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为什么长大》这本书围绕着“成长”这一哲学主题，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人的幼年、童年、青年、成年这几个阶段中人的成长状态，讨论了我们对世界是怎样（实然）与世界应该是怎样（应然）这两者的理解是如何受到各种经验的深化或阻碍的。理性和经验以何种方式影响长大成熟，是贯穿本书的主题。本书认为，成长本身就是一大理想——一个很难完全实现但绝对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 本书的写作特色在于文本由多位哲学家或人类学家的观点穿针引线，如洛克、卢梭、康德、斯多葛学派、黑格尔、莱布尼茨、尼采、阿伦那、波伏娃、古德曼等等，有时感觉这些巨擘的声音都要盖过作者的声音，读着读着，一不留神，就会有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感觉，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而当我准备参考作者本人的观点时，竟然发觉我身边没有作者——我，迷失了，或者说，也许作者压根就没有跟过来，就是把我送出了海，我跟着远方似有若无的象牙塔上的微弱灯光，自己不知不觉地划向了海的深处，我看见了一座又一座看起来都瑰丽无比的岛屿，辨别不出来哪些是实实在在的海上绿洲，哪些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索性就这么看着，看到兴致上来也依样画葫芦一样给这些岛屿画个轮廓。就这么漂着，直到上了岸，仍觉云里雾里，只看着一地湿漉漉的水痕和只有轮廓没有细节的勾勒，才觉知到自己刚刚确实漂洋过海，看到了虚虚实实的哲学的岛屿。而记录在这里的，不过是那片海的一星半点儿而已。 一、长大，即成熟。 在《何为启蒙？》（1784年）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不成熟的状态，则是不被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也就是说，成熟就是，在别人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运用理性或理智，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就是我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强调“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运用理性？运用理性来干什么？何为理性？既然能，为什么能？又如何运用理性？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表现有哪些？是如何被自己招致过来的？从哪招致过来的？不脱离自己这种不成熟可以么？非脱离不可么？仔细想想，其实，更多时候我们偏向于选择不成熟、不长大。而我们之所以选择不成熟，是因为我们既懒惰又害怕：让别人替我们做决定要舒服得多！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母亲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独立思考的独裁国家。国家的控制欲与我们对舒适的渴望使社会避免了冲突，但这样的社会并非成年人的社会。 二、运用理性是为了来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这种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典型青春期心智情感综合征：失望如潮水般涌来，愿望如紧绷的弦一碰就断，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之间摇摆不定，感到绝望，常常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无助地坚持己见。这种摇摆，其实就是在独断论的确定性和彻底的怀疑论之间摆荡，并沉溺在任何一方之中，从而迷失自我、停止成长。 那么独断和怀疑就真的是毫无意义或者是完全恶劣么？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独断是幼稚时期的第一步，怀疑是第二步，由独断到怀疑在成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怀疑是理性的必要休息地，在那里理性可以反思它的种种独断性的流浪经历，而检查一下它所在的地区，使得它将来可以更正确地选择它的途径，怀疑论者像一个监工，迫使独断轮的推理者对于知性与理性发展出的一种健康的批判。 但是，怀疑不是永久安居的处所。怀疑的下一步是看清，这尤为重要，是成长的关键。为了与世界相调和，得先看清它的某些方面，去弄明白所怀疑的一切的实然。那么，如何看清实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这里所说的主要是通过接受教育。 一是进行书本知识的学习。接受自己“所需要的”间接经验，对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需要我们时刻调整自己的主动与被动的姿态——读一本书，需要一定的被动状态和向作者的构思完全开放的意愿，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用自己的想象力与理性和作者一同思考，而在接收到作者的声音后又要主动思考进行辨别和筛选，最终在决定是否纳入自己已有的认知经验，从而同化为已有经验中的一部分，扩大已有认知版图；上一所学校，被动地接受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教育时，则需要我们在有限之中努力，不断拓展教育的边界提高教育的质量。 二是出门旅行，获取直接经验。旅行是成年至关重要的部分。只看见过一个民族的人，只能说他了解曾经同他生活过的那些人，并非了解人类。而要想见多识广，仅仅是在不同的国家漫游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知道该怎么旅行。要深入民间，了解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管理形式给普通人的实际生活造成的影响，以便将来选择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体面人”的地方安家。