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王东杰：温故以创新的中国史学

20世纪80年代末，我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我们同学中颇有点“厚古薄今”的风气，以为只有古代史才称得上真正的学问，近现代史和“革命”纠缠不清，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政治”。今天看来，这种评估埋没了许多前辈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远不只是不公正而已，但彼时却并非只有正在叛逆期的青年学生才这么想，即便在学术界，也是个相当普遍的见解。不过，从90年代前期开始，随着一批兼具高明识见和沉潜工夫于一体的学人异军突起，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形象也焕然一新，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风头最劲的领域之一。时至今日，已无人再敢于质疑其作为“真正历史学”的地位。

罗志田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在这批至今仍异常活跃、新见迭出的学者中，罗志田教授无疑是声光最为显赫者之一。他的著作不仅影响了许多人对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还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理所当然，对于这样一位人物，后学所期待的，也就不只是其不断出新的专题研究著作，也希望他金针度人，教人几套可以实战的拳法。《近代中国史学述论》一书，也许就可以看作对这种期盼的积极回应。作者将此书定位为一个在史学道路上“先行一段者对那些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所讲的“经验教训之谈”，以使他们“少走弯路”，是谦辞，也是实话。 本书围绕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回顾、反思与瞻望展开，其中既有作者对自己追求的理想学术境界的描摹，亦不乏对自己“独门功法”的亲切指授。不过，和通常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作品不同，作者无意写一部“概括抽象”式的史学方法论（他对于这一要求本身是否合理，就非常怀疑）。他秉承不尚“空言”、见诸“行事”的古训，通过对具体而特殊的史事的梳理和分析，展开极具理论（这里取其广义）深度和高度的致密思考；每有出人意表之论，而令人兴起“原来如此”的快感。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这种从史家本人的实作中凝练而成的智慧，比起以理论探讨本身为目标的著作，自然更加平易。不同读者皆能随自身学力、识力的高下，见浅见深，各取所得。

《近代中国史学述论》

书中收录的20篇文章，写作时间从1996年到2013年，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其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毫无疑问构成了罗先生史学观念的核心部分。 第一个主题由下面这些关键词组成：相对的、多元的、非线性的、模糊的、互渗互动的，等等。通过这些词汇，作者希望倡导一种更为丰满、立体和动态，也更接近历史本身复杂性的学术蓝图。基于这种考虑，他反对刻意构建一种严整划一、井井有序的论述“体系”，因为那很可能会“在历史人物的前后行为间建立起一种可能本不存在的一致性”，导致“事物和语言的丰富性”的“部分失落甚至湮没”。 这显然不只是一个怎样建构历史的问题，在根本上，它更是一个怎样看待历史真相的问题。在作者眼中，历史原本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因而，有时史家“表述出的史事发展演变越不整齐清晰，越接近实际历史演变那种多元纷呈的原初动态本相。这似乎增添了历史的模糊感，然而朦胧之中反蕴含着可能更‘准确’的‘真相’”。熟悉现代学术史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由此想到陈寅恪论哲学史的那句名言（罗先生已引用）：“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竭力接近“真相”的初衷，要求学人必须严格自律，不把自己偶尔望见的一片彩霞，误作整个天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云霞想到天空的存在）。 回到多元真相，还意味着研究重心比以往更加密切地关注人们的具体实践。作者引用了王阳明的一段话：“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这话本来跟理学家对“理气”“道器”“知行”关系的思考有关，但作者从中获得的启发，远非理学藩篱所能约束：“很多时候，事物本身自有其条理，事物之间本也相互关联，唯皆未必直接显露出来，而表现在其运用之中，可以从其运用中考察，也应当从其运用中去考察。”从“运用”中看“条理”，体现在史学工作中，一方面就是章学诚所说的，不“离事而言理”；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历史研究当然不能不顾及理论和逻辑，然而，我们必须记得，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永远超出哪怕最杰出的头脑的设定。 这情形很有点像语言。