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伦理学-关于“物”

研讨班七的讨论方向是“精神分析伦理学”，或说是精神分析对于伦理学的启示。这个切入点是从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规划》导入的，在《规划》中弗洛伊德从神经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心理系统假说，这个系统分三段：φ系统负责外部觉知,中间系统ψ负责“记忆思维内部觉知”，ω系统负责意识。拉康重读了弗洛伊德这个最初的拓扑学构想，他明确认同了弗洛伊德说的“思维是无意识的”这一判断，这是可以作为结论的一句话。无意识的思考过程在ψ系统中，这里的运作包含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两个“功能性系统”。快乐原则包含了一种驱动力，它趋向“物”，但是功能性系统却要求这种驱向力必须维持稳定。这个维持稳定的操作在《释梦》中被描述为“初级过程思维”，而呈现在意识层面的则是“次级思维过程”（ω系统）。

现实原则并非从快乐原则延伸出来的，不是后续发展的呈递关系，而是对立互补关系。拉康说这个系统的关键在于弗洛伊德提到的“维持刺激量的稳定水平”，一味的投入快乐是灾难的精神过程，待在快乐中就导致“不动”，自闭症。快乐的目标需要被替换，追寻快乐的力量因为追不到才像是生命的引擎一般，同时这也是生命的疲惫！这就导致主体的“寻找替代物”的人生旅程，没有尽头没有止境的路。

物的定义被这样提炼，拉康说物只能以替代物的方式被重新寻觅，因而它“显得”是已经丢失的，所以这个物可以被认为是主体的“史前客体”，或者说母亲恰好占据在这个位置。拉康说到：“同样，这个对象，既然涉及的是重新找到它，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对象定性为失去的对象。然而这个对象总的来说从未失去，无论本质上涉及的是否是重新找到它”（《研讨班七》，P85）举一些未必恰当的例子，这个物假如是婴儿的胎盘的话，那么想要躺在床上酣睡的欲望就是用床替代胎盘的“重新找寻”，又或者假如这物是母亲的奶水，那么喝饮料的快乐可以包含对于哺乳体验的“重新找寻”。而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乱伦就是回到物的形式。

为什么说精神分析连接着伦理学呢？因为道德的定义总是规避快乐，比如说拾金不昧是道德的，因为“拾金而昧”是快乐的，道德围绕着这个对快乐的禁忌而建立，或者说道德是围绕着物而设立的。拉康的悖论式描述是说“拾金不昧”的设定构建了拾金而昧的物的属性（比如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的原始人就不涉及“拾金不昧”的道德问题）。禁忌是欲望的反面，两者相辅相成。在构建禁忌，以及寻找替代物的过程，作为精神的“虚构空间”被创造出来，人的主体性也就在这里显现。弗洛伊德说过神经症的问题包含了道德问题，症状以隐晦的方式触碰物的快乐，但是触碰物的快乐却是不堪忍受的（它让精神失去稳定，禁忌的有效性是可以维持稳定的）。举例而言，拉康提到癔症与强迫症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物”，前者用“物”支撑着一种厌恶感，他说“癔症患者的特定经历是按照最初的对象是令人不满的对象这一点来得到安置的”。对于强迫症患者而言，“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根本经验、快乐经验由之而建立的对象，是一种确实带来了过多快乐的对象”，但是强迫症却需要遮盖它，“以避免主体通常足以明确看出是作为其欲望的目的和终点的东西”。比如有些人梦到的性交对象总是“看不清面目”，看不清就可以保留了模糊性，这是营造距离感的一种操作，与癔症的恶心感起到同样的效果，是在调控“与物靠的太近”的危险。

在无意识中对于物的运作出现了“压抑”与否认，压抑发生在ψ处，否认发生在ω处。矢口否认比如“我才不稀罕呢”用否认的形式遮掩了真实欲望“我很稀罕”，这种矢口否认等于为欲望做了最彻底的“洗白”。压抑则是使得欲望在意识层看不到，不让它出来，但是它却坚持要出来，这压抑与返回的相反力量早在《癔症的研究》中就提到了。被压抑物会以替代的方式“返回”，口误就是返回的一种方式，象征替代也可以。无论是口误还是象征，返回的途径都是借助言说。

能指（/语言）的规则参与无意识运作是拉康思想的核心所在，语言规则中的临近原则（转喻）与相似原则（隐喻）就是无意识运作的原则，这是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提出的移动置和凝缩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语言学上的重述）。无限的趋近物是主体存在于世的任务，趋近的方式却是主体一无所知的“暗箱操作”，这是生而为人的可怜之处。无论是压抑还是矢口否认，无意识到达意识层已经大为不同了，意识作为被决定者仅仅是影子一般的轻盈之物罢了，精神分析绕过影子坚决的去寻找背后的“本真”是它的革命性使命。

欲望，精神规律，都绕不开“物”这个概念。处置物就是道德问题，也是主体精神结构必然遭遇的。戒律产生话语，寻找替换物产生存在的驱动力，因为人是说话的人也就必然是离不开道德束缚的人。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提到人受苦于对于欲望的压抑，但是却并没有其他舒适的路径要走，被压抑恰是创造文化的根基。

“主体的整个进路都是围绕着作为异己的、陌生的。有时甚至是有敌意的并且在所有情况下都作为最初外部的‘物’来定向的。这无疑是一条进行检查和参照的进路，不过是根据什么而进行的检查和参照呢？是根据他的欲望世界而进行的检查和参照。（《研讨班七》P76）”。按照弗洛伊德的神经元的原始构想，显然“物”应该在细胞内的记忆深处，在记忆痕迹里。然而物对于主体的意义却是“到外部世界去寻找”，物始终是异己的陌生的。而物的“定向”属性会导致好客体与坏客体的二元对立，符合欲望的就是好客体，比如婴儿所理解的“好乳房”，令人满意的乳房，而不满意的物就是坏客体，比如“坏乳房”。在外部定向的过程中，拉康还提到一个观点，他认为这也是弗洛伊德的本意，他认为“现实”是被主体根据“自身参照系”而构建起来的。所以拉康批判帮助患者“适应现实”这种治疗原则，因为首先要搞清楚适应谁的现实呢？人与人存在差异，一个月亮映在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了一千个月亮，因为一千个“现实”被构建起来了。同一事物对于不同人的意义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意义去套在他人身上，个人的意义需要个人亲自去“书写”。

拉康除了将物放在道德基石的位置，还对比了康德认识论所提到的“物”，后者认为人只有绕过物而为自然界立法的这条“合法”的认识路径，在拉康看来，物同样也是支撑科学的位置所在。这就让人联想到《道德经》的道，老子说道是无法言说的（“道”这个字也是勉强来描述道的）。《道德经》把道比喻为阴性的东西，“玄牝之门”。它无名，却具备无穷的生产性。老子举水杯为例子，说水杯之用在于“中空”，被子的外壁围绕着空而构建，结果杯子就在空的基础生诞生了，没有这个“空”的话杯子就根本无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