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蒋寅丨沈德潜诗学的渊源、发展及命名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诗学研究。

虽然我将清代诗学史第一期的终结定于赵执信下世的乾隆九年（1744），但实际上从康熙五十年（1711）王渔洋病殁，诗坛就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中。尽管朝内有以查慎行等渔洋门人为主的一批官僚诗人揄扬鸿业，歌舞升平，朝外有赵执信、厉鹗等赋闲的文士诗征酒逐，商榷风雅，而朝野上下像康熙中叶那般人才彬彬之盛已不可复见。诗坛既缺乏一批众望所归、领袖群伦的风云人物，也罕见才识过人、卓荦不群的批评家。到乾隆初，南北诗坛竟只能由晚达的老名士沈德潜来支撑门户，向人们施放一个新朝右文的象征信号，不能不说是诗坛的异数，同时又像是历史长久的伏笔。

一、沈德潜的诗学渊源 沈德潜在康熙朝生活了四十九年，最初的诗学修习和批评活动也都是在康熙年间起步的。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从叶燮学诗，四十六年（1707）与张岳未、徐龙友等朋辈创立城南诗社，到五十四年（1715）编选《唐诗宗》，两年后编选《古诗源》，相当一部分诗学业绩在雍正改元前已完成。而《说诗晬语》、《明诗别裁集》也分别在雍正九年（1731）和十二年（1734）编成。说沈德潜六十岁时“已是成就很高的诗人和诗学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放在康、雍诗学中讨论。事实上，除了《杜诗偶评》和《国朝诗别裁集》，沈德潜的主要诗学著述都应该放在前一阶段论述，他最终没能成为康熙诗学灿烂的尾声，而成为乾隆朝诗学平凡而沉着的引子，只能归结于他的晚达。沈德潜的戏剧人生，由此可清晰地划分为四幕，青年求学时期、中年馆课时期、晚境腾达时期和暮年归田时期。 沈德潜生活的吴中，是个思想多元、讲学风盛的地方，同时有着深厚的诗学传统和广泛的习诗人众。在他的青年时代，有三个人物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分别是叶燮、许廷鑅和王士禛——一为师，一为友，一为精神偶像。 沈德潜自26岁受诗学于叶燮，故平生“论诗宗旨，全本横山叶氏”。沈德潜早年所刊《一一斋诗》，让我们藉以窥见青年沈德潜从叶燮受诗学的一些具体内容。此集前有叶燮一篇短序，出于对明代以来“诗以道性情”已成诗家之滥调而变得空洞化的感受，叶燮通过强调眼界的重要，希望诗坛能对诗歌的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沈德潜《说诗晬语》发挥师说曰：“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由此可见，所谓眼界就是判断力，也就是足以别是非、审雅俗、于诗史传统有正确取舍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便是从广泛考察古今诗歌中获得的。然而他对诗歌的认识并没有仅停留在叶燮自成一家的主张上，沈德潜明显已将老师的得理事情之工拙优先扭转到得风人之旨优先的方向上来，为他日后正统观念的高扬埋下了伏笔。 沈德潜少年交游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即与他齐名的同里才子许廷鑅。廷鑅（1677-1760）字子逊，是王渔洋诗友许虬从子，著《竹素园诗》八卷。他是沈德潜青年时代的畏友，无论才情、气魄和影响力都不在沈德潜之下。有这么一位朋友及另一位不为南宋诗风气所动的陈耻庵在身边，沈德潜独宗唐音的主张与之不可能无关。 另一个在沈德潜青年时代的学诗经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是前辈诗人王士禛。因倾慕王渔洋的名望才学，沈德潜三十多岁时曾两度驰书致意，蒙渔洋裁书作答。康熙四十二年（1703）九月，七十七岁的王渔洋作札报谢叶燮寄《已畦集》，提到“贵门人远书下问，陈义甚高”。在寄尤珍的书札中，渔洋也称道“横山门下尚有诗人”，沈德潜闻之感奋自励。及闻渔洋之讣，曾感赋四律寄哀，有“三百年来久，风骚让此贤”之句。沈德潜平生论诗以雅正为指归，被认为“作诗自汉魏至元明皆为别其流派，一归于和动顺成，得风雅之传之正”，同这段与王渔洋的特殊渊源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中年的诗学沉潜和理论准备 年过而立的沈德潜愈益发愤自励，致力于诗学。他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沿着王渔洋开辟的道路，继续完成前者未能实现的目标，包括重新确立雅正的艺术观念，重新塑造格调派的艺术理想，重新确立唐诗的典范地位，重新建构古典诗歌的传统和经典序列。这全方位多层面的努力，是通过撰写诗话、编纂选本、评点专书等多种形式全面展开、齐头并进的。在体得王渔洋诗学的兼综包容精神之余，沈德潜也没有忽略其趣味化的缺陷，这使他对王渔洋诗学能持一种理性的吸收、改造并举的态度。整体而言，沈对王的接受和改造主要集中于神韵论和声律学两个方面。 沈德潜对神韵的吸纳和改造，直接表现在艺术趣味的拓展。在《说诗晬语》里他还只是揭示王渔洋编《唐贤三昧集》的旨趣所在，到晚年重订《唐诗别裁集》时，便发挥宋荦的看法，指出了王渔洋以神韵为取舍的局限：“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余因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唐诗别裁集》最终以更被广泛认可的包容性和经典性取代《三昧集》而成为清代最有影响力的唐诗选本。 沈德潜对王渔洋诗歌声律学的接受，主要是在古诗声调说方面。《说诗晬语》卷上有云：“歌行转韵者，可以杂入律句，借转韵以运动之，纯绵裹针，软中自有力也。一韵到底者，必须铿金锵石，一片宫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调也。不转韵者，李杜十之一二，韩昌黎十之八九，后欧、苏诸公，皆以韩为宗。”这显然是承其师叶燮之说，而又吸取了王渔洋论古诗声调的见解。 王渔洋诗学虽被门人和后学贴上神韵论的标签，但其诗学最突出的特征实际是兼综性和包容性，沈德潜诗学明显承传了这一倾向。如果说以明七子为代表的格调派可以说是一种古典主义诗学的话，那么沈德潜诗学相对来说，就可以称为新古典主义。从远说它是对明代格调诗学的改造和重建，从近说是对清初以来钱谦益、王士禛诗学流弊的矫正。 明代格调派的复古主张因流于模拟而在清初遭到严厉的批评，作为艺术典范的杜甫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这是沈德潜所见诗道之衰中最触目惊心的事。杜甫正宗典范地位的逐渐丧失在他看来是当前诗道沦替的一个重要标志，造成这一趋的主要责任人就是钱谦益和王渔洋。 尽管这些问题在观念上早已厘清，但回顾以往的诗论史，他感觉诗学观念的破和立对于现实经常是乏力的，往往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仍为一介诸生的沈德潜，不仅怀抱着与他身份不相称的雄大抱负，也将踏出一条异于前人的诗学路径——以格物致知的自我修养和建设性的确立典范为主。不仅要重新确认杜甫的典范性，还要重整古代诗歌的传统和经典序列，为此他撰著《杜诗偶评》，编纂《唐诗别裁集》、《古诗源》、《宋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明诗别裁集》等前代诗歌选集，编录《说诗晬语》，陆续刊行问世。这些业绩都完成于康熙后期至雍正间，在潜心研习的同时，也完成了诗学的自觉建构，形成他中年在诗学上的深厚积累，同时确立起他作为诗论家的声望。

