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清福到李美玲 ——“Chinese American”的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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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的一生就是要献给这事业，帮助我的国人获得公平，即使在这个过程中输掉，我也会在荣耀中死得其所。——王清福
首先感谢汗青堂编辑在看过我为《堂斗》所作书评《文本与影像：<堂斗>与影视中美国华裔黑帮形象互鉴》一文后，邀请我来分享一下同作者苏思纲新书《走出帝国：王清福的故事》的观感。有幸借此机会，通过文化领域来浅谈本书所记叙的历史，所造成的回响。
《走出帝国》可谓是《堂斗》的姊妹作，都涉及20世纪前后在美华人的生存境况，探究如何形成本民族的社群团体——“在朝”或“在野”。而且《堂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李希龄”与本书中的主角“王清福”有所交集。
为何对这类议题感兴趣？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后现代政治与经济作用下，种族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张力，藉由好莱坞工业化向全球输送。沿着那些知名的视觉形象回溯，我们便踏上了历史的轨迹。
本文标题中的“李美玲”是最近的现象级作品，迪士尼出品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的主人公，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千禧年新女性“Chinese American”，虽然讲述了青春期成长的故事，却也隐含着在美华裔的身份认同探讨。百余年的历程中，不论是视觉形象还是现实语境，美籍华裔都是备受争议的，我们应当从这本《走出帝国》中，看看历史的声音如何造就银幕上的回响。
一、“走出帝国”的双重困境
新报纸共有四个版面，于1883年2月3日问世，恰好赶在中国旧历新年之前。王清福最初将报纸的名称定为《美华新报》，字面意思即“美国的中国人新报”，在报头上标注的英文却是“Chinese American”。于是，时间移至3月底，他重新为报头上的几个汉字排序，最终排定的名称为《华美新报》，字面意思为“华裔美国人新报”。
本书的英文标题是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旨在王清福是第一个正式提出“Chinese America”的人；本书的中文译本标题为“走出帝国”，旨在通过王清福个人的经历，来看最早一批移美华人的奋斗史。
王清福何许人也？他既不是达官贵人，没有官方拍板的权力，也不是学术专家，可做史论批评——王清福因为命运的机缘，成为在美华人的民权斗士。他的身世可谓传奇：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不单是通商的船队驶来，更有来自大洋彼岸的传教士纷纷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道中落的王清福与其父亲被花雅各传教士夫妇安置，受到教会庇护。花雅各夫妇有意将王清福培养成基督徒，甚至作为中国的传教士，在他将近二十岁时送到美国接受西式的教育。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美国的华人，只有极少的人是出于清政府与美国战争条约的访学目的，更多的人是“逃出帝国”或“绑出帝国”：清朝时人口激增，尤其东南沿海多有偷渡去美国讨生活，或者受到淘金热的吸引前去飞蛾扑火；鸦片战争后，西方在东南沿海掠夺人力送到南洋、美洲的种植园、矿场和为铁路建设做苦力，从广东到福建，这些人被叫做“猪笼仔”，非人的待遇和苦工导致致死率高达30%-50%，血与泪造就美国经济一时繁荣。
然而，存活下来的华人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在1869年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贯通后，经济萧条边缘，大批的在美中国人失业了。吃苦耐劳的国人愿意从事低微辛苦的工作，却引发“黄祸论”的反华情绪。虽然在唐人街确实存在着黑帮活动（见《堂斗》），但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上的排斥与刻板印象里中国人是“野蛮的异教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清福从事各类民权运动，反抗排华法案、组建华人参政联盟、办报纸和演讲来传播中华文化，来为国人正名——华人何以堂堂正正地走出帝国。
历史在文化上造就了回响，“走出帝国”的华人在他者的眼睛中和好莱坞工业化生产中，再次“走出帝国”，一个影像工业的帝国。
学者们认为美籍华人身处的困境是因为处在于文化圈层的边缘与权力结构底层导致的历史性遁匿，无法真正走出帝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Chinese American”是被走出帝国的影像或形象所困扰。直到现在，银幕上的形象依旧撩拨华人的神经。
1882年《排华法案》背景下，好莱坞工业诞生之初自带排异反应，甚至华裔根本无法饰演华人，而是要由白人“白扮黄”。纵使有黄柳霜这样杰出的第一位华裔女明星，最开始只能扮演妓女等角色。即使成名后，《大地》里女主角却落在了德国演员路易丝·雷纳身上。
