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宁恨毋悔

1.

世界上所有需要某种技艺的行业，其从业者大概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天赋型选手，一类是努力型选手。比如说经营企业，马斯克属于前者，横跨能源、汽车、航天、人工智能几大风口，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雷军属于标准的中国式劳模，几乎一直与风口擦肩而过。产品学苹果、模式学腾讯，甚至连发布会的预告片都是从刘德华那儿借鉴的，颇有些江郎才尽的苦命意味。再比如说科学研究，《生活大爆炸》的谢尔顿是一个智商180的理论物理学天才，瞧不起实验物理，认为霍华德毕业的MIT等同于蓝翔技校。

如果说到音乐、电影这些艺术类行业，例子就更多了。哪位歌手是老天爷赏饭吃，哪个导演勤勤恳恳但作品总是不尽人意，这些观众心里都清楚。

这个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文人。大多数人写书，就像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状态，整个人被彻底榨干，作品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生命。只有少数的天才，比如麦克卢汉，能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创作。他把自己的学术访谈发表在《花花公子》，从来无视学术规范，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上出镜只是为了嘲讽默顿（著名社会学家）。

才华横溢当然是财富，但有时候也是一种诅咒。明代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自幼誉为神童，而主考官故意让他在第一次科举考试落榜。据说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人如果年少进入官场，无非是多了一个风花雪月的文人，却长久地损失了一个治世的能臣。所以张居正苦心志、劳筋骨、藏锋芒，避免了唐伯虎式的天才悲剧。

其实仔细想想任何天赋都是一种缺陷，只不过在合适的时代被用在合适的位置，就成为一种特长。假设一个人极其擅长滑雪，但其他能力却很平庸，在没有冬奥会的年代，ta恐怕只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杨绛说钱钟书“痴气”，从缺陷的角度看，他19岁高考数学15分，严重偏科，在牛津又沉迷侦探小说，导致暑假补考。从才华横溢的一方面看，一本《围城》奠定了此后七十年的文坛地位。根据诺奖官方每年解封的五十年前的提名显示，1972年前（只解封到这年）获得过提名的中国作家只有胡适和林语堂，然而《围城》一骑绝尘的语句修辞、精妙的人物塑造，是完全超出诺奖水准的。

我小时候还看过一个故事，钱钟书去参观国会图书馆，同伴都对海量的藏书赞叹不已，唯独钱先生却说：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要看的书。

这不仅仅是开玩笑。对于努力型作家来说，广泛地阅读经典是为了学习如何写作。可是对于天赋型作家来说，阅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提醒自己避免像已经存在的经典那样写作。“优秀作品一旦产生，就占据了特定的表达方式，剥夺了别人再度运用这种方式的权利。”于是李白、杜甫们从《诗经》《楚辞》走出来，见天地，见自己，见众生。钱钟书看透了众生。

2.

毫无疑问的天才作家钱钟书，自己对《围城》却并不满意。在1980年的《重印前记》里他就讲到，《围城》写完后就深感不满，后来就抽空写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结果在搬家途中，这部新书的草稿不幸遗失了，后来就再没动笔，成为了永久的遗憾。

乍一看，钱钟书显然有凡尔赛的嫌疑。世界上大多数的书，往往是一千句废话里有一句精彩。如果能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一，这就算是佳作了。而《围城》恰恰相反，十句精彩里只有一句废话，常常让做笔记的学生无从取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钱钟书谈谣言：

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

谈好人：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谈住房：

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戴壳的蜗牛，随身带着宿舍。

谈婚姻：

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

谈大学：

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

谈缺点：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谈相亲：

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

谈思念：

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

谈骂人：

司机骂着车，好像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

谈战争：

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潇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

当然还有那句著名的，谈“围城”：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摘了这几句之后越发后悔，因为但凡摘录，碰巧读我这篇笔记的人就可能觉得精华都在这里。但《围城》完全不是，《围城》是没法对人转述的，每个情节甚至每个段落都是精华，百闻不如一见。

