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君：政治文化视野中《汉书》文本的形成
内容提要：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曾经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1] 帝制时代的中国，在诸多“正史”文本的形成和传播中，这两句话也完全适用——政治权力通过指导、影响历史写作，完成历史建构和知识生产；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最终使文化霸权、知识霸权得以确立。如果我们试着追寻这一历史传统的渊源，不难发现《汉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1、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胎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向子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这一持续未断的盛事，不仅反映了汉代社会对史学的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汉代学术文化逐步机构化、组织化的趋势。西汉中期，长安已“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2]，“待诏”文人或“言语侍从之臣”出入其间，以供文史之用。西汉后期，藏书之府（“典籍之府”）与能文之士（“著作之庭”）出现结合的趋势，通才达人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扬雄校书天禄阁，其职责一方面是整理皇家藏书，另一方面则是“知史务”，也就是修撰国史。这些初步成型的官方艺文机构，对后来的历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存在，不断挤压着史家的个性和个体声音的表达，成为东汉以后影响历史书写的重要传统和不可忽视的力量。东汉明、章以后，遂出现了兰台、东观等专门的修史机构，也出现了《东观汉记》这样集体编撰的史书。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西汉一代之史事，并最终撰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3]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4]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5]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几《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6] 《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矣。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班彪、班固、班昭与马续）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7]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8]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9]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10]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但实际却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具体到家族学术而言，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11]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12] 这种情况在近世也很多见，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如清代莫友芝的目录学名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实得力于其子莫绳孙之加工和补充，才得以行世流通。而杨希钰的诗集《兰馨堂诗存》，成于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杨汝孙之手，文字与稿本《桂岩吟馆存稿》、钞本《银藤花馆吟草》差别甚大，是经过很多修改才成书的。张剑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是很恰当的。[13]又如仪征刘氏数代传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治《春秋左传》之学，自刘文淇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至刘寿曾而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清代辑录考证《左传》旧注之集大成者。还有的著作则经过老师与门人弟子讲习切磋，历数十年而成书，如清末王闿运所撰《春秋公羊传笺》，“乃汇集数十年读书讲学之心得。有所发现，即改定前说，遇有疑难，辄令学子相互讨论，此《日记》中所屡见。对门人弟子的见解，亦多有采入，署名见于《春秋公羊传笺》者，有史荣森、廖昺文、梁镇中、欧阳属、韩非之等”。[14] 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来说，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美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夺《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15]
2、共识与共谋：作为王朝史学的《汉书》 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战国以来至东汉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西汉高祖至宣帝时期的任侠之风，元成明章时期的守文之风，东汉后期的肆直之风。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元、成、明、章时期，正处于“尊师稽古，宾礼儒术”的“守文”之世，[16]这一时期，儒学影响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的风格与特点，难免受到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而与“任侠”之世出现的《史记》产生了巨大差异。 东汉前期，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思想文化上建立共识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在经学领域，光武帝重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明帝和章帝大力提倡儒学，而在史学领域，东汉皇帝也要树立对历史和现实评判的权威。表现在历史编撰中，就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活动与皇权、宗室、外戚势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直接干预，下达指示，甚至亲自参与编撰活动。如明帝不仅留意《哀牢传》、《苏武传》，而且直接参与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又如明帝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对政事有所取舍等，[17]即是其例。二是间接干预，派宗室、外戚力量加强领导，予以监管。东汉前期，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等学者文人的活动，始终受到宗室外戚刘复、刘毅、马严等的指导，这是东汉皇权对历史写作的间接干预。