旅行要去发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异于我们常见的人。我们会不会被同样的情绪感动，有没有同样的梦想？是否存在普遍人性法则和还未被诠释的差异？每一个好的旅行者都是初级人类学家，力求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异同。 此外，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而旅行使我们睿智地保持了“我找不着北”这一状态。它有利于成长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要求我们回到小时候离开的位置。当然，和任何离别一样，它同时也让我们失去某种东西，但只有当我们失去立身之物（在学业或事业上的成功，在家庭或小镇上的地位）的时候才会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我们会在那些曾经看起来那么容易的任务面前感到力不从心，我们会感到崩溃、孤独，但也许让人安慰的正是恐惧让旅行变得有价值。每天都会在新的世界里有新的发现，同样会感到孩子般的好奇心。不管待在伊甸园有多舒服，走出家门是迈向自由、因而也是进步的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只是买张去那里的机票并下决心不去听那些告诫我们这样的旅行不可行的声音。也许这些人不想让我们明白我们从哪里来：因为这是旅行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 三是是工作/活动（而非劳动）。古代及近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他们都认为专注于沉思的人生是生活的最高形式。而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恰恰扭转了这一价值观：不是沉思，而是活动才是最根本的人性特征。在康德看来，正是行动赋予生命以意义，同时它也成了一种责任。 首先，如果什么都不做，只坐着唱赞歌，欣赏自然之美，长此以往人会觉得无聊厌倦，“人得有事做，为心目中的目标忙碌。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他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工作之后的休息”。其次，康德认为，所有人都具备与生俱来有待进一步开发的能力，开发这种能力是对自身人性的责任。此外，阿伦特坚信活动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认为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人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而行动，就其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 劳动、工作以及行动，它们都承担着为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维护世界，为他们作规划和考虑的责任而言，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natality）。（《人的境况》）劳动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即不断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主要是食物。劳动永远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对它的需求出于天性，另一方面劳动也不生产可以持久的东西。相形之下，工作这种活动具有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觉察到的自由和神圣性质。因为工作创造了可以持久的东西，从桌子到艺术品，它们创造了一个世界，使我们得以在宇宙中确定一个位置，否则宇宙就像我们人一样无常而又短暂。我们很早就知道我们会死。有死者的任务和潜在的伟大在于他们创造——作品、业绩和言辞——的能力，这些产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长久存在之列，正是通过它们，有死者才能在这个万物皆不死（除了他们自己）的宇宙中找到他们的位置。所以，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必须依靠别人，所以他得付出工作的代价。没有人可以例外。因此，工作是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高低贵贱，只要他不干活，就是一个无赖。 然而，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或者说，做什么工作才能让人有所成长和最大限度的拥有自由呢？卢梭认为，一门手艺可以让人不受命运的摆布，并且选择了木工这一手艺，认为木工总是可以满足人们实实在在的需求。也就是说，一门值得拥有的手艺，它远离“虚假需求和虚假需求导致与要求的依赖性”，而在当下，手艺首要的是帮助人们应对失业。 综合得出，一份好的工作，首先应该像劳动那样，不断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主要是食物，其次也应该能够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维护世界，再者更重要的是应该是能够创造可以持久的东西的工作。相信，满足了前三者，应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杜绝工作对“虚假需求和虚假需求导致与要求的依赖性”。 说了这么多，都是应然的工作的样子或特点，而社会提供给的和我们蝇营狗苟的实然的工作是什么呢？作者引用了古德曼《荒谬的成长》的描述——困扰青少年的是以下事实：成年后没有体面的工作。长大之后的工作无疑应该是有用的，它需要投入精力、精神和自己最耀眼的能力；换言之，工作是可以带着荣誉和尊严去做的。符合这些标准的工作少之又少；大部分工作只是做一些明显无用、可能有害、肯定浪费的事，微不足道，默默无闻。在古德曼的时代，大家都有活干；现在，无数有能力的年轻人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很开心了。他们可做的选择往往比古德曼的时代的年轻人要差得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很可能发现自己在生产一些设计不合理的东西。