每一个词汇在字典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义项，这些解说也的确可以为读者提供有用的指南。然而，一旦这些词语被运用到实际的口头和书面交流中，就势必受到具体语境制约，而产生或多或少的畸变，甚而经由创造性误用而衍生新的意涵，当然也就无法再严格按照辞书规定，做机械的套用。作者在一篇讨论思想史的文章中，就对此做了清楚的提示：“名相永远有抽象和具体的两面，其意义多数时候随时空和文化的语境而转移。”对辞书编纂来说，也许其抽象一面最重要，但对历史研究则恰好相反。作者以“中体西用”为例，说明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本没有什么抽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有在具体历史时段和语境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要真正理解“中体西用”，就不能把这个观念从其情境各异的运作语境中抽离，归纳为一条线性谱系；相反，其真正的“条理”恰好存在于它那千差万别、各有怀抱的运作环境和方式中。 不过，这里也面临一个切实问题：任何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即使涵盖面再广，也只是从历史全体中切割出的一个局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因其“不完整性”，才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叙述的主题。那么，尽量呈现历史的多元面相，是否意味着只能收获“一地碎散的文辞”，珠宝莹目，却找不到一根红线贯穿？对此，罗先生提出，“通过比较而梳理出史事的相互关联性”，就可以将“众多‘不共相’”整合起来，通向“一种有组织的学问”。这里的“相互关联性”，不同于通常所谓“有系统”。它不是通过压抑和忽略不同历史事相个性的方式达到“统一性”，而是通过对“多元”现象互动、互渗的考察，看到“一体”是怎样以一种灵动而有弹性的方式逐渐浮现和组织起来，同时又在“一体”中保持“多元”的原貌及继续发展的可能。 这种独特的历史观念和研究策略，也体现在修辞层面。据我所知，学界对罗先生的文章，其实长期存有不少争议。有人批评他行文曲折，“故作摇曳”；有人则以为细腻体贴，无微不至。对一篇文章风格的评价，可能只是见仁见智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罗先生对此是有清醒自觉的。史家“怎样表述经其研究过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史学述论》中一个重要主题。他认为，史学“表述”并非“研究”之后的一道特殊程序，而根本就是“研究”的一部分；甚至说：“一个学术观点在表述之前并不‘存在’，是表述使它完成、使它存在。”故而，曲折摇曳的文风，在他很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在他看来，好的文章应是“一干竖立，枝叶扶疏”，而非为了凸显主干而刊尽“枝节”——那虽然可以使历史进程看起来更加眉清目秀，却远离其原本的错落缤纷，同时也剥夺了读者面对不同史料做出自己判断的权利。所以，尽管明知很难适应“当下的社会接受”程度，他首先考虑的还是怎样尊重历史本身。正如他对《易·系辞》中一段话的诠释所说的：史学表述的吊诡之一就在于，有时“平铺直叙，其事反隐；婉转曲折，其言乃中”。 作者史学观念的另一个支柱，同样和尊重史事本相的追求有关。他特别注重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强调处于不同时空里的人们各有不同的价值、信念和习俗，难以化约，尤其不能以学者自身观念去解释往昔，即使表面看来大家同处一个文化，也可能因时境变迁，根本就已如同“异国”，相互理解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容易。不过，这也并不是说，理解他人，全不可能。他借用学外语的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像读外文一样，按照其特定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去解读昔人的言说”（比如，应尽量使用时人原本的表述，不用后起概念）。只有认识到“记载中的‘翻译’成分”，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翻译性”，史家才能更加“如其所是”地理解过往，“减少诠释中的‘外国’意味”。一句话，历史研究并不完全“客观”，可是也并不因此就完全“主观”，其实质乃是“他观”。 对于具体做法，作者亦有贴心提示，不妨在此多引几句：学者应“在承认今昔有所不同的基础上，自设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昔人，通过人的共性，返其旧心，以意逆志，论世以知人，从前后左右去读书 （人与事也是书），首先读出昔日的前后左右来，然后从昔日的前后左右读之，借共性以知其个性，才约略可接近昔人的心态，以再现昔人立说时的场合情景，特别是思想言说的语境，重建当时人思想的规范习俗，探索立说者当下的各种写作意图（包括写作的意图和写作时那一刻的意图）”。也许，对许多初学者来说，这段话还是显得抽象了些——何谓“返其旧心，以意逆志，论世知人”？似乎很难即学即用，立竿见影。但它绝非故弄玄虚。学者在身体力行过程中，不断对照这番提示，反复揣摩，当有所悟。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罗先生的史学观念是非常“辩证”的，而这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宏观结构和微观史事的关系。