如果说史家是立法者之一，那么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但到了东汉，这种权力开始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随着《汉书》文本面貌的不断整齐，政教因素不断加入进来，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控制，《汉书》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东汉帝国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东汉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召问班固等人，他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寓有对汉朝或武帝的讥讽之意。永平十七年（74），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18]《汉书》虽然是权力塑造下的文本，但幸运的是，明帝于永平十七年（74）才发出自己对《汉书》的指导性意见，此时《汉书》已初具规模，明帝的意见虽然对班固的编撰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尚未对《汉书》造成更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从祸福相转的角度来说，《汉书》编撰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文本形成史，缺少统一的指导思想，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不断加入，反而具备了思想上的统一性，拥有了照耀全书的光彩。 《汉书》编撰在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中是一个特例，由一个复兴的王朝为前代撰写历史，这是以前未有、后来也未见的。前代归于消亡，继起者通过武力重新兴起，《汉书》的批判对象不是西汉而是新莽，为了呈现某种历史必然性，《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或放大或缩小，或有意突出或有意遮蔽，如《汉书》对高祖刘邦、王莽和光武帝刘秀的态度，就需要我们持一颗警醒的心去看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西汉历史的两端都面临“革命”的问题。“有德者必有位”、“有德者必有言”，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美化政治家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树立为一个道德典范。随着东汉帝国秩序的建立，班固也在《汉书》中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秩序。在《汉书》叙事中，刘邦与刘秀成为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居于政治伦理的上风，突出“光明感”、证明“合法性”是叙述主线，宏大叙事是表现手段，而王莽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难免成为被抹黑的对象。[19]这些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汉书》的政治隐喻，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编撰“怎样隐喻性地呈现了意识形态、权利关系或社会身份对历史事件的彰显、遮蔽和剪裁”。[20]我们自以为能够把握和认知的“真实”历史，实际是读者通过文本虚构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建立在权力塑造的文本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如果文本作者实现的方法足够巧妙，手段足够高明，它就足以让读者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相信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文本。 东汉皇权与精英群体的合作与共谋，不仅是简单地垄断知识，而是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和期待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汉书》就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汉书》具有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汉书》卷一百下《叙传》：“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与《两都赋》开头的说法非常类似：“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书》所具有的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它让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历史著作会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和“传声”，但因为它是委婉地传达出官方声音，不那么僵硬刻板，使人在思想认识上更容易接受，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统治集团“炎之如日，威之如神”的一面，更有“涵之如海，养之如春”[21]的一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东汉前期像班固以及王充、傅毅这样的学者文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讴歌自己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并非政治胁迫所致，而且力图将这种精英共识普及为文化常识，唤起一种政治理想，可谓帝国声音的微妙传达。 总之，《汉书》不仅是汉代文明的载体，它的出现，更多体现了一种帝国共识，这是东汉初年的知识阶层对所处时代环境的一种积极回应。
2、周汉一脉：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 历史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叙述或描述，而且贯穿和呈现了编撰者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并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王权政治的“显性权力”而言，这可视为历史文本的“隐性权力”，《汉书》中流露的“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周朝与汉朝均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前者是“封建时代”王朝的代表，后者是“统一时代”王朝的代表。[22]文武、周公所确立的周代宗法制度、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深远，[23]荀子曾将“周道”奉为王道最完美的典范，云“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荀子·非相》）。西汉时期普遍接受的“汉家法周”[24]观念，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荀子影响。[25]东汉时代则继承了这一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登我汉道”[26]与《诗经》里的“周道倭迟”（《小雅·采薇》）遥遥贯通。 “周汉一脉”的思想观念，首先体现在《汉书》的得名上——《汉书》之“书”与《尚书》特别是《周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27]东汉前期，《尚书》学受到皇帝重视，在社会上也非常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曾在洛阳太学学习《尚书》，其后明帝从桓荣学习《欧阳尚书》，章帝从桓荣之子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和帝则以桓荣的学生丁鸿为师。章帝非常重视《尚书》，元和二年（85）东巡时曾命张酺讲《尚书》。