三、由边缘走向中心 到雍正末，沈德潜的诗学涵养和见识已具备成为诗坛盟主的条件，但他的社会身份还只是个年过花甲的老诸生。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仅凭才名毕竟难以称雄诗坛。如果说白衣之时，还以“草野之士，有言不信，姑待诸有名位者”，与同道相勉。那么到科举成功，以望七之龄深蒙宸眷，沈德潜就不能感奋异常，亟欲有所报效。 雍正、乾隆之际，沈德潜作为“东南之鲁灵光”，诚可谓“诗坛耆硕谁与比”。在京为官十年间，他歌咏升平、赓和御制，乃至为高宗润色诗文，校正《御制诗集》，又与王居正同编《本朝应制和声集》等等，虽然并没什么特别引人瞩目的建树，但“四海尽知名下士，九重亲唤老诗翁”的优渥荣宠，还是给他平添一轮诗坛宗师的光环，自然地成为台阁诗人的领袖和提倡风雅、维持诗教的盟主。一股不断增强的领袖意识，使他时时以君临诗坛的姿态对当代诗歌创作提出尖锐的批评。 乾隆十四年（1749）告老归吴后，沈德潜除了在高宗南巡时接驾、赓和御制，校订御制诗集之外，还在十六年出任紫阳书院山长，指授门生，提携后进，持续地发挥影响。通过这些新隽入朝，他继续保持着对京师文学风气的影响力，成为诗坛不折不扣的山中宰相。 沈德潜毕竟年届耄耋，尽管来自朝廷的恩宠络绎不绝，他的诗学活动终究渐趋消歇。平生论诗之友二十余人，存者寥寥，常日仅与翁照、周准、盛锦唱和。在诗学的舞台上，沈德潜已快谢幕，而春秋正富的袁枚还刚登场，他也未必知道年暮的沈德潜诗学观念中微妙的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十四岁的沈德潜序郭家驹诗，表现出对独创性的高度推崇和对格调理想的淡化，这与从前沈德潜所欣赏并推崇的境界已有一点距离，与其说是与时俱进的蜕变，还不如说是老境的归真。 暮年的沈德潜，除了评刻盛锦《青嵝集》，为这位“搜奇天许作诗家”的亡友谋求不朽，平居所努力从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编纂《国朝诗别裁集》，二是修订《唐诗别裁集》。前者倾注着欲为本朝前辈诗家盖棺定论的历史责任感，后者凝聚了他晚年的艺术领悟和趣味澡雪。

