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閱讀筆記）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一、三重的天下——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

1．「四海」與「九州」的區別：「四海之內」只是按照正統王朝的政治思想理解出來的、或者說是被理想化、理論化出來的「天下」；而「九州」，才是王朝的政治權力或者像西周初年那樣實際上達到、或者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唄認為應該達到而事實上沒有達到的領域，這才是從西周時代開始以來中國歷代王朝每天都要面對的「天下」。

2．「服」的含義：包含 「內服」與「外服」，即區分王朝直轄地域與諸侯地域。（由血緣親疏的關係變為政治關係）九州=內服+外服

3．王朝政治中血緣意識的淡化與政治關係的強化的意義：從形式上來說，它證明了天下的秩序實質上就是一種階級秩序；而從實際上來說，它不僅促使了王朝直轄地域與諸侯國地域之間文化的統一，而且由此推動了王朝統治領域內統一民族的形成。

4．西周時期的方位意識：蠻、夷、戎、狄生活的空間被界定於地處邊緣和遠離中央，說明古代的中國人認為，從天下的秩序上來看蠻、夷、戎、狄之人的地位要低於「中國」地方的人們。

5．王朝正統的天下觀：地理上——「九州」與「九州之外，四海之內」；方位上——「中國」與「四夷」；民族集團層次上——「華夏」與蠻、夷、戎、狄。被稱為蠻、夷、戎、狄的異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體系之中，這就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的土壤。

二、文明論的華夷觀——中國民族思想的起源

1. 春秋時期，許多中國人會以「蠻」、「夷」、「戎」起名或字，此時並不帶有民族歧視的意識。

2. 先秦時期將蠻夷狄戎與「中國」區分時，主要是根據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3. 開始出現「中國」對於「四夷」的歧視，主要源於周王朝的秩序和制度——禮。

4. 由於遊牧民族和狩獵民族常常從農業民族中搶奪農產品，由此產生戰爭，因此，中國人產生了歧視異民族的意識，又反過來通過戰爭懲罰四夷。

5. 同時，在春秋戰國時代，判斷一個人是「中國」人還是「四夷」，以是否接受或保持「禮」作為標準。

6. 先秦時代中國人認識的民族集團，實際上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因此，它將「民族的」屬性看成是一種可以後天變化的屬性。（也就是說，蠻夷可以變為華夏，華夏也會因為失「禮」而變為蠻夷。）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雖有異族統治（如北魏、清朝），但遵循「禮」或文明，也能夠被承認是中國的正統王朝。

7. 中國的多民族其實是一個華夏文化與四夷不斷融合，互相吸收，從而使中國和中國民族從小到大不斷發展的歷史。

三、萬里長城的內外——成立時期的中華帝國與夷狄

1. 秦帝國有設置「屬邦」，屬邦擁有自治權，而秦王朝只對它實行見解統治。（秦帝國對周邊民族集團的寬容，是中國對少數民族實行有待政策的濫觴。）【這也讓我聯想到「一國兩制」的政策，也是類似。】

2. 秦王朝區別秦人和屬邦人的標準，並不是一種完全的血緣主義，基本上還是一種地域主義——最終著眼於文化的相同或相異上。

3. 漢王朝對待「外臣」之國的做法：承認其統治者的王維並保護它不受外來侵略的同時，要求它「稱臣」、「奉貢職」、「遣使入朝」、「入宿衡」（即將王位繼承者作為人質送往漢朝廷）——並非單向的服從與被服從，規定雙方互有義務。

4. 雖然漢王朝以「天下」正統王朝自居，然是它並無意要將所有的異民族地區都統統至於自己的直接統治之下。（例如西域，漢王朝知識確立了對一部分國家的宗主權，並沒有直接提出行使主權的要求。）

5. 漢王朝與匈奴的關係——由「兄弟」變為「君臣」，「天下秩序」變為了一個中心。

6. 從秦的「坑儒」到漢的「尊儒」，儒學現實政治化、進而經學化，最終神學化，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論」和「天人感應論」給儒學思想披上了一件宗教的外夷，也就使其成為了「儒教」。

7. 對於如何對抗匈奴，儒家與法家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儒家主張「以德教化」，而法家從現實出發，主張戰爭。漢武帝遵從了法家的觀點，但儒家的觀點依舊對其晚年的反思有所影響。

8. 由秦和漢王朝開始建立起來的中華帝國的天下體制，有三重構造——「漢人」的地域、中國領域內位於周邊地域的由異民族集團實行自治的「內屬國」、位於中國之外的「外臣國」。從地理上看，在北方起到區分「內」、「外」作用的，應該就是萬里長城。