[28]东汉初年人也常常将周、汉拿来作比较，王充《论衡·宣汉篇》云：“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又云：“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而且王充将班固等当代学者文人的创作与周代制作相提并论，《论衡·须颂篇》云：“《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王充不仅将汉帝与周圣、《汉颂》与《周颂》相提并论，而且主张承前代经典而作“汉书”，《论衡·宣汉篇》云：“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继《周书》（《尚书》）而作的《汉书》可谓呼之欲出。因此班固编撰《汉书》，以求合于《虞》、《夏》、《商》、《周》之传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汉书》计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百篇，这百篇之数正与西汉时期流传的百篇《尚书》的观念相合。西汉孔安国《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29]扬雄《法言·问神》亦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在东汉前期，“百篇尚书”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班固也是抱着同样的认识，《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云：“《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汉书》一百篇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受到西汉“百篇《尚书》”说法的影响。 东汉前期学者文人的撰著创作常常模仿周代作品，这是时代思潮使然，如明帝驾崩后傅毅仿《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为诗十章，王充《论衡》将汉代皇帝和周代三圣相提并论。而他们在经典传统影响下的制作更是充满颂美之词，《论衡·须颂篇》云：“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徒实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这与班固在《答宾戏》中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方今大汉，洒埽群秽，夷险芟荒。廓帝纮，恢皇纲。基隆于羲农，规广于黄唐。”[30]《诗》有《周颂》、《商颂》、《鲁颂》之分，《书》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之别，各有其典范意义，故班固作《汉颂》（篇末附有歌诗）以仿照《周颂》、《商颂》，作《两都赋》以延续《雅》、《颂》之传统；又撰《典引》以发扬《尚书·尧典》之余绪，而《汉书》承《周书》而来，更是一篇放大千万倍的“《典引》”。后来刘知几的《史通·六家篇》，则明确将《汉书》家的传统与《尚书》联系起来：“《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其次，《汉书》行文中常常透露出“大汉继周”的观念和意识。西汉时期“汉家尧后”、“汉德承尧”[31]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是血统方面，而从正统的角度来说，高祖刘邦伐无道、诛暴秦，所建立的西汉乃是继周而兴。《汉书》在年历问题上采用了刘歆《世经》“五德相生”的说法，以周为木德，汉“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也与这一观念相应。[32]班固本人也不例外，他在《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说：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其中所说的“大汉继周”，既是班固对西汉王朝的历史定位，也是“周汉一脉”观念的清楚表达。 《汉书》中的人物传记传达了同样的观念，《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载：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 《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载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吾丘寿王所说的“高祖继周”与司马相如所说的“继周氏之绝业”，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认为汉承周而来，当重振周道、兴复王业，这是汉室的历史使命。 《汉书》中多处流露的“周汉一脉”意识，生动反映了汉代人的正统观念：西汉以周为正统，以秦为闰位；东汉则以西汉为正统，以新莽为闰位。东汉时代对周之统绪的再次确认，自然是出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以神话自己源之所出。
4、“双轨制”：两汉历史的衔接问题 《汉书》将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的史事载入《王莽传》而非《平帝纪》，曾遭到刘知几的批评，《史通·编次》：“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仅是刘知几所说的正朔问题，还牵涉《汉书》叙事起止及两汉历史如何衔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班固的叙述策略十分高明，以“双轨制”的办法巧妙地实现了两汉历史的衔接。 《汉书》叙事的时间范围不仅限于汉代，如《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沟洫志》、《礼乐志》、《郊祀志》、《古今人表》[33]等起于上古三代，刘知几《史通·断限》所云“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说的就是这个情况。而班固记录汉事的止年尤其值得注意，据班固自己所说，《汉书》叙事，“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34]“起元高祖”，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从字面上来说，即是王莽被杀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从高祖元年到地皇四年，共计229年，班固所说的“二百三十年”可以视为约举成数。但“二百三十年”这个年数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值得注意。从《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文末所载来看，班固有意将西汉历史的年限划在汉元年（前206）至更始二年（24）之间： 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孺子，著《纪》，新都侯王莽居摄三年。王莽居摄，盗袭帝位，窃号曰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贼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书》叙事包括的“二百三十年”，是“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新莽十四年和更始帝两年的统治都被涵盖在内。《史通·外篇·杂说上》“诸汉史”条云：“《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事终新室”的说法，显然不尽准确。 《汉书·律历志》计算清楚的“年数”，说明西汉末年“更始”帝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的确，“更始”帝以及“更始”年号都明确地出现在《汉书·王莽传》里，《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王莽地皇四年（23）：“汉兵乘胜遂围宛城。初，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叙事中出现了“更始元年”，随后则继以（更始）二年：“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有意思的是，班固丝毫不提东汉光武帝（世祖）的年号“建武”，在文中出现的“明年夏”，很巧妙地回避了东汉。 为了在《王莽传》中完成两汉历史的衔接，班固不得不推出“更始帝”，但即便如此，他对光武帝刘秀的维护仍是非常突出的，如称“更始帝”刘玄并不称名，而是称作“世祖族兄圣公”，可见班固有意要突出东汉皇权的合法性。