四、格调派之命名

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吴中诗派，后来分别被与厉鹗浙派及袁枚性灵派对举。浙派和性灵派一起于康熙末，一起于乾隆中，对应了吴派的前期和后期。后期吴派的沈德潜被称为格调派，据陈国球考察，源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称沈德潜为“温和的格调派”。后来郭绍虞、吴宏一径以格调说命名沈德潜的诗学，很可能受到铃木虎雄的影响。但如此定位恐怕是有问题的，沈德潜诗学留给人们的印象，或曰风格，或曰风调，或曰格律，多少有点出入，即使归纳而强名之格调派，也是一种新格调派，我更愿意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格调派这出自后人的命名非但不足以概括沈德潜诗学的主导倾向，甚至还会使某些更为本质的特征变得模糊。 “格调”二字经明七子辈的尊崇和磨砺，在清初已与性情形成尖锐的对立。所以清初诗学的大趋势就表现为张健所说的由格调优先转向性情优先。在这一过程中，格调说作为诗学的基础内容实际上并未被弃置不讲。王渔洋诗学便暗中吸收了格调说而加以改造，使炙手可热的格调仿佛在神韵论中淬了火，虽降了些温却变得更为坚韧。沈德潜诗学的发展没有脱离时代思潮的主流，只不过由主性情折向了重教化的方向，所以门人都说“归愚师论诗云去淫滥以归雅正”，即以古典主义的正统价值观——雅正为旨归。 事实上，沈德潜虽然名高望重，为当世所尊崇，但身后遭误解也很深。郑方坤称“归愚积学工文，古文词跌宕夷犹，谨守尧峰家法，无敢逸出范围”。沈德潜明明师从叶燮，而叶燮与汪琬同时讲学吴中，乃是针锋相对的竞争对手，这里称沈德潜“谨守尧峰家法”，殊不解何谓。到清代后期，论者对沈德潜诗学多予好评，不像刘若愚那样以“语多老生常谈，鲜有创见”一语蔽之。当代学者对沈德潜诗学的研究益趋细致，相关论著也明显多于清代其他诗论家。除了批评史、诗学史的概述外，吴宏一将格调说归结为诗以载道、重比兴言法律、以才济学三点，未出青木正儿的论断范围，倒是指出沈氏“继承其师叶燮以‘才、胆、识、力’中的‘识’为第一之说，而以‘学’代替了‘识’”，预示了乾隆学人诗风抬头的趋势，颇有见地。胡幼峰将沈德潜论诗宗旨概括为倡诗教、明诗道，主含蓄，反浮艳，从诗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方面一一做了梳理。近年的研究论著，如王顺贵在格调论的历史展开中讨论沈德潜诗学的意义，王炜对《国朝别裁集》编纂的深入研究，王宏林通过几部诗选对沈德潜诗学发展阶段的细致勾勒，特别是注意到沈氏晚年对宋诗的接受，都为我们深入剖析沈德潜诗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大大限定了后人所能开拓的学术空间。我略觉可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是对沈德潜诗学理论品格和历史地位的论定。在这方面以往的结论还有一些值得重估的地方，但限于篇幅，本文已无法展开。

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126-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