能说会道的人可能会去教书，一份非常体面的职业，但他们很可能发现自己受着教育机构的压迫，而这些教育机构正在逐渐偏离它们所声称的目标。其余的人很可能只能做做销售员、商务经理或广告商。古德曼对后者的指责尤为犀利。他关注的不是广告引起了虚假需求这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演员）像小丑一样地工作；作家和设计师像白痴一样地思考；广播公司和保险公司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煽风点火。他们时而自信满满、谎话连篇、油嘴滑舌，时而阿谀奉承、傲慢无礼”。 当然，实然与应然的碰撞与矛盾并不只是呈现在工作这一层面，“只要个人意愿被违背，诅咒便开始”。那么，在看清实然之后，面对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何取舍？终于，我们走到了成长的下一步。 三、如何对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作出回应是我们是否成熟的关键。 在说这下一步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成长的路径：第一步，独断地相信；第二步，彻底地怀疑；第三步，看清实然；而第四步，则是兼顾实然与应然的同时承认二者之间的差距。 当有一天，面对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再独断地把应然当做是实实在在可以抵达的地方，而是在天赋的人之理性的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无限接近应然，那个如地平线一样的无条件的绝对者（Unconditioned）。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的存在，但不再独断地肯定它的可抵达性，也不再因为意识到它的不可抵达性而深陷怀疑、闷闷不乐乃至失落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成熟的。 理性凭什么能驱使我们去无限接近无条件的绝对者呢？理性必须首先检讨自身的能力。康德认为，心灵的能力包括感性、知性、理性。我们通过时空形式感知感性所提供的材料，通过概念感知到知性所提供的对象，而被康德称为最高能力的理性则促使我们去追问为什么并想象事物在既定样子之外的可能性。正是通过感性和知性，我们体验到如其所是的世界，即自然总体。借助无条件的绝对者这一概念——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理性后退了一步。正是这后退的一步允许我们对经验提出问题，做出判断。 虽然理性不可能成功地到达无条件的绝对者，但是理性聚焦于它可以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一个合理的世界（理性最重要的观念），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社会正义领域，正是同样的动力驱使我们想象事物在既定样子之外的可能性。这种动力无关乎喜欢或厌恶，愿望或激情，而是出自我们无法根除的理性的要求。在愤怒或顺从的状态下，理性可能被否定，但它不可能被彻底摧毁。拒绝接受一个既定的世界，在斯多葛学派看来，这是人的弱点，可以通过改变情感来治愈；而在康德看来，这种拒绝恰恰是人的力量，这种拒绝源自理性批判的声音，它正是人们需要听到的声音。 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与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和愤怒。它要求我们认识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异，同时却不放弃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黑格尔认为这个过程会导致不愉快的意识，而年轻的尼采认为康德哲学是悲剧哲学。黑格尔和尼采都没有全错。一边关注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一边观察它现实的样子，这需要永久的、同时又是极其脆弱的平衡。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成长最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知识。有时候，实然和应然之间的裂缝会变成深渊，特别是你越来越明白，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你今后经历的大多数事情都会有的特征。直面深渊，需要勇气！ 坚持认为一个可能杀死你、折磨你或把你投入牢狱的体制应该有所改变，这需要勇气，而对于能够这样做的人我们会给予应有的尊重。这种勇气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但它通常是直率的。人们往往更容易忍受各种各样的嘲弄，很多民主社会借此打压批判者。比起其他的不适感，我们往往更畏惧尴尬，这一事实本身就令我们尴尬，但事实就是事实。有多少次，你因为害怕被人指摘孩子气而压抑自己不去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愤怒？吊诡的是，这种恐惧出现在青春期，青少年觉得比同龄人显得幼稚简直是糟糕透了。在这一点上，康德可以提供帮助，不是让你得到安慰，而是使你确信，得不到各种斯多葛式观点的安慰，没办法像黑格尔那样站在所谓的“既定世界本身的本质和必要性”基点上去相信那些让你感到愤慨的不公平现象对于历史的计划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你的过错，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一个行为得到合理回报的世界里——如果通行的酬劳是葡萄，那么就得给我葡萄而不是黄瓜——心灵才会满足。如果行为和回报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那就需要恢复平衡，不是通过改变你自己对恢复平衡的要求，而是通过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你为了配享幸福而生活过——只要你能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却一直不能得到幸福，那么，你的理性而不是情感会起而反抗。