《汉书》关于光武帝刘秀的记载虽然不多，但非常显眼，特别是昆阳之战中的英勇表现，《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王莽地皇四年（刘玄更始元年，23）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阳、郾、定陵。莽闻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驰传至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至宛，道出颍川，过昆阳。昆阳时已降汉，汉兵守之。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会世祖悉发郾、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汉兵乘胜杀寻。昆阳中兵出并战，邑走，军乱。大风蜚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雒阳。关中闻之震恐，盗贼并起。 如何让西汉与东汉在时间上紧密衔接，是班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其中不仅是“更始”帝刘玄，还包括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汉书》中的西汉年数可能存在一个显隐并用的“双轨制”：显的是西汉帝纪，共十二世，这是一个大致的、简单的说法；隐的是西汉年历，共二百三十年，包含着“更始”在位的两年，这是班固为衔接两汉所特别采取的叙事策略。 《汉书》纪传的安排，也显示了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如“十二纪”，是西汉帝系的显性存在，而列传特别是《王莽传》则揭示了两汉历史的一种隐性链接。在整部《汉书》中，《王莽传》所占篇幅很大，将王莽从兴起到崛起再到篡位的过程一一描述出来。编年叙事的《汉书·王莽传》，并非王莽一个人的传记，其性质相当于新莽本纪，它不仅记载了新莽一代的诸多历史事件，而且许多重要人物（如刘歆、严尤等）的事迹（或者说是传记）也都被编入其中，《王莽传》可以视为新莽一代的编年体断代史。 西汉最后阶段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被记录在《汉书·平帝纪》与《王莽传》中，二者都是编年叙事，且在时间上有重合之处，即平帝即位后元始元年（1）至元始五年（5）之间。对照可以发现，《平帝纪》所载事迹少，而《王莽传》事迹多，“元始”年间叙事的中心显然是《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平帝纪》的叙事带有跳跃性，许多历史事件只在《王莽传》中被记述，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叙元始五年（5）事迹： （元始五年春正月）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 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 元始五年（5）是《平帝纪》的最后一年，叙事从春正月及闰月直接跳到了冬十二月丙午平帝驾崩，时间跨度很大。而在《平帝纪》中班固则多处运用了“互见法”，如《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元始）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语在《莽传》。”这些具体的史实多是直接在《王莽传》中叙述。[35] 在西汉历史最后阶段的叙述中，班固重视《王莽传》而非《平帝纪》，别具深意——因为班固让《王莽传》承担了两汉历史衔接的重要使命，而《平帝纪》则无法承担这一任务。《汉书》传记部分的最后三篇《外戚传》（王莽亦出身外戚）、《元后传》（元后为外戚王氏兴起之关键）、《王莽传》，步步深入，揭示了西汉之何以亡，以及亡于何人之手。除了这层历史的深意，《汉书·王莽传》的设立与写作，还承担了另外一个具体的使命，那就是实现西汉与东汉的历史衔接。正如秦汉之际的政治更嬗离不开“楚”这个环节（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项羽本纪》以及《秦楚之际月表》，承担的就是这个写作任务），两汉历史的衔接也离不开“新莽”这个过渡政权，此亦《汉书·王莽传》的使命之一。
5、自由与秩序：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 从《史记》到《汉书》，中国史学在表面的继承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书》的王朝史学取代了《史记》的人本史学，[36] 并统领了以后的两千年。 《史记》以辉煌的成果总结了以往近千年的史学，[37]它更多地是承担一种文明载体的功能。针对秦火以来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况，以及“图籍散乱”的事实，司马迁重新做了一番系统化的工作，他撰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将上千年散漫的古史系统分为五帝、三王、五霸、战国、秦汉等几个阶段，并整合中原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民族，使之形成一个明晰的时间序列，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有条理的早期中国历史，而且富有传疑精神，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史记》创制的史书体例，还为以后中国历史（史书）的扩容留下了空间——新的王朝自然成为新的“本纪”，新的编年资料可以用“表”来呈现，四周民族的变化情况可入“列传”，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典制可用“书志”来表达，这是一个富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的传统。可以说，即使司马迁之前的所有文献全部丢失，只要有一部《史记》，中国人就不会失去自己的记忆，中华文明的血脉就不会被割断。 《汉书》则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成为以后两千年王朝史学的典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得好：“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38]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编撰范式的变化。 班氏父子曾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予以批评，有的是针对具体内容，如《史记》的“疏略”、“抵牾”之处。裴骃《史记集解序》载，班固有言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39]“疏略”如司马贞《补史记序》云：“又列传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产、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恭，何为盖阙？”[40]“抵牾”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子路事与《仲尼弟子列传》之不同，这样才有了“整齐”的必要。有的则是对司马迁的思想批判，如班固言《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1]这不仅是班固一人的意见，也代表了他后面一大群儒家知识分子的倾向。其实太史公未可非也，就政治社会功能而言，“黄老”与“六经”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难以一概论其高下；游侠挑战权威，甚或以私义行公权，而处士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屈从于现有秩序，二者立身行事不同，难分优劣；至于“货殖”，则涉及不同的财富观，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观念影响下，士人羞于言利，像颜渊“箪食瓢饮”才是他们所推崇的。实则贫困并不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财富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看怎样获取它、怎样利用它。