四、分治與同化——五胡十六國時代胡人政權的中華王朝思想

1. 胡人政權的統治者都想通過「建元稱帝」來把自己的政權建設定性為中國的正常的王朝更替。

2. 胡人政權的統治者之所以願意被稱為「皇帝」，並且願意啟用漢人士族為官，是出於它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需要。各胡人政權基本上都採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

3. 雙重統治構造形式下的「胡漢分治」，與其說是牽制漢人，倒不如說是統治者為了適應各種社會的現狀而採取的不同的統治方式。——各胡人政權對經營農業的人們（主要是漢人）用中華王朝的傳統統治，而對於經營遊牧業的人們（主要是六夷）則用匈奴帝國式的傳統統治，並不是按不同民族出身進行嚴格劃分。

4. 站在「他人」的立場上來保護和管理蠻、夷、戎、胡，不僅表達了胡人統治者從「夷狄」蛻變為「中華」的強烈意志，而且 說明了胡人政權對於自身民族性質的認識：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從「夷狄」變為了「華夏」。

5. 胡人政權的統治者熱衷於普及中華文化，有兩點理由：1）政治上的需要。在中國，政治制度與文化制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為了統治漢人地區，有必要從文化制度上也全面「中華化」。2）胡人統治者對中華文化的憧憬。（早期已接觸和學習，陳偉一種求知的主觀願望。）——可稱之為民族集團的主動「漢化」。

6. 孝文帝為促進鮮卑漢化，將都城從平城遷至洛陽，禁止說鮮卑語、鮮卑服裝。

7. 為了徹底的漢化，胡人民族集團放棄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即遊牧），推動定居農耕，同時推動胡人社會在結構上由血緣社會向地緣社會轉換——解散部族，使民眾脫離部族首領統治，給民眾土地，使其定居，與地域結緣，由部落之眾變為國家之民。

8. 經濟形勢和社會構造的變化不僅強化了中央集權，確保了財源，也導致了胡族生活習慣的變化，建立在遊牧生活的社會土壤上的自然崇拜信仰也被逐漸放棄。

9. 胡人推廣佛教，藉助佛教的咒語及神秘性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同時藉助佛教的諸神體系，暗示胡人統治的合法性。

10. 視胡人民族集團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為野蠻民族集團破壞了中華正常秩序的看法並不正確。任何一個胡人政權，都自命是中國的正統王朝，或是以此為目標做出過巨大努力。……在胡人的統治下，以「德」統一天下這一中華文化的精髓得到了全面闡釋和廣泛的實踐，且「中華」在地理上也得到擴大。

11. 胡人對於持「民族」偏見之人的反駁——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強調只要掌握了中華文化，就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合法性。

12. 五胡十六國胡人民族集團能夠在「中國」建立起政權這一事實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證明了中華文化具有吸引周邊民族集團「向化」的魅力，同時還在於證明了「中國人」完全可以接受任何能夠體現「天」之「德」的、能夠建立並維護中華秩序的政權，而不論其統治者是何民族集團出身。

五、多重的帝國與多元的帝國——唐、遼、元的國家和民族

1. 在唐太宗時期，主要採用羈縻州制度來對待非漢民族。（冊封、間接統治、朝貢，「以夷治夷」和「以夷制夷」）而對於較強勢力的非漢民族集團（如吐蕃），則採取與唐王朝實行「和親」來保持友好關係。

2. 遼代——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治漢人。也被稱作兩個國家/二元政治說。

3. 遼王朝統治者重視儒學，希望利用儒學思想來調整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和家」族關係。其結果淡化了與漢民族之間異民族意識，促進了契丹民族集團的漢化。

4. 遼的「四時捺缽」開始與首都並存，而首都的功能不斷加強，契丹人與漢人合作的共存社會逐漸形成，遼王朝的二元政治也逐漸向一元政治過渡。

5. 元代忽必烈的政策：既行漢法又存國俗，皇帝也擁有雙重身份——對漢人他是皇帝，對蒙古人他是大漢。

6. 元王朝政治和文化制度具有民族二元性，同時具有民族等級性質（漢族屬於低一等）。

7. 漢人與非漢人統治者的區別：多重型帝國構造vs多元性帝國構造（只出現在最初，隨著後期的漢化、中華化，隔離和分治的政策也在逐漸消失）。

六、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1. 土司制度：主要是王朝利用當地民族集團的上層以間接統治的形式處理周邊民族問題的一種政治手段。