更何况在杰克·伦敦与马克·吐温笔下都出现过刻板野蛮的华人形象，从舞台剧到银幕，20世纪10年代中期傅满洲出现了。即使中国走向了共和，推翻封建帝制，然而这个形象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十年之后，又一个华人形象主宰着银幕，却同样是“白扮黄”，却稍微相对正面——那就是大侦探陈查理。
陈查理这个人物的核心力量却在于他那仿儒家格言式的智慧之中。他不像功夫电影里那样，以展示华人拳脚相加、挥刀舞剑为能事，反而将华人表现为智者——一个睿智、镇定、负责、明白事理的人，同时又十分有趣、舌绽莲花。摘录来自《陈查理传奇:一个华人侦探在美国》黄运特
虽然没有史料与学术记载，并且陈查理的原型另有其人，但是在某种文化熔炉的作用下，我却觉得陈查理的形象与王清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清福以上述“文明人”的形象游刃于美国人之中，无独有偶，王清福早年间的英文名也叫“查理”，也把它当作自己儿子的英文名，他甚至帮警方侦破了一起凶杀案。
这些并不是王清福与陈查理之间最相似的地方，而是他们都爱“子曰诗云”。这便是下一章的讨论。
二、子曾经曰过……
1874年9月27日，一身中国本色装束的王清福出现在波士顿帕克纪念堂，这里是但一神教派人士聚会的主会场。王清福以孔子学说为题发表了一次充满想象力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自称是中国派到美国的第一位传教士。
陈查理的“子曰”正如本章标题的戏谑意味，大多来自于他自己杜撰的格言；而王清福的“子曰”则是大力发扬孔子学说，即“从精神和世俗两个层面向善”，甚至已经有如当代般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的构想与努力，他自封为“芝加哥孔庙大祭司”。
曾经接受基督教育的王清福选择成为孔子的代言人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他天生的质疑精神，以及在海外的生活中发现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一个殖民和种族优越论的工具。他与教会决裂，慷慨激昂地发扬孔子学说，以及言辞激烈地批判基督教的虚伪。不可否认，王清福的孔子学说是久在海外异客对于中国古老文明的一次田园牧歌式构想，脱离当时清王朝的现实情况，还常把“阿弥陀佛”当作“子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海外华裔同样影响深远。人口输送的链条上，除了清政府官方组织的访学，那些出走海外讨生活的人注定在踏上美国的那一刻与堂会社团沾染上关系：第一种是地域性会馆，是一种来自中国某一特定地区，讲同一种方言的人为捍卫自己的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第二种是宗亲会，成员来自各地的同姓华人，他们认为同姓即表示有亲属关系。第三种是由结拜兄弟组成的社团，通常被称作“堂”。
这几股力量在父权制与宗亲关系的纽带下，堂会成为了国人在海外他乡的纽带，遵循与美国法律相悖的“道义”，运作形成了唐人街。王清福在很长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姓氏称作“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同姓即为宗亲，以此来获得当时唐人街颇有势力的黄氏氏族的支持。
王清福并非如清朝内传统的士大夫所信仰的孔子，而是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儒道”。在他的观念中，人应该遵循“五常（庄重、礼仪、呈现、贞洁、孝顺）”而非三纲，事实上，王清福的第一次出走海外正是因为激进的革命观念：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帝制。然而计划阴差阳错地暴露了，王清福被清政府通缉，只能抛家弃子逃亡海外。革命的理想一直持续到他的天命之年。
年近天命的王清福早就明确自己的天命，即为同胞争取权益，不光是海外的同胞，更有在清王朝腐败统治下受难的人民。1894年-1897年，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王清福远在美国为期进行舆论宣传。同时，王清福尽自己的余力在美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以给予孙中山支持与合作。然而他却没能活到亲眼见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回看他的一生，很难定论孔子和儒学对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教会和清政府决裂的他，通过孔子作为对外宣讲的主题，藉由孔子的形象与学说向自傲的白人们证明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国人的文明，来洗除他们自成吉思汗以来到目睹唐人街犯罪乱象的黄祸论印象。孔子的大同社会或许和美国精神中的自由平等具有相同内涵，崇尚此道的王清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权运动：“华人平等权益联盟”“华裔公民联合会”、创办多份报纸便利在美华人为其发声、利用自己的口才在国会上出庭作证并且数次为同胞辩护、创设中国剧院以及积极参与世博会的筹备组建……
毫无疑问，王清福在意自己实干的、斗争的方式践行自己所信仰的“道义”，以此希望在浑浊的世上搏出一片文明的理想天地。
三、全球化视角下的身份认同