班固虽然批评司马迁，但他自己的《汉书》写作也有可议之处，南朝宋范晔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42]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对班彪、班固父子反唇相讥：“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43]这些都算是替太史公鸣的不平吧。 《史记》之后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写作，正处于儒学逐步张扬、控制整个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时期，《续太史公书》的写作者和撰述者，不仅仰于皇权的鼻息，更匍匐于圣人的思想言论之下，其思想之境界自然无法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正统论者对于思想异端往往有批评意见，而不知自身处境之可讥，这种盲目忠诚，同样是一种“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如扬雄批评“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4]正所谓后人悲前人，而不知自己之非，亦使后人复悲后人也。之后的班彪、班固虽然在细枝末节上对续《太史公书》诸家多所批评，认为他们琐屑而不成系统，而实际上他们同出一源，只不过班氏父子的文笔更典雅，思虑更周密。随着班彪《史记后传》的撰写和《汉书》文本的整齐化，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司马迁的对立面，思想也由《史记》突出的个性与自由的特征发展到《汉书》对权威与秩序的追求。但不管是哪种取向，哪种力量，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凝聚了史家的精魂，司马迁是诸子百家孕育的精魂，班固是六经独尊之后的思想结晶，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未来，在后世读者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司马迁说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又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45]这是太史公对精神不朽的追求。班固在《<典引>序》里讲到“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46]这种追求比之太史公逊色不少，但也表明了班固的态度——写作《汉书》他是认真的、郑重的。 司马迁与班固在史学上都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著作中也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建构，但二人又有许多差异，如《史记》贵求索，《汉书》重因循；《史记》文笔疏放，《汉书》法度严整等等，其根本不同在于：司马迁听从内心，追求创造、个性与自由；班固重视传统，强调服从、权威与秩序。班固的时代，封闭、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汉书》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责任，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续《太史公书》”诸家以及班彪、班固父子，都在太史公所讥讽的“拘学”者之列，论思想、论情怀、论境界，他们与太史公相差不啻千里。汉明帝诏问班固：“（《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迁赞下宁有非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47]可见对司马迁成见已深。我们尊重权威，也需要秩序，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权威是对的，秩序是好的——有时人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光，其实那并不是光而只是黑暗的幻象。 《史记》与《汉书》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史学精神，一个强调个性，注重想象；一个强调权威，注重法度；一个勇于向人的内心世界探寻，一个努力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一个尽力反对世俗和拘学者的一切偏见，一个站在学者的立场去评判历史和社会。前者带来灵性和活力，后者带来限制和规矩。[48]《史记》与《汉书》的这两种精神特质，形成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个性与自由，权威与秩序。后代史家的撰述大多是在这两种力量或思想之中取得一种平衡——更强调主观还是更强调客观，更强调自我价值还是更强调社会责任。在理想的状态下，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交替出现，一个讲求个性和自由，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威，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文化既需要创造、感性，也需要秩序、理性，二者都有超越对方之处，都有更卓越、更优秀之处。 但在真实的历史时代，影响历史编撰与写作的这两种力量，自然是强调道德感、铸就社会稳定基础的一方处于优先地位，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最终是后者稳稳占据了支配地位。《汉书》的传统至《资治通鉴》而达到极致，而《史记》的传统则再无特出的苗裔了，许多历史文献成了仰人鼻息、精神残缺的遗存。尽管有刘知几，尽管有顾炎武，尽管有章学诚，但历史传统的力量实在太大，难以扭转。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史学风尚丕变，兴起反思、怀疑的潮流，一方面有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鼓吹，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著作开始面向现实，面向自我，面向内心，出现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这些个性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旧史学的面貌。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①] （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②]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 [③]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上》。 [④] 《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纪》亦载“至建初中其书乃成”，东晋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现代学者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考证其事在章帝建初七年（82），可从。 [⑤] 关于章帝建初七年（82）班固所上《汉书》面貌之推测，笔者拟另撰专文，兹不赘述。 [⑥] 唐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下册，第339页。 [⑦] 《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 [⑧] 扶风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关系密切、渊源已久。东汉初年，班固的父亲班彪避难河西，依附于窦宪的曾祖窦融，为其出谋划策。班固的弟弟班超则在永平十六年（73）为假司马，随窦固出征匈奴，后立功西域。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则以班固为中护军，与参议。 [⑨] 扶风茂陵马氏的发达，始于东汉初年的马援。马援本来是隗嚣的部下，隗嚣派他到洛阳与光武帝接洽，马援一见光武便倾心相推，奠定了马氏家族与东汉皇室的信任关系。之后，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马援之子马防为车骑将军，马廖为卫尉，马光为执金吾。与此同时，茂陵马氏也完成了由军功勋贵、外戚豪族向文化世家的转化。 [⑩]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附兄子马严传》载马严受明帝之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 [11] 《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悬象，面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桴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 [12] 范宁《穀梁传集解》自序对此有明确的交代。 [13] 参见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第六章“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 清王闿运撰、黄巽斋校点《论语训·春秋公羊传笺》，黄巽斋“前言”，岳麓书社2009年版。 [15] 寻其究竟，以孔子为代表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篇》）的儒家伦理，当是其思想根源之一。 [16] 见袁宏《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下》“袁宏曰”。 [17] 《后汉书》卷一○上《明德马皇后纪》：“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永平三年春，……遂立为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18] 此外，关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也是章帝时期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孔僖、崔骃的例子就很典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资治通鉴》卷四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 [19] 更为形象的刻画见于班固《东都赋》，《文选》卷一《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 [20] 冯黎明《历史编撰学与历史知情权》，《粤海风》2013年第3期。 [21]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上》载班固《答宾戏》云：“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 [22]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第九章《国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23] 作为周代文明结晶的《六经》特别是《诗经》中的雅、颂部分，充溢着对周德和王道的向往之情，是周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如《周颂·昊天有成命》，传达的是周王的谦卑、恭谨和对天命的敬畏，却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来，十分高明，《国语·周语》的解释很能反映诗心之所在：“《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又如《小雅·鹿鸣》，也是一篇修辞技巧高明的作品，它把对王道的想象包裹得非常温暖，一下子拉近了人的情感，去毫无戒备地接受诗歌关于周之盛德的布道。 [24]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 [25] 见陈苏镇著《<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二章“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第三节“董仲舒的王道、天道理论及汉儒的两种德教说，中华书局2011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 [26]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述《文纪》第四”。 [27]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史书而近于子书（参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而《汉书》与《史记》有很大不同，它与经书、经学的关系更为紧密。 [28] 《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 [29] 《文选》卷四五孔安国《尚书序》。 [30] 《文选》卷四五班固《答宾戏》。 [31] 分别见《汉书》卷七五《眭弘传》、《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 [32]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载刘歆《世经》云：“武王 《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 [33] 《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诟之，其实不可厚非。此非班氏所能自为，疑出汉世《春秋》经师相为授受，意亦刘向《世本》之属也，班氏多传刘学，故裁取以入史耳。……古人为《春秋》之学者，必有名字之书，《人表》殆其遗也。” [34] 《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 [35] 只有一处例外，《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这里出现的“语在《平纪》”，是《汉书》中唯一一处。 [36] 这里“人本史学”一词主要强调司马迁关注的重点在人，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而不是以权力、权威为导向，“王朝史学”指班固编撰《汉书》的出发点主要在维护专制皇权、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 [37]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修订前言”云：“《史记》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编年与纪传兼而有之。《史记》纵贯两千余年，历经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汉，政权更迭，社会形态极为复杂，采用综合性的叙事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有关。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论，《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册，第6页。 [38] 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9]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07页。 [40]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19页。实际上司马贞所言不妥，其所举“郑之子产”的事迹和传记，已见于《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 [41] 裴骃《史记集解序》，“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册，第4007页。 [42] 《后汉书》卷四○下《班彪列传》末范晔论。 [43] 吕思勉著《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 [44] 以上两处引文见《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 [45]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46] 《文选》卷四八。 [47]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 [48] 班固在《典引》序中既讲到自己“刻诵圣论”，又讲到《汉书》“动有规矩”，见《文选》卷四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