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1》：瑕不掩瑜的文学史

读完随拍

首先，在中国文学史方面，毫无疑问，我是门外汉。何况是在家里已有三版中国文学史而未读的情况下，率先读完本书的。 而此前，我从未看过这方面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也是我的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就实际的阅读及得到的效果来看，本书也确实为我理清了一些从先秦到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些概念、各个时期文学的特点等。 本书是我上个月在图书馆借的，迄今已有一个多月，而现在终于读完，我感到很庆幸。不过有关本书的信息，我却是早有耳闻的，不然也不会在家里已购入三版中国文学史的情况下，又借一版。尽管当时在图书馆由于漫无目的，故也很难找到感兴趣的书目。 而关于本套中国文学史的编者，除了领衔的游国恩，其他的学者据我所知，也都是这方面的大家。别的不说，其中山东大学的萧涤非，我是早闻其名，知道他是做文学史研究的前辈大家，但直到在图书馆，于本书的作者栏看到他的名字时，我才知道他也参加了此版文学史的编撰，据书前的说明可知，他是负责撰写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这一大约八百年的文学史叙述。 对于此版文学史的风格，据我所知，评价是莫衷一是的。而最受读者诟病之处，莫过于本书有强烈的马列思想，并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左右了本书多处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据说，这种叙述风格还会贯穿本套书的始终。别的不说，就从作为这套文学史第一册的本书来看，我也深有体会。例如阶级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在其叙述中比比皆是。 不过我想，这一切也都情有可原。因为据本书的版权页可知，本书初版于1963年，记得我刚看到这个日期时，便不禁想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以本书便是在那场浩劫来临之前、十年动荡的前夕完成的，这便难怪本书有那个年代鲜明的特色了。