2. 明朝還是土司制度的繁盛時期，但同時也在實行「改土歸流」——即廢除由當地民族集團的酋長所擔任的土官，改為由朝廷派來的流官來擔任地方官。

3. 由於土司制度的施行，當地民族集團的酋長得以確保其政治地位。

4. 土官和流官相互滲透，是西南地區元代官制的特徵，因此，在土司土官的官秩和職位問題上，常常發生混亂。

5. 而明代的土司官制同流官官制有明顯的區別。「土司」一般設於交通不便的山區和邊境地區，負責管理軍政和民政；而「土官」一般設於距內地較近的「夷漢雜居」地區或經濟較發達地區，負責管理的部分只限於民政。明王朝承認土司的世襲權利，但需要經過朝廷的認可；一部分土司保有軍隊，但也屬於國家武裝力量的一部分，不能隨意發兵。

6. 元王朝和明王朝都規定土司必須朝貢（具有強制性色彩），同時也需要交納賦稅。與唐朝的羈縻州制度不同，中國王朝對於土司制度的地域和民眾都直接擁有主權。

7. 明王朝普及儒學教育，以土司子女為對象推廣儒學。要通過中國文化的普及，將周圍的異民族改造成「華夏」。科舉考試在土司地區的普及，進一步推動了土司階層的漢化。

8. 清王朝很早開始改土歸流的行動，使非漢民族文化與漢文化合流。積極的改土歸流政策，不僅僅是一個中華王朝對周邊民族地域統治政策的變更，還是清王朝企圖努力證明自己是正統中華王朝的一種手段。

七、在中華與「烏瑪」之間——藩部體制與維吾爾社會統治體系

1. 對於曾經受到準噶爾統治的周邊其他民族社會，清王朝最初的政策是「招服」，即讓對方主動承認清王朝為宗主國。隨後由「招服」變為「征服」。

2. 清王朝嚴格禁止維吾爾人與漢人進行交流，以防止維吾爾人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意圖將非漢民族集團的勢力拉入自己的陣營，）

3. 在藩部地區（蒙古、西藏、維吾爾社會），清王朝基本上維持了當地民族傳統的社會結構，分別施行各種與內地不同的政治制度，賦予這些民族特權。（由此拉近各民族集團與滿人的親近感，形成政治盟友，形成牽制內地漢人的力量。）——可以說「藩部」實質上是一個以滿人首領為盟主的、由滿人與中國西部北部各民族集團共同組成的政治同盟體。

4. 清王朝時刻戒備維吾爾人出現脫離清王朝的傾向，特別是對各種伊斯蘭教的活動加以諸多限制，不承認維吾爾社會是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烏瑪）。徹底貫徹政教分離的原則。

5. 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社會採用的間接統治並不成功，期間引發了許多「聖戰」，維吾爾社會進入分裂的狀態。

八、國際政治背景下的新疆建省——多民族近代國家建設的嘗試

1. 1864年，起於新疆南部、由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集團參加的「聖戰」，摧毀了清王朝經營了百餘年的「回部」統治體系。然而「聖戰」的過失，最終落到了來自中亞地區浩罕汗國的阿古柏伯克手裡。

2. 一直到1876年，在失去對新疆控制權整整十二年後，清王朝才發動了收復失地的戰爭。——收復的主要原因在於英俄兩大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清王朝在意的並不是對新疆的統治權，而是英俄勢力侵入新疆地區、並與阿古柏政權簽訂條約等時間可能給整個清王朝統治體制帶來的影響和衝擊。）

3. 在新疆被英俄侵佔的同時，台灣也面臨著日本的威脅。因此，在當時的朝廷出現重「海防」（以李鴻章為首）和重「塞防」（以左宗棠為首）的紛爭（分歧在於雙方對於新疆領土價值認識不同），最終「塞防輪」戰勝了「海防論」，確立了新疆的收復。

4. 收復新疆後，清王朝由間接統治轉變為設立省制，實行文官制度（而非新疆之前的軍府制度），有清王朝官僚直接統治。在新疆廣開稅源，加深了當地居民對於國家的意識。同時對新疆居民推行漢化政策，推廣《三字經》、《千字文》等儒家經典。——左宗棠經營新疆的思路，就是從經濟上通過與內地一體化以在當地擴大稅源，從文化上讓當地居民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以增強他們的國家意識。

5. 過去的「藩部」制度模糊了中國的主權領域範圍，因此一方面要面臨在邊疆地區確定領土的任務，還要強化邊疆地區居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意識。當清王朝開始放棄「藩部」制度，也是清王朝放棄自身民族政權性質的開始。

