和道德”中作者对政治的解构为权力和道德，并认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平衡。作者认为权力是国家中心主义的，除非有一定权力的让渡，否则国际性政府就不可能确立。国家权力由军事、经济、和舆论组成。军事与战争互相造就，而战争注定是无限扩张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其本身也可以作为制裁武器和扩张工具使用。舆论不分国家性质地被使用，由国家的地位和利益决定。舆论无法百分百地控制与被控制即体现了有限国际道德的作用。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的重点只在权力而非道德，乌托邦主义则认为道德即是个人的又是国家的。与理论家的针锋相对所相反的是，在普通人和政客看来国家有着不同于个人的道德规范。世界各国不平等并且国家主义优先是国际社会难以存在的原因。

第四部分“法律与变革”中以国际法为对象进行探讨，因为缺乏司法、执法和立法机构。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法律中延伸为自然主义者——法律属于道德；和实在主义者——法律是权力的工具。在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契约——国际条约会因为道德、权力等各种原因而变化或失效。国际争端的司法仲裁和和平变革也是同理。因此，一个稳定平衡政治力量的运作必须先行于法律，否则（国际）法律就是无效的。

本书的主要特征在于作为历史学者的卡尔在很大程度上把论述建立在对一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批驳上。“当时国际政治中所有黑棋都掌握在棋艺不佳的棋手手中。”[1]从个体角度上，他批判了以威尔逊为代表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化；宏观角度上，批判了理想主义在国际的失效所源于大国的“表面文章”。作者把世界秩序的转换视角焦点放在权力的均势分布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在小国利益、地缘政治的论题上有所忽略，但依旧对国际关系学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结论

对于没有国际关系系统学习经验的年轻人，我尤其推荐此书，以消去自身左派乌托邦主义的幼稚气质。个人认为，本书的不足之处尚有，但比较多是时代局限的原因。主要在于：

1.所涉及的政治哲学基础较弱

各种政治主义的哲学基础较弱，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解读不如后来的罗尔斯、金里卡等人深刻明晰。作者看上去似乎清楚地指出了边沁“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理论的破产，但即使时至今日，虽然根本政治问题发生了转向，功利主义也是当代社会的背景。现代政治理论的代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就建立在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

尽管如此，本书并非以政治哲学为主要探讨对象，因此实在瑕不掩瑜。这方面敬请参考左派政治理论学者的威廉·金立卡的《当代政治哲学》。

2.中庸之术的嫌疑

作者本身观点并非是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而是倡导类似于在理想和现实中取得平衡的中庸之道，而中庸本身的平衡就难以达到，尤其政治力量在现实中的运转更为精妙和巧合，这是理论难以触及的实地。

3.自由主义的发展

时至二战结束许久后的今日，自由主义造就发展出了更多内涵，其本身的意义变得难以寻觅。如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大家所述的，“研究一个单词的历史绝不是浪费时间。”本书的自由主义是19世纪英美传统下的，与之后成为欧美主流融入了不少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不同（如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希望读者不要以本书中旧时的自由主义与当下混用。可与《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配合阅读。

综上所述，本书对于有志于国际关系的入门学者值得一读。

[1] 爱德华・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