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性的媒体

这本书非常好，是我至今看过的跨学科对话最好的书，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强烈推荐。

这本书以“现代性”为主轴，从社会学出发，自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吉登斯正式提出“现代性”，再到后现代性。作者梳理了各路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着眼于不同的研究结构，并对现代性作出不同的反省与前瞻，他们或乐观，或悲观，又或饱满革命精神。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媒体现代”这一理论框架，将媒体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主体，这也符合媒介中介化研究与媒介物质性的热潮趋势。

值得探讨的是，我们总是在讨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也称“第一现代”与“第二现代”，无疑，吉登斯将现代性分为四大制度维系：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管与军事力量，即福特主义工业发展、组织化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与暴力统治，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而第二现代则为个体化、流动化、符号化、全球化特征，人类步入风险社会、流动社会，在个体化的同时也面临身份认同的崩塌和社会团结的重建。这是学界的共识。

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诸如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袭来之时，或在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人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间不断徘徊，现代性的民族性、权威与监管等特征再次充斥于后现代性社会。有一位台湾学者曾将社会分歧分为以下四种：群体认同（族群或宗教）、政治形态（权威或民主）、经济分配（左或右）、社会文化（保守或多元），人类在全球化之前主要解决前两种分歧，但已被视作处理妥当的前两项分歧再次被召唤到今天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分歧。这个社会的现代性进展是怎么样的？

所以，现代性这个概念是复杂的，人类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发展的不平衡阶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当今社会所常见的问题与状况。所谓“第一现代”并未消亡并仍发挥作用。

言归正传，在梳理了现代性之后，作者提出“媒体现代”的力量，将其动力依然视为反思性、时空分延与抽离，四种制度性维系则为：（非）组织化资本主义、（跨）国家力量、（去）工业主义与宏观/微观传播，分别对应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因素。其括号的存在也为上述我的疑问做出回应，该理论具有弹性和不平衡发展的解释性。

在此理论下，传播学与社会学产生对话并找到自己在现代性发展中的位置，为其赋予学科价值。媒体作为一种文化理论，与经济、政治、科技互为影响，成为一种建构社会的力量，体现媒体本身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