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中的知识人与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

随着汉帝国的瓦解，中国陷入了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即所谓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国家长期分裂，异族大举入侵，政权频繁更迭，战乱绵延不绝，对广大民众来说可谓是黑暗时代。而传统史家素重正统之义，合天下而为一者方可谓之正统，魏晋南北朝始终处于分裂混乱状态，不能归于一统，故而被贬为闰位，加上其处于秦汉和隋唐之间，在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光耀之下，更是被视为中国史上非正常的失败时代，为人所轻。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川胜义雄所著的《魏晋南北朝》从他者视角研究这段历史，其主旨即如其绪言中所说，将魏晋南北朝定位为“华丽的黑暗时代”，即在政治上分裂黑暗的同时，绽放出了灿烂的文明之花。

本书之所以提出如此论说，很大程度是基于文明比较产生的问题意识。其要络有二：

一是中日比较。川胜义雄作为日本学者，有意识地将日本历史与中国历史进行比较，故而提出：在以武力称雄的六朝乱世，为何武士无法像在日本一样，崛起成为稳定的统治阶级，而最终非得依靠文治，向文人贵族转化。

二是中西比较。川胜义雄对西洋史颇有造诣，他有意识地通过与欧洲史的比较来定位魏晋南北朝，将之与欧洲史上的中世纪重叠起来，故而提出：曾经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何以在遭遇北方“蛮族”入侵时，其高度文明土崩瓦解，就此沦入黑暗时代。而同样是异族入侵建立政权，并引发长期混乱，但中国的古典文明不仅没有断绝，反而一边引入胡族性元素，一边“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

概言之，川胜义雄所提出的课题乃是以文治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何以深具一贯性与强韧性。本书的结构也体现出这种以文明比较为主线的研究进路，没有过多纠结于具体史事，而是以提炼出的“贵族制社会”等概念统贯全书。

所谓“贵族制社会”，即“被称为贵族或豪族的社会阶层广泛存在，成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核心性阶层”，这大约相当于中文世界中的“门阀士族”。书中以汉末为贵族制社会形成的序曲，认为这一时期的土地兼并引发贫富分化，豪族由此崛起，以财力和武力为后盾，加强对周边的控制，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秩序。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以自耕农力量为支撑，力图维护这一乡村共同体秩序。混乱的时局中，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都是将公权力私权化，加剧整个社会的豪族领主化倾向。而具备儒家教养的官僚和知识人则对前者展开抨击，形成了一批世所公认的“名士”。

随着乡村共同体秩序崩溃，汉末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以此动乱为滥觞，走豪族领主化路线的人物与对其加以抵抗的知识人相互妥协，后者逐渐形成了作为权力中介层的“士”阶层，并发展为新时代的贵族。魏取代汉之后，创造了“九品中正制”，这套原本是意图以贤、德为标准的制度，最终被用于巩固贵族阶层，最终导向了贵族制社会。“士”阶层的形成和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从制度上封锁了武人领主阶级的形成，打开了通往文人贵族统治体制的道路。

西晋灭亡后，华北的贵族衣冠南渡，当时落后的江南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知识阶层，于是接受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基于乡论空间中的人物评价来构建政治性、社会性的金字塔秩序”的观念，华北的贵族制社会于是在江南再生。此后，书法、美术、文学、哲学等在从东晋到南朝的漫长时间里取得了繁荣。由于东晋执政者无法在西府和北府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保持平衡，以刘裕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代寒门军人逐渐掌握实权，贵族失去了支配军队的权力，江南货币经济的发展，又削弱了贵族的经济力量，加上侯景之乱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动荡，名门贵族已今非昔比，曾经煊赫的谢氏也就此没落。尽管在陈朝仍有若干贵族居于高位，但他们已无实际影响力，而不过是壁花一般的文化装饰。

而在北方，随着西晋陷入内乱并最终灭亡，匈奴、鲜卑、羌、氐等异族纷纷涌入，开始建立各自的国家，即所谓“五胡十六国”。这些北方民族大多沿袭了游牧社会传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但在进入汉文明传统中心地域后，统治者开始接纳汉文化。在宗室性军事封建制的撕扯下，这些国家的宗室往往陷入彼此残杀，统治秩序崩塌，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因此很多此类国家存续时间很短。

鲜卑建立的北魏相对成功地完成了将国家改造为华夏式贵族制国家的工作，汉族知识人在异族统治的艰难处境下，竭尽所能地维持华北农村社会秩序的那些名门望族，在孝文帝时代，北魏对当时胡汉双方社会中的贵族制等级秩序进行整顿，即所谓“详定种姓”，确定了贵族的门第等级，试图以社会上层为核心，打造胡汉统合的贵族制社会。然而这一模式抛弃了作为北魏军事力量支撑的下层北族军人，尤其是被配置于北方边境的军人，因此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最终导致“六镇之乱”。北魏因之分裂为北齐和北周。最终，北周以及延续其血脉的隋完成了统一，北魏至北齐传承下来的制度与南朝发展了的制度融合，最终形成了隋唐制度。

在作者看来，此时的汉文明无疑是东亚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文明在变乱中，在北方则与胡文化混合，在南则向江南传播，在西则流入西域，在东则流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引起了东方异族各自建立国家及接受华夏文明，影响了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的文明进程，促成了以华夏文明为共通要素的东亚世界的形成，可谓未来隋唐时代东亚中华文明圈的先声。在此数百年间，文人贵族阶层——类似中世纪的教会成为了文明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正是他们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在变乱的时世中努力维持儒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故而“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虽然经历战乱，这些知识人仍然坚持对学养的重视，为延揽这些知识人群体，最终导向隋唐帝国以科举制开科取士。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这最终在宋代催生了真正新型的读书人阶级。

虽然是概说性作品，全书却并未采取教科书体例，而是充分体现了川胜义雄对魏晋南北朝各种史事作出的整合性解释。川胜义雄没有过多在意这一时代的政治得失，而是以文明论的视角鸟瞰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讲述了中国知识阶层面对文化冲击，努力维系文明的“厚度与韧性”。对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文化多是采否定立场的我国读者来说，这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之说。而在书中他经常采用的比较手法，也使得读者能较为轻松地理解其阐述要点。如以日本战国时代的“下克上”来讨论南朝寒门的反抗，以美国西进运动对照公元3-4世纪汉族向江南的推进和开发，以二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对照江南豪族对中原“乡论主义”的接受，等等，增添了阅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