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钱因为石油烧没了吗？

全球化这个当时还没被发明出来的词汇，既是1973年之后严酷的经济气候起因，也是它的结果。”——《大转折》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迎来新的经济局面，据统计，当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为11.7亿美元（苏格：《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一员。“全球化”带来的美好，沐浴了当时的国人。然而，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却用《大转折》（An Extraordinary Time: The End of the Postwar Boom and the Return of the Ordinary Economy）告诉我们，原来那时呈现出来的经济繁荣，恰恰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萧条的开始。

1973，这个数字贯穿了《大转折》这本书。在马克看来，1973年是二战后全球经济繁荣的最高点，1973年以后，西方各国正以不同的速度步入萧条。有意思的是，如果没有这本书，或者我们正处于1973年后正在萧条的那几年，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把控着决策权的政要们，摆着一副装模作样的面孔，把经济理论与政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也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下滑束手无策。但人们除了相信他们，似乎别无他法。

首先要认识到一点，战后重建并不会马上带来经济繁荣。即使非战争参与国家或地区，受战争影响较小，但参战国与涉及地区，经济崩溃与无力恢复与重建，如蝴蝶效应般影响着全球各国。颇具讽刺的是，各大洲的经济繁荣起步，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开始——他们军工厂接到了大量订单。大量订单需要大量招工，工人生活有了保障，也带动了与他们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有意思的是，这样看上去连带性的有规律的效果，让美国认为，数据精确的模型和定量研究，是预测经济与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问题是，当人类自以为自己能把控一切的时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总是不可预见的，包括他们制定的政策，可能带来怎样的反应。

相信数据和经济学家的前提是，美国民众认为政府能解决问题。这与以往的观念不同。帝国时期，民众不会认为自己面临的经济问题，帝王需要负责。但二战后的民众，了解政府的责任所在。然而，如果执政者的关注点不在经济上呢？那可能会让经济学家掌握某些大权，让总统相信他们的模型，施行他们建议的政策。由此，政府的调控权力在民众默许下不断加大，他们便可在某种理由下，使用“强烈呼吁”和物价管制的招数，而民众还挺受用。因此，当1973年出现某些经济危险信号时，总统及其身边的人忽视和否认了这些信号，并认为只要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进行调整，就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且不论执政者和决策者是否对自己给出的建议与政策过于自信，1973年出现了滞胀的问题。祸不单行，同年10月还出现石油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打破了英美的石油垄断，以六国之力联合主导了一波小规模涨价，弥补美元贬值带给自己的损失，也摆了英美一道。高油价及汽油、柴油的短缺严重影响美国人的生活，为了解决石油危机，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任命了一位“能源沙皇”，专事解决石油危机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能源沙皇西蒙认为，放松管制，让经济在市场中进行自我调节，任由（石油）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变动而变动。 有意思的是，尼克松让西蒙担任财政部部长后，西蒙依然在其位上抨击政府关于严苛地管制经济，鼓吹放松管制的好处。放松管制最终落地，自由价格也不局限于石油，还有天然气乃至生活用品各方面，新政策带来了巨大福祉，美国经济有了增长的机会。但是，在这过程中，美国也要承担存贷款利率不稳定的代价。放松管制的做法在里根担任总统时，仍有所延续。当他们不断向美国民众灌输，是政府的做法（减税与控制利率）让美国经济得以复苏。民众确实看到了繁荣景象，但似乎是幻象，真正富有的人是中上层，资产金字塔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

仍要回到这本书的问题中心：为何1973年以后，繁荣不再继续，危机因何产生？有趣的是，《大转折》似乎在告诉我们，或许1973年前后并不存在真正的繁荣，而经济危机一直存在，只是这些危机发出的各种信号，被决策层与执政者忽视，面向大众也“秘而不宣”，不断鼓吹、宣扬经济正在繁荣的假象，以至于众人都认为，那个年代，确实经历了美好的黄金时代。“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让全球经济在二战后散发着希望的光芒，只是，真正的受益者是谁，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马克认为，赶上黄金时代的一代人，拥有绝佳的机会，因为那是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像经济奇迹，但奇迹不总是都在。

总体而言，《大转折》是一本有趣又专业的经济史读物。1973年在过去也如它隐约存在的经济危机一般，被人忽视它作为经济走势的分水岭的意义。马克立足于美国，辐射西方、亚洲各国审视同一时间全球经济走势，让人看到全球化带给世界各国无形的影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这一点，放置全球都在努力应对疫情的今天，也行之有效。马克认为今天的繁荣不再，可追溯到1973年（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6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操纵石油价格之事也时常发生，政客利用舆论鼓吹自己的理论与决策依然是他们惯用手段。“放松管制”，似乎也不再局限于经济层面，那么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