《围城》的人物和情节刻画不需要过多夸赞，方鸿渐、赵辛楣这些名字对大多数中国人都早已家喻户晓。我从年初开始完整地读原著（惭愧），读完之后又从头再读一遍，惊叹之余，隐约觉得《围城》在整体结构上并不完美。就好比弹琴，每个音都用尽全力，弹出来的曲子未必好听。另外，方鸿渐的三角关系、前往大学的旅途、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以及结婚成家回到上海，几乎成为割裂的独立章节。尤其最初和唐小姐的交往，在后面几乎没再提及。

如果说《围城》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应该没人能提出异议。但如果说《围城》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就存在辩论空间了。我想钱钟书对自己表达的不满，一部分应该就来源于此。

当然，对于钱钟书这种天才型作家，写作《围城》似乎毫不费力。钱钟书写书是“随便抖抖，却也不是为了炫耀”。“家学渊源的子弟身上所带有的那种纯粹干净的读书人的气质，就像贵族气质一样，不是猛读几本书就能够练就的。”就像女明星发微博，那几个真的“天仙”，好像并不怎么会自拍，也很少修图。反倒是天天营销自己千年不遇的“暴发户”们，用尽了包装手段。

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活成大多数的人，我们都不是天才或天仙，一些投机取巧和故弄玄虚是应该被允许的。

3.

说完总体结构，最后探讨一下《围城》是不是“底色悲凉”的问题。

从感情线索看，《围城》是个彻头彻尾的bad ending。赵辛楣没能追到苏小姐，苏小姐没能嫁给方鸿渐，李梅亭、陆子潇没能抢到孙柔嘉，汪处厚和汪太太的婚姻也并不幸福。方鸿渐最倒霉，被鲍小姐玩弄，被唐小姐误会，等到真正结婚，却恰巧印证了那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真理。全书结尾，方鸿渐一个人卧倒在床，想到五个小时以前双方还期待着和好，“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从人物塑造看，《围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钱钟书求学多年，见惯了人间百态。后来西南联大邀请他回国教书，大师辈出、风云集会，但光鲜表皮下到底体现了多少“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很难为世人知晓。总之，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回到上海。时局动荡不宁，杨绛回家操持生计，钱钟书似乎是把积累的一肚子怨愤、一肚子冷笑全部塞进了《围城》。在这本书的某些段落能明显看出，明明情节已经饱满，但讽刺的妙句仍然滔滔不绝。

七十年世殊事异，但知识分子的算计、小气、贪婪，学校的种种虚伪乱象，却和民国时代别无二致。所谓经典就是这样，钱钟书不留情面的批判放到今天毫不过时。

但是，我不认为《围城》“底色悲凉”，有两个理由。首先是钱钟书本人家庭和睦、事业丰收，不可能从根本上厌世。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是个神话，“遇到你之前从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结婚没想过别人”。杨绛在《我们仨》里更是记录了钱钟书对女儿的感情，他拒绝生二胎，理由是不能分走对女儿的爱。

也有人会反驳说，悲剧也可以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作者的生活、价值观和故事本身没有直接关联。那就涉及到第二个证据，就是对唐晓芙这个角色的处理。

《围城》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结局，唯独唐晓芙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孩，这个干净的、独特的存在，在人与时间的洪流里消失无踪。每一代人都为方鸿渐、唐晓芙的“方糖cp”扼腕叹息，我们都在问，如果苏小姐没有从中阻挠，如果方鸿渐在雨里多站一分钟，甚至如果佣人没有误会电话的来源，是不是一切还能挽回？为什么作者跟方鸿渐过不去，一定要把最好的错过呢？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围城》就像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来的东西无比邪恶，但底色还是希望。恰恰就是因为阴差阳错的存在，方鸿渐这个懦弱、善良、优柔、潇洒的矛盾角色，保留了对爱情的向往。他嘴上说“不管你跟谁结婚，总发现娶的不是原来的人”，但毕竟唐小姐是那么与众不同，没试过谁知道呢。假如真要突出“围城”的含义，让方鸿渐追到唐小姐然而婚后并不幸福，这样的故事该多绝望啊？

所以我就想明白了唐晓芙为何最终也没有再度登场，为何没有与方鸿渐相逢，为何对于她的婚姻、家庭再没有任何交代。钱钟书的人生观是这样的，正如杨绛在附录的倒数第二段所说，大意是：“一个东西要想做却没做，那只会有遗恨；做了却做的不好，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我宁恨毋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