版权页

然而，这套书又经久不衰，甚至成为经典，以至当下还如当初的编者最初的设想那样，是作为高校教材来使用的。而今天，已据本书完成之时，过去了近六十年 。这便足以说明本书的价值，以及其中一定有一些不可逾越、替代的地方。 前面有言，我此前虽买过多版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但就这方面我却从未系统地了解过，对其买来的多本著作更是没来及读，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我真的可以算作门外汉。不过就我内心来讲，对于这方面，我却始终饶有兴趣，不然也不会在此前一下子买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又借来本书。 只是没想到，在机缘巧合下，我首次接触到这方面的，并不是通过我之前购入的那些，而是通过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为媒介，带我走进如此琳琅满目的中国文学史了解当中。所以既是首次接触，没有基础，又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下一步还计划阅读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故对本书的内容，我就不再说那么多了，何况就本书而言，也是这套文学史的一部分，所以也并不全面。 所以下面我只略举几处在阅读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来助我加深印象，也为我之后对于文学史著作的阅读稍稍打下一点基础。 不过首先对于本书体例的介绍，我想还是有必要的，以便接下来的举例。前面有言，此版文学史共有四册，而本书是作为第一册，其时间跨度是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就本书的体例来看，则很规范，他共分为三编，分别是：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每编之下，有多个章节，而在每章之下，又有若干小节。期间，不论是在每编，还是每章前后均有总述与总结，因此，在谋篇布局上，显得很是严密。 本书以神话作为文学的开端，说明了这既是人们的现象，又是在达到一定文明程度时必然产生的，这便是最早的文学。作者指出，虽然我们的神话都有趋于历史化的现象，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最后就有明确的说明，他是把流传已久的许多故事经过删改修饰写入本篇的，所谓“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而史记，一直以来都是被作为正史的。这样虽然对其有所破坏，使得我们的神话体系看起来总是如此的不系统，零零散散的，但其中还是有很多既有价值且脍炙人口的故事。 总的来说，期间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作者对神话与宗教之间的区别论述了，作者指出，神话绝不同于宗教。神话是人类心灵的寄托，从而产生的美好想象，而宗教在后世大多时候，作用都是消极的，只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统治而使用的工具罢了。 别的不说，从后羿射日到夸父逐日，从精卫填海到刑天舞干戚，这些都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其中又都有一定的抗争精神，更反映出了时人一定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诉求。据作者把前两者与西方的太阳神崇拜作为对比，就很能看出来这样的现象。虽然作者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不感兴趣是自然的，也尽管其中申明了多次阶级的二级分化，但宗教在后世发挥的作用确实如此，反观我们的神话，尤显难能可贵。 之后便对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展开叙述。总的来说，其中作者在对其风雅颂三种体例介绍的同时，也也不少精彩的论述。比如，作者在对风雅颂整体介绍过后，又具体到多首篇目上，进行简单的赏析，对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进行概括。而且最后作者指出，这三种体例都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写作手法赋比兴上，对后世不同的文学载体都有直接的继承与发展。当然，对我来说，在这中间，收获最大的，还是使我首次系统地了解赋比兴三种写作手法上。 据作者所说，能够与诗经媲美的，只有楚辞。故接下来便对其展开介绍。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作者在开始对辞赋两者之间的区分。作者指出，人们总是喜欢把两者混为一谈，但确实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前者是诗歌，后者则是押韵的散文。而楚辞主要的作者，毫无疑问是屈原。作者在对其生平展开介绍，对其作品展开论述的字里行间，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作者到屈原的推崇。在这中间，亦有很多精彩之处。 大体来说，作者对《离骚》、《九歌》、《九章》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与赏析，对我启发很大，也让我耳目一新，对这些有了一个第一印象。 比如，在讲到九章的艺术成就时，作者便说：“所以表现在《九章》中的感情有时比《离骚》还更激烈。但《九章》中幻想夸张的手法较少，主要是使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因之它比《离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其后作者又反王逸而从太史公的说法，认为那篇著名的《招魂》是屈原所作而非宋玉。 大体上，楚辞中只有屈原与宋玉这两位能够确定名字的作者，而能够确定是宋玉所作的，则只有《九辫》，虽然作者指出，就连能够明确认定是宋玉所作的《九辫》，在气势上，在感情上，都不如屈原强烈，但毫无疑问，他是屈原最好的继承者。据我所知，他的《九辫》也开创了文人悲秋之先。 再如，众所周知，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开创了其先河，而在后世中，把这种浪漫色彩推向巅峰的，莫过于李白了。而这还只是从客观而言。若从主观来看，他的作品固然多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离骚》，其中诗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谓把比兴这一诗经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除艺术特点，只看思想内容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忧国忧民之状，又非常像杜甫。因此，据作者所说，唐诗的双子星座，皆不同程度地与屈原一脉相承。 不过，我认为就文学史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对楚辞产生的背景与楚文化及其独立性的讨论。此外，这也让我不禁想到杨宽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西周史》里所提出的观点，即如果想分辨当时的作品是文人创作还是民歌，只需看其中有没有“兮”字的使用就行了，也就是说，不带兮字的多半是文人创作，反之，则多半是民歌。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楚辞的前身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民歌，或者说，楚辞文学本就带有民歌的性质。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楚辞的诞生，之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之后，便着重于介绍散文。而散文这个载体的形成，毫无疑问也是在先秦时期。大体上，主要的源头有两个，一是历史著作，如《国语》《左传》；二是思想著作，这便是先秦诸子的著作了。固然起初的散文，都不是真正的文学，但除去思想内容方面，文学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作者先介绍这些的思想内容，后总结其艺术特点，使人读得非常过瘾。至少，我个人是这样。 不过虽然其中历史著作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如左传善于用凝炼的语言描写人物，而战国策则着重人物的对话，对后世的散文，尤其是唐宋以来科举考试中的策论部分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相比之下，诸子的著作，则更像文学作品，也更与后世的各类文学作品一脉相承。不过在这中间，其著作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据作者所说，第一个阶段以《论语》《墨子》为代表，由于多半是其门人弟子编撰而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个阶段以《孟子》《庄子》为代表，由于其中既有汇编也有其本人亲自创作的，所以“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而第三个阶段则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由于内容基本都是由他们本人亲自撰写的，所以在谋篇布局也就更系统，更有逻辑性。由此，作者最后说道：“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在这中间，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庄子》的艺术成就，最后作者说：“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像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像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第二编即秦汉文学部分，在具体介绍其时期的文人及作品之前，先有一个长长的概述。开始作者便指出，秦朝虽然完成的一统，这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局面，但其统治者却有意地打压文化，所以关于其时期的文学，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值得一说的文人，便是李斯了。而他的代表作便是每篇著名的《谏逐客书》，除此之外，还有他刻在泰山上的各种碑文了，尽管大多都没能够流传。总的来说，其作品的艺术特点，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文学风格，同时其中也有后来汉赋的特点。 记得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汉代的主流文学，便是赋。在这中间，作者介绍了从贾谊到晁错，从枚乘司马相如到杨雄王充汉赋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那些作品虽然风格迥异，也各有千秋，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铺张华美。 尽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比如杨雄虽然早年热衷于模仿屈原及司马相如的风格，但在西汉末以今文经学中谶纬思想日益盛行的情况下，作品虽然华美，但流于形式而空洞，所以他晚年创作了很多反对这一趋势的作品。东汉的王充，则更是如此，甚至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其作品不仅极具批判精神，而且针对当时已经大行其道的谶纬思想，还创作了很多被今人冠之唯物主义的作品。总的来说，汉赋有很多精彩的篇目，算是帝制时代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认为其对之后的文学发展影响很大，也很复杂。一言以蔽之，过犹不及。 其间对一些具体的篇目思想内容的概括，以及对其艺术特点的总结，我因自身原因而一翻而过，不甚了了，更深入的了解，只能期待于在日后阅读其他若干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书目当中获得了。 大体上，在第二编的阅读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诗歌部分。首先有关文人五言诗，作者还是持学术界的定论，认为西汉不可能出现成熟的五言诗，即便是比较能够确定的东汉班固的五言《咏史诗》，也是处于探索阶段，在形式上他有意模仿赋体，故内容乏善可陈，流于表面。而对据说是苏武、李陵所作的五言诗则一律认为是后人伪作，更不用说据传是卓文君所作的那首著名的《白头吟》了。对于这一点，我去年在看傅乐成《中国通史》中类似的观点时，早已说过，在此姑且不论。