作者强调，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依赖，不可分隔的。“任何宏观大结构，本建立在微细史事的基础上；而结构的确立，必也有助于观察和认识具体的史事。”中国人做学问，追求的是“会通”境界，自不能满足于细枝末节，甚至也不能把各种博杂知识简单相加即可了事；但另一方面，“会通本自分别、比较得来，能分而后能通。细节永远是重要的，从其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因此，和许多学人近年对史学“碎片化”的大力讨伐不同，罗先生提出“非碎无以立通”的主张——这当然不能理解为他欣赏的就只是一地砂砾，不见山河。他自己的研究，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在大局与细部间自如穿梭并保持平衡，如何可能。 另一个是史学专科化和跨学科研究取向的关系。在“引言”部分，作者以西来的学术分科意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为题，为本书的讨论设定了背景。他指出：“史学的专科化是20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这既表现为整个史学学术疆界线的日益明朗，也表现为史学内部不同子学科自觉意识的增强。然而，与此同时，史学发展又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这一方面使得史学发展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意识，另一方面，“史学几乎无所不在”，又造成它似乎已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以致是否存在一个“一般史学”或“总体史学”，日渐成为一个问题。作者并未否定史学“专科化”的成绩，但也非常警惕它有可能造成的各种弊端，而以“跨学科”（所“跨”的对象包括，甚至首先就是史学内部各子学科）作为一种矫正手段。显然，作者并不把“专业化”和“跨学科”看作相互对立、无法并存的趋势，而更多地注意到它们之间互益互通的一面。 将所有这些看来相互冲突的两端沟通起来的概念是“通性”。它超越“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对立，将之熔铸为一。他承认，“独特性往往也意味着不确定性，甚或偶然性”，但不主张“因此而立刻联想到与普遍性或整体性的对立”。事实上，“人类社会以及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和文化”都存在“抽象理想之通性”（陈寅恪语），“通性本是和而不同的，其中可以有不一致性，又是相互关联的”。“通”不是“同”，也不是完全的“异”；“通”，在“同”与“不同”之间。正是“通性”的存在，使得“开放”成为人类社会的可能和必需，也为“他观”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我们基本能理解与我们相像的事物；另一方面，理解‘非我’却必须抛弃自己的先入之见，把‘非我’确实当作‘异己’（即不当作‘我’）来理解”。因此，我们的确可以做到，“在尊重一时一地是非的同时”，又“借助异时异地相通的层面，去认识和理解那限于一时一地的是非”。 我认为，这一论断为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知识论上的基石：我们对“一时一地之是非”的理解，完全可以超越“此时此地”而通向一个更为普世的空间，并在此空间中加以创造性转化，从而为理解和裁断“彼时彼地之是非”提供依据或线索。没有这种转换能力的作用，任何认知都不可能。 最后，本书还始终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关怀：中国的史学研究怎样在“温故”基础上实现“创新”？今日许多国人已日渐觉察，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无不深受西学影响，一味逐人牛后，亦步亦趋，甚至已到“离开了‘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的地步。在此风气下，“中国”已在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单纯的“资料”，而丧失了主体资格。如何摆脱学术依附地位，走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近年成为学人共同探索的话题。 中国学术中的西风劲吹现象，当然不自今日始——须知，中国近代学术本是在西学刺激下，并以后者为模型建立起来的（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自身传统在其中没有贡献，更不等于说它就不该和不能做出贡献）。要否认这一点，就否定了20世纪以来的整个学术事业。不过，中国学术传统的沉默，也的确反映出我们文化自信的丧失，而其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之深刻，有远出我们意外者。 这方面一个颇具说服性的事例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最近二十年来被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就是西方眼光的产物。罗先生根据柯文的交代指出，由于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西方学者“并无大异”；以致有些西方史家虽“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可得”，才最终促成“中国中心观”在西方的兴起。结果是，“当中国学者转而‘引进’并仿效这一倾向时，进一步的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史’也带有异国风味”。这层因缘一旦明了，给热衷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学者所带来的，岂止是讽刺而已？