是理性让你相信世界应该是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孩子、莱布尼兹、黑格尔和其他独断论思想家犯的错误。理性是康德所谓的规范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s）的源头。规范性原则不是要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引导我们在世界上行动的方向。理性迫使你追问为什么事物是这个样子的，从而引导你追寻世界的合理性。对于理论理性，这样的追寻成就了科学；对于实践理性，其结果则是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如果配享幸福的人却极易遭受痛苦和压迫，那它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理性对此难以容忍。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成年需要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阻力，所以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理想。和其他理想一样，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但永远无法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全面实现。卢梭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的问题：一个从根本上否定成年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非常活跃且有责任感的公民；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也不可能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康德知道他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不完备的：成长永远无法完成。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人都受到我们无法选择的教育的限制，我们充其量可以从中获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从其他价值中解放出来。 但一定程度的解放也会让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我们得承认哪怕尽最大的努力去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也不可能获得完满的结果，而这并非失败——有这样的认识乃是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用“向上发展”（growing up）的隐喻来理解成年也是误导性的：人生过程始于儿童期的身体生长，进而鼓励我们去设想人生之途稳步上升直到顶峰,然后消失在云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或者滑入另一端（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但道路总是不平坦的。你攀上高峰，结果却发现它只是座小山丘。你迅速鼓起劲头走下山丘，穿过平地，直到开始又一次攀登高峰，你现在确信它是最后一座真正的高峰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意识到平地并非没有尽头，纵身跳下也绝少致命。如果你喜欢其他旅行模式——生命好比旅程，这是非常古老的比喻——也许可以想象自己坐在“纽拉特（Otto Neurath）之舟”：“我们就像水手，必须在辽阔的大海上修复自己的船只，没有条件在干的船坞上拆卸它、用最好的构建组装它。” 你也许会开始明白康德的看法：你对自己负有责任，责任的基础是尊严，你需要把人性的观念持存在你自己那里（《论教育学》）。生活依然会带给你意外——如果没有意外，你也会感到迷茫——但是你学会了相信自己对意外做出反应。你已开始构思一个如何将生活的片断整合起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会不止一次地修改，变得越来越条理分明，即便并不总是变得越来越真实，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塑造你的生活。地点和物体会让它发出回声。将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使你看见自己在生活中的力量，并发展出对自己的性格的感知。因为整体永远不是静态的，太容易失去。这更关乎决心：你开始弄清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下决心更加努力地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关心人们会怎么看你，尽管你对他们更有用了。每一个谈论生命周期的心理学家都会谈到埃里克森所说的繁衍欲：满足感源自对世界的回馈，而你回馈的事物比你获得的更美好，尤其是抚养孩子。你也许会找到生养的快乐。你可以赠送一份礼物或者真诚地赞美，而不用担心会被看作是奉承，你再也不会把喋喋不休的批评看作是聪明的标志。 无论你能否真正得到，对公正与快乐充满期待是合理的。不是幼稚的白日梦，而是理性本身的第一定律使你谴责现实的某些方面。充足理由律就是要求世界应该有道理。不公正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读完这本书，我可能还是有很多疑问，所记录的也不过是把捡到的星星点点串了起来，甚至还省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主要是考虑到逻辑上的整体性，就没往这儿安），但我想，至少，我可以稍稍坦然又辩证地去审视被无限夸大价值且终将逝去的青春，以及开始尝试着坦然面对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愿自己不再独断地把应然当做是实实在在可以抵达的地方，而是在天赋的人之理性的驱使下，付出宏大的努力，去尽可能地无限接近应然。

2022/04/10

知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