接受王清福的国家故意排挤他，拒绝颁发护照给他，而且他再也无法与生养的那片大地上的人民和谐地一起生活，他成了由两种文化打造的，却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种文化的人——一个美籍华人，而他的后来者会有成千上万之众。
“归化”与“归本”是贯彻王清福一生的诘问之思，这并不是一个选择题，也无法成为一个选择题。美国的种族主义浪潮和《排华法案》使他最终不能获得一个美国国民的身份护照，而他所出生的国家，他的文化本源，却因为他的反叛将他列在诛杀的通缉名单上。
从某种角度上，王清福在用“归化”的方式“归本”，以“归本”的方式“归化”。他利用美国式的雄辩口才进行演讲，宣讲中国的风化和孔子的学说，通过成立联盟组织甚至党政来为自己的同胞维权；而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文化运动，例如创办华人报刊与中国剧院，违背清政府的意愿代表中国组织参与世博会，反向“归化”，强化自己是融入美国的文明人。
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失败的，在与外国反对势力和清政府的通缉下，在同胞合作时的拉扯与多次被背叛之下，曾经对于不公的愤怒与抗争，最终消磨殆尽，王清福饱含疲惫失望的心情，甚至带有身份认同的迷茫下，寂静地“客死”在诞生他的母床大地上。
但斗争并非彻底的失败，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历史的回响响彻在文化的顶流。正如学者黄云特所说：“艺术之花往往在有毒的土壤里开得最灿烂鲜艳。”在美国的文化熔炉里，历史曾经的喧嚣与骚动，借由工业化的影视产业响彻全球。
近期火爆的《青春变形记》讲述了一个美籍华裔女孩“李美玲”，在青春期时会因为情绪波动而变成一只巨大的红熊猫而引发奇妙经历的成长故事。虽然故事的内核聚焦于女性的自我成长，本作品英文名《Turning Red》也有“月经初潮”的隐喻，但在华裔背景之下，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全球化视角下海外移民者的自我身份身份认同”这一主题。
电影中，李美玲作为“移几带”却仍然供奉着李氏的宗祠，血液里流淌着“红熊猫之力”，这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归本，而她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喜欢西方流行文化，接受西方教育，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归化。影片最后，李美玲家族女性们吟唱的咒语与四街男孩演唱会现场的流行歌曲交融，和谐地融为一体，精神的力量团结交织在一起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帮助李美玲的母亲封印暴走的红熊猫之力，挽救她的生命。如果说这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乌托邦构想，那么李美玲个人的选择更加说明自我身份认同的和解：李美玲的祖辈女性都选择永久地封印体内的红熊猫之力，来适应美国式的文明社会需求，而李美玲选择保留自身的红熊猫之力，不必“屈心而抑志”，通过与中国文化的决裂来融入另一个新的生活。结局是美好的，仿佛圆梦王清福的理想，李美玲打破了祖辈自我封闭的社交圈层，拥有各个种族的交心好友，获得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而红熊猫作为中华文化与李氏宗祠的形象受到民众广泛的喜爱，甚至发展成文创生意。
李美玲不需要像尚气一样与父辈（傅满洲）决裂来获得身份认同，千禧年的新型叙事正在兴起，华裔的故事正在以新的方式诉说。即将上映的《瞬息全宇宙》同样是聚焦于中年华裔女性，打破洗衣店、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成为救世主。身份与自我的辩驳，在传统文化背景的溯源与异域他乡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新世纪的生命力。
王清福在百年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困惑，也是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困境与困惑。历史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历史的回响需要被证见。回声越大，我们便越有力量，改变与创新的力量。
结语：叙述的力量
我认为在这个逐渐步入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反弹的语境下，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我们展示祖辈曾经的奋斗，反思当下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作为汗青堂的忠实读者，纵观百余本书籍，大多是以一段宏大时期或者沿着伟人足迹和改变世界的事务或运动来进行非虚构叙事，苏思纲的《走出帝国：王清福的故事》无疑是其中的异类，相比起来是何其渺小。在编辑向我介绍这本书之前，我甚至不知道“王清福”这位民权斗士。怀着猎奇的心理翻开这本书，到最后再以长叹合上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漂泊，更是百年世运的沧海桑田。
正是因为渺小，才足以珍贵，以卵击石的运动与改革，微弱的声音凝聚起来，便足矣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