传统的中断，已达到使“炎黄子孙”都难以分辨什么才是真正“中国”的地步（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或“中国文化”是一个不变的定量），能不令人痛心？那么，我们怎样走出这种无知，使我们的思想和学术传统重获超越性的“转换”能力？第一步，当然仍是如前所说，把中国传统当作“另一种文化”，以学“外语”的方式去重新领会。王汎森教授曾云：“‘继承’传统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学习拉丁文就没办法继承古代拉丁传统一般。”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中国古代文化毕竟不是“外语”，所以“学外语”三字，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态度。而接下来，我们恐怕还要自觉地把前人的智慧当作思想的资源和起点，主动从中汲取教益。 《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在这方面已做出许多成功示范。粗粗一翻就可以发现，从孔子、孟子、韩非子，到朱熹、章学诚，再到章太炎、梁启超、叶德辉、胡适、李济等，莫不在其征引之列。而且，在很多时候，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是当作学术和思想的阐发对象来引用的。比如，如今很多人都喜欢挂在嘴边上的“过去即异乡”，都是直接间接从英国小说家L. P. Hartley那里学来的；但罗先生发现，孔子、庄子和王充早已表达过不少类似见解。另一个例子是，胡适曾说，一本古书之中“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这不就是新文化史旗手达恩顿的名言吗：“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 这些事实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矫正不少崇洋心理，知道自家亦有不少珍宝，善加利用，亦可受益不少，不必处处向人乞食。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孤陋寡闻，而更重要的，则是缺乏向自家文化问道的意识。我想，这正应是今后中国学界集体努力的地方。不过，有必要提醒的是，我们也不必就此得出中国文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须外求的结论。事实上，罗先生所谓被“今日不少中国学者”所“忘却”的“自身的传统”，并不限于20世纪之前，也包括了20世纪（包括所谓“十七年”）在内。故这“中国”里早已包含了不少“外国”成分。他指出“‘冲击—反应’研究取向对近代中国的诠释效力未必已经过时”，也并不就和“中国中心观”相互冲突，就来自这种更为深刻的“中国意识”。 另一方面，如同我们对“中国中心观”的认知所暴露的那样，我们不但昧于自身传统，也远不像自认为的那样熟悉西方。罗先生强调，“西方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结果是我们自以为从西方学到的东西，很多时候并不怎么“西方”。这也导致我们在追捧西潮之时，往往忽视了那是人家针对自家的情境而发，未必全部适于中国（也并非全“不”适于中国）。对西方学术的错误想象，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这表明，了解自己和了解西方（以及更广阔的世界），正是同一硬币不可切割的两面。 因此，“温故以创新”的中国史学，绝不意味着封闭，而恰是要“与国外的研究进行充分的‘对话’”。仅从和国际接轨的层面来看，这需要中国史家“熟悉了解欧美主流史学论说，逐步做到能以其论说方式和‘语言’来表达中国的史学精义；在此共同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国史学的思路以中国的方式和‘语言’提出国际接受（指内心真正接受）的史学论说”，这样才能真使中国史学成为“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并做出我们的独有贡献。 不过，无论是从事物发展的逻辑，还是从中国学界目前的实际需要看，我们首先着眼的还是应努力建构“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否则即无“话”可“对”，因为“对话”是平等的，相互启发的，不是一方盲目追随另一方的。这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既存学术传统，也须尽快弥补我们以往不大熟悉的那些知识。在此之外，尤可进者，则是更自觉地从中国“文化”（不只是“史学”）中吸收营养，以构筑一种更富人文魅力的学术意境——如果读者留意到，在本书中，作者怎样娴熟地使用“尺幅千里”“烘云托月”“不言之言”这样一些传统“美学”语汇，以更为生动和深入地阐发自己的史学睿见，或者会对这种意境产生更加真切的了解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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