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之旅——层累的历史如何建构武则天的历史形象

“历史自成而不自知。”

——萨特

武周代唐，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也是唐朝遭遇的第一个政治挫败。诚如作者所言，“武则天现象吓坏了后来的朝代，防范武则天从而变成了历史的日常课程。”不难推测，当妖魔化武则天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史官的系统删削与春秋笔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后世研究者小心翼翼地登上前人所留的数量有限的已知观测所，却发现面前盘桓着是遗留千年的重重迷雾。保持审慎的中立、“回到第一现场”的史家理想，在武则天研究论题之下，显得格外曲折坎坷。

以发生在永徽四年（653）的小公主之死事件为例。作者在书中通过一系列史料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事件“由简至繁的记录变迁。最开始的《唐会要》里的记述其实极其简要也相对稳重，以“昭仪所生女暴卒”几字即为概括。《旧唐书》没有正面提及此事，但采取了迂回暗示的方式，即在《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曰中写下如此文字：“振喉绝襁褓之儿”——不仅作案方式具体到了“振喉”，连作案动机也明确化为“夺嫡之谋”。到《新唐书》，公主之死的过程则堂而皇之地被进一步具体化：“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整个“案件实录”可谓绘声绘色，一气呵成，不仅合情合理，更是宛若叙述者亲历现场。这番叙事经由《资治通鉴》沿袭承继，《新唐书》中昭仪稍显浮夸生硬的“悲啼”反应，被不可不谓之高明地润色成为“惊啼”的自然表演。

作者一针见血地总结道，“在该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没有进一步的确认，但是细节反而越来越清晰。”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古史论”，那么我们是否也要采取顾先生所言的“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治史态度呢？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作者先从事件的动机与影响来论证，认定发生在公主之死事件之后的厌胜之事对废王立武的影响更大（雷家骥先生也持同样观点），随后给出了一个看似非直接（但或许更为有说服力）的依据：骆宾王所作的著名的《讨武曌檄》中并未言及公主之死。这篇文采斐然的檄文可谓气势磅礴，声泪俱下，不仅堪称千百年来檄文范本，据《新唐书》的说法，甚至连武则天本人都为之惊叹，发出了“宰相安得失此人？”之感慨。这篇雄文里，甚至说到武则天“弑君鸩母”这种完全子虚乌有向壁虚造之事，竟然对后人言之凿凿的杀女论丝毫不提及，很显然，一句简单的“既然史官如此记载，则或许果真有据”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诚然，历史本就是一门基于文本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在没有新的证据推翻之前，就只能遵从，脱离了文本的历史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放弃自己的怀疑精神与审慎立场。或许正如罗新老师所言，“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

除了小公主之死，另一个比较典型的“妖后”叙事的案例，则是“北门学士”的历史书写。在两《唐书》与《通鉴》中，都存在着两种书写：一种作为制度史，即翰林院的前史；一种则是作为政治史，即当作武则天的夺权手段。

作者经过大量史料的分析与严谨的论证反驳了第二种书写的不合理性——

1，三省制之下，并没有皇后置喙的机会。哪怕如《旧唐书》中的暧昧说法，也不过是“天后讽高宗”如何如何，并没有合法渠道去直接干预前朝人事安排；

2，北门学士的职任创始于武德贞观时期，高宗只是延续传统做法，说成是武则天的主意实为画蛇添足；

3，北门学士的选择多为文学之臣，主要职任是起草诏敕，起草完成后并不会直接执行环节，而是进入宰相签署的“署敕”。换言之，与其说北门学士是“分宰相之权”，还不如说是“参与了皇帝之权”。（严格来说，或许“参与皇帝之权”都言过其实，哪怕是北门学士作为智囊团参与、影响了皇帝的政事讨论，但我们不能忘记最终的决策权只会是、也只能是皇帝本人。）

4，北门学士协助（“协助”，而非“直接受命”，如1所述，所谓“召入禁中”的主语只能是高宗本人）武则天编写的书籍多以《臣轨》《少阳正范》《列女传》等体现皇后母仪天下之风的政治教材为主。（换言之，并没有超出皇后职权之外，长孙皇后此前撰写的《女则要录》便是实证）

5，具有北门学士背景、成长为重要政治人物只有刘祎之一人而已。但他晋升为宰相直接与睿宗即皇帝位有关，且完全是因为相王府司马的背景。他最后因为反对武则天太后临朝（主张还政于睿宗）牺牲了性命，使其“速祸”的恰恰也是睿宗故吏的身份。（由此可见，他支持废中宗立睿宗的逻辑，与其说是支持武则天，还不如说本就一直站在睿宗立场。）

作者认为，刻意夸大北门学士在武则天夺权过程中的作用，只能说是一种罔顾基本事实的无中生有。“北门学士，从一个受到皇帝重用的褒义词，一变成为武则天夺取政治权力的帮凶，这种书写的演变，是史学的‘蝴蝶效应’。”

其实，这种“蝴蝶效应”在历史中的戏剧性在其他武则天相关议题上也屡见不鲜，扩大化强调“二圣”称谓的广泛性便是一例；上官仪作为前期明确支持“废王立武”的角色，却因后期的“废后风波”成为史家笔法下反武英雄，则又是一例。作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种“立场先行”的史学观，并斥责为“非史家的良善表现”。

或许，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候，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

具体到武则天问题上，带着后见之明去把武则天称帝归罪于高宗绝非公正。《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武则天称帝事件：“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也有学者试图从性别史视角、阶层基础、或者制度史的角度去解释。而本书作者则将武则天称帝定性为政治事件，并认为其他解释皆有其部分正确性，但也皆未抓住要害。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解释，不可否认的是称帝事件彻底的偶然性，“这些偶然因素再没有机会集合于另外一个女性政治家身上，于是女皇故事终成绝唱。”或许应该说，高宗无法预料到后来的事情可谓情理之中。在作者看来，带着“后见之明”的有色眼镜，忽略甚至无视永徽政治中高宗-长孙无忌的君臣二元中心冲突，乃至刻意美化永徽之政称其有“贞观之风”的说法，实在有违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立场；而在另外一种叙事弧中，将高宗刻意矮化、天真化，形容成任人摆弄操纵的傀儡，亦不过是此种“后见之明”的另一种体现。

以日本唐史学者气贺泽保规为例。其在专著《则天武后》中论及武则天生卒年问题时煞有介事地写道，“基于83岁说，武后与高宗的年龄差就变成五岁。当然，武后是年长的一方。将在宫中不谙世事、无忧无虑长大的高宗架空的手段，以及把他作为囊中之物任意摆布的老辣，凡此种种，该程度的年龄差恰好合适，故事也因此越发有趣。”——如果说欧阳修、司马光之类的古代史学家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得不立场先行或者被情绪驱使，尚且属于情有可原。那么，作为当代史学家，不但无法摆脱前人的思维惯性与时代局限性，甚至还加深了性别偏见，将年岁之差与“摆布论”强行捆绑——此种解释的主观性与任意性实可谓不值一哂，其格调与眼界，都可谓落入下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