6. 「新疆建省」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清王朝改變了它的政治政策，更在於它標誌著中國人開始轉變自己的國家思想和民族集團意識。——重新梳理了王朝與民族集團之間的關係。

九、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

1. 清朝末期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漲，是將滿族排除於「中華」之外的直接原因。而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漲，又是和「漢族」民族意識的產生直接相關的。

2. 五胡十六國時代使用「漢人」以區別於「胡人」時，主要是從文化制度的角度。而近代思想家使用「漢人」時，則帶上了強烈的種族意識。【但「漢族」的意識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試想，如果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是漢人統治，那麼幾千年的帝王制度還會被推翻嗎？想到當年亦有共和製和立憲製之爭，因此是否為滿人統治，似乎都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

3. 革命派否認「滿人」、「滿洲人」在入關後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並被漢化或面臨被漢化的事實。章太炎對「中華」是一種文化提出異議，否認接受了中華文化就是中國人的傳統。

4. 為了證明「滿人」不是「中國人」，革命派對「華」、「華人」也進行了重新闡釋，認為只有「漢族」才是「中華」，才是「中國人」。而在歷史上，「中華」基本上是作為一種人文地理意義上的詞彙使用的（既指地理上的「中國」，又指最初誕生與「中原」、流行於「中國」的文明方式）。革命派的重新闡釋，讓「中華」從一個文化共同體改變轉變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概念。

5. 章太炎及革命派提倡的「中華民國」，是由漢族這一單一民族構成的。而辛亥革命以後簡歷的「中華民國」，以「五色旗」為國旗，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國家理念，「排滿」思想被徹底拋棄，國家性質被重新規定為多民族統一的中華國家。（前期為了推翻清王朝統治，革命家利用民族主義的方法來動員民眾，鼓勵反滿、排滿情緒；中華民國建立後，由於帝國主義示例對中國的侵略，人們又開始重新認識「邊疆」對於「國家」的意義，而邊疆幾乎就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

6. 在外國勢力的影響下，只要有一個民族出現獨立的聲音，「五族共和」的口號就失去了保全領土的意義，因此，孫中山後期否定了「五族共和」的思想，明確提出漢族要在維護國家統一事業中起主導作用。

7. 同時，孫中山在晚年也意識到，要想維護國家統一不再分裂，就必須在中國營造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所提倡的「統一」，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同化」，是要讓所有民族同化於漢族。）

8. 清末中國民族主義產生的背景：1）清政府實行兩百六十年以上的民族壓迫 2）在沒落無能的清王朝統治下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對於孫中山而言，民族主義不僅是一把可以用來推翻腐朽清王朝的利劍，也是將中國建設為強大的近代國家的有力工具。

9. 民族主義可以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孫中山到西方親眼目睹了西方國家高舉民族主義旗幟、通過建設民族國家不斷發展壯大的事實，認為民族主義為救國救民之良藥。【西方的民族主義又是從何而來呢？產生了何種弊端？】

10. 因此，孫中山效仿「美利堅民族」，要「融合國內各民族實現一大中華民族」和「建設一個中華民族國家」。

11.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歐洲作為近代現象出現的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國民；而Nation State，既是民族國家，又是國民國家；Nationalism，既是民族主義，又是國家主義。

12. 近代西方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法是從國家到民族，即按照國家的規模形成民族；而近代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法則是從民族到國家，即按照民族的規模形成國家。

13. 中國傳統的天下思想主張不分夷狄華夏，近代的民族主義則號召以民族劃分你我，天下與民族國家，一個開放，一個收斂，二者的性質截然相反。

十、從「民族自決」到「民族自治」——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誕生

1. 中共首次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以「自決」（允許少數民族獨立建設自己的民族國家）與「自治」（希望少數民族與漢族共同建立中華聯邦製國家）為兩大支柱、或兩個層面構成的。

2. 中共提出的「民族自決論」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明確提出「承認民族獨立」，後期則將之否定，將各民族之間的關係規定為平等聯合、共同組織中華國家的關係。

3. 由1929年的雲南及1937年的內蒙古可知，促使中共放棄讚成「民族獨立」的，都是因為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領土侵略野心。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其兇殘性和龐大的野心，促使中共最終放棄了支持和讚成民族獨立的思想。

4. 意識到少數民族在中國革命中重要性的中共，放棄了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提出的「民族自決論」，改為提倡掌握少數民族領導權的「民族自治論」——這也是中共開始擺脫共產國際的全面控制，成為一個民族政黨的重要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