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的史学光谱

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这本书的标题便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要揭示普遍的历史学背后更深层、更普遍的东西。怀特在开篇便应用巴什拉的名言：“人能所知者，必先已入梦”，其意就是有些东西是在历史学家工作之前便预设好了的，预构行为便使得历史学家编纂的历史具有了诗学的特征。海登·怀特的这本《元史学》就是要在历史工作开始前的预设层面进行分析与论证，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

《元史学》对于历史的初学者来说实在晦涩难懂，在浅薄地理解了怀特的元史学概念后，我将怀特的元史学理论类别为化学，并用我自己的“光谱”理论来理解怀特的理论。在化学中，通过光谱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被观察分析的物质中的化学组成；同理《元史学》中的“元”字，我想或许可以理解为化学元素的“元”，二者都表示了组成它们最大个体的最小的单位，怀特在《元史学》中的工作就是分析史学家编纂的历史作品的光谱，找到历史学科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元”。可以这么说，化学的不同元素通过各种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化学物质，进而组成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那么，在怀特看来，元史学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史学家的独特的编纂风格。那么，在读此书时，我们必须要搞懂怀特所说的元史学有哪些“元”，这些“元”是如何在史学家的历史编纂中体现的，“元”与“元”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不难从书中看出，怀特的理论有着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一开始，怀特将历史论述分成了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怀特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在怀特的“化学物质”中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大的两个“元”，或者更进一步来说，编年史和故事这两个“元”甚至可以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元”——历史史实。因为史学家的研究都必需建立在最基本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是回答史学家在研究编年史和故事中发现的问题的方法。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在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模式的“元”下，怀特都为它们更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即更小的“元”。三种模式下的十二个小“元”列表可以计算出至少可以又六十四种不同的编纂风格，但史学家并没有将这六十四种编纂风格完美覆盖，怀特认为每个大“元”下的四个小“元”对于其他大元下的小“元”亲和力不同，同样，化学中，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强弱也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亲和力的不同导致多种的元素只能以相对固定的化学键出现。并不按部就班的史学大师总是要将本不协调的三种不同小“元”结合在一起，但这样的方法却展现了惊人的效果。怀特认为，正是历史的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诗性基础之上，史学大师们借助于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创造出了最终的一致性和融贯性。我想，就像化学家合成新的化合物一样，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就类似于催化剂，降低了组合三种不协调小“元”的活化能，使得史学大师的史学理论能在不协调中找到一致性和融贯性。在怀特的理论中，这些创造性的过程中都有诗性想象的参与，“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史学家设定好的分析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的问题就是他接下来需要用自己的历史编纂方法来阐明的。

怀特接下来对于他前面叙述的三种模式的搭配组合还进行了简化。他用文学批评的四种比喻来对应他认为的四种常用的搭配策略。怀特提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的比喻方式是建立在历史的诗性基础上的。怀特在书中并没有阐明这个前提，却在论述中直接以语言学来类比历史叙述原则。运用这种比喻理论，我们就有能力将某个特定时期内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分类阐述。这四种比喻方式也可以类比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元素论，土、水、气、火，每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本质属性，四种元素是同等重要的。怀特强调了反讽的元比喻性质，给了反讽更加优越的位置，这有别于元素论。“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式的”，“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看上去标志着思想的升华”。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论，怀特的“元史学”并不能自圆其说，有失严密性，用怀特自己的话来说，《元史学》也是一种诗性想象的产物。

但我们可以说怀特的“元史学”假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只是他的“光谱”分析出了一点小差错。我之所以可以将“元史学”理论类比化学理论来理解，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满书的诗性解释中的理性成分，化学是理性的科学，将世界万物划分成不同元素组成的原子也是理性的科学理论，化学家致力于对更本源的物质构成的探索也是理性的驱使。同样的，怀特提出“元史学”这个概念本就有其理性成分，更进一步说，是“元”这个概念在历史学中的提出就有将理性结合进其诗学本质的意识。我们可以批评怀特在对历史学“光谱”分析时出现的谬误，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这种诗性与理性的结合是怀特在《元史学》中作出的一次积极的尝试，其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试图构建史学理论的新体系，将历史学领进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