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断断续续读了近三个月，全书将近九百页，也是迄今为止我完整地读完的最厚的一本书。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去年的古典文献学课上，当时老师介绍束景南先生时提及了他研究的三大特征，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的研究对象是一流的，除了研究朱子和理学之外，还有研究王阳明和心学的《阳明大传》。二是找前人没有的资料，搜辑考订了散见于经史子集包括往来的书信、方志金石、图书法帖、题刻碑铭、佛经道藏的有关朱熹的各种资料，这些是传世文献中未收的轶文，从这些材料出发研究朱熹的生平事迹、交游出仕情况、思想学术才能还原朱子的真实面貌吧。三是学科有科普性，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不局限于学术圈中仅供科研，而是为国人提供一个了解朱熹以及朱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途径。二三两点其实和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方法相似，原来束景南先生的老师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的高足。 全书以史传的方式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叙述，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丰满的朱子形象，原来我们对朱子的误解这么深……未读此书时，我对朱子的印象大概还停留在后世对朱子的神化中，在封建帝王的倡导下，朱熹成为万世圣人与偶像；或者很多人觉得朱子是禁欲主义的教主，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单纯地将他的理学思想看作是客观唯心主义论，正如作者所言，“他们从镜子里照见的只是自己的影子罢了”，朱熹成为后世宣扬某种主义的工具。而作者在整理了朱熹的诗文书札并进行了轶文系年的基础之上才动笔写传，从多维文化视野的角度展现了朱熹试图用他的性即理的理学思想体系救赎人性和社会的悲剧的一生，他沿着“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和“分殊体认”的工夫论展开讨论，理并非悬空的飘渺的存在，而是具体体现在日常的事事物物中，因此即事即物体认自然之理，这是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一面；同时为了做到格物求理，又要求主体之心虚静专一，提出心的主敬之说，以正心诚意为根本，这是向内的虚心静思的工夫，向内和向外的结合体现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这是朱熹的核心思想。这实际上是以人性复善为旨归，要求上至君主下至平民进行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但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就会使得这种人本主义道德力量难以阻挡世俗诱惑，这种矛盾造成了他道学自我的二重分裂，一方面在人性异化的社会中呼吁复归善，另一方面又执著地把一些有悖于人性的封建道德当作最人性的东西去践履，这种人性与非人性的对立难以达到朱熹建构仁政王国的愿望。 但朱熹并非只知埋首著书的腐儒，在浙东、长沙、漳州做官时，他都为百姓考虑，将他的道学思想转化为现实政策，他的奏事往往有思想总结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提现他作为道学诤臣的风采，他将自己磨砺的理学之剑对准南宋腐败的官僚制度，不仅洞察了由千年传统文化腐生出来的扭曲的做官心态以及各种官僚机制下的不治之症，还敢于以自己的行动对抗豪强猾吏朝奸，虽然每每以失败告终，但绝不屈服。晚年在阴冷黑暗的庆元党禁中依然坚持思想求索与著书立说，这些不能不令人感动。 关于朱熹生平的许多重大问题作者都是根据确凿的材料详加考辨后得出结论，纠正了历史上的许多错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的案件，由于涉及到严蕊，之后的洪迈以小说家的笔法构想了严蕊创作《卜算子》一事，作者细细分析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洪迈构造的心理动机（与朱熹的矛盾是道学和反道学的政治矛盾与文化矛盾），犀利地指出唐严才子佳人式的悲欢离合与大量真实材料在时间和地点上的无法对应，一层一层剥落了事情的真相，《卜算子》的作者实则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而严蕊作《卜算子》后世无聊文人与宫廷弄臣虚构出来的风流韵事，洪迈的真实目的是将矛头指向与朱熹的太极之辨，作者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更让我信服。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除了正文之外还有大量的注释文字附于页后，这些注文的考辨更让我们看清历史事实，而且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一点是根据朱熹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互见式的考证，体现在考定“中和四札”的年代问题上以及中和旧说、新说的思想承继关系上，全面展示了朱熹从出入佛老时主悟到师事李侗时主静再到接受湖湘派影响时主敬思想的演变过程，这真的需要很深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