读傅乐成《中国通史》一点笔记

所以，按照这个观点，汉诗即诞生并兴盛于东汉时期。其中大体分为两部分，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事实上，我在阅读本书之前，两者都是混为一谈的，直到阅读过相关的章节后，才知道这两者不仅在性质与形式上大为不同，甚至就连在创作年代也有前后之分。 据作者所说，乐府的本意是政府机关，后来才成为一种诗歌题材，而追其溯源，通过考古发现，得知了乐府这一名称在秦代的政府机关中便已存在，只不过汉承秦制，至武帝时将其发扬光大罢了。而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据作者推断，应该是在公元140-189近五十年间。 说回两者本身，乐府民歌显然延续了诗经的传统，由政府向民间采集有意义或悦耳的歌曲，尽管有时会加以润色，但它们毕竟来自民间。而古诗十九首则是一种文人创作，虽然对于它们的作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无任何定论，但毕竟与乐府不同，它们出自文人之手。

可以说，两者是汉诗的双壁，之间也都有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名篇佳句，也为之后诗歌的发展与全盛，定下基调，打下基础。在对其进行一番概括后，便对一些具体的篇目进行赏析，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都有涉及。 总的来说，就诗歌本身，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乐府诗集中的“十五从军征”，表现了一位身经百战却死里逃生的老兵的形象，所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当他终于满怀欣喜返回故乡，却儿童相见不相识，当他回到儿时熟悉无比而长满青苔的庭院，却空无一人的凄凉景象……通过字里行间，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也活泼泼反映了在当时连年战火中，民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情况。 而就本书对其的赏析，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乐府民歌《陌上桑》与“上山采蘼芜”。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中，喜剧题材的作品少之又少，成就也与以《红楼梦》为巅峰的悲剧美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东汉以来，在诗歌方面，表现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这一类不那么积极的题材是当时创作主流，而陌上桑，却是例外，内容一波三折，表现手法巧妙，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且以罗敷夸夫这一喜剧的形式结尾，又开创了其先河，为中国文学添加了一抹新的色彩。故本书作者说这首诗是一出喜剧，我对此也深以为然。 而对于上山采蘼芜，作者则还是按照以往的解诗方式，说这首诗揭露了封建礼教的黑暗，表现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弱势及男人的薄情负心上面的，甚至期间还说“（此诗）作者巧妙地通过“故夫”自己的招供揭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不难想象：那个新人的命运并不会比故人好些。“这便过犹不及了，我对此也不敢苟同。作者所说的只是一方面事实，是女性在那个时代所要面对的处境，但另一方面，至于这首诗的女主人公为什么被出，我想如果仅仅归于男人的薄情寡义、喜新厌旧不免片面，也不那么契合这首诗的原意。 我认为，这首诗的女主人公之所以被出，不单单源于其夫的个人喜好，这从诗中一系列男人的愧疚与留恋便可见一斑。说到底，还是与首联的“上山采蘼芜”的“蘼芜”有关，如果留意便会知道这是一味中草药，而且专治妇科疾病，而历朝历代对于女性人们最看重的便是能否生育，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这个女主人公很可能因不会生育，才上山采蘼芜，还是因此，才不论她如何能干，如何智慧，都不免被男人出妻的命运……我想这样来解诗，更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不公的情况，才更加全面，也是更加契合这首诗原意的。 总之，乐府民歌把杂言诗向前推动了一大半，并深刻影响了之后的诗人，如鲍照，如李白，也直接导致了唐代以元白为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而古诗十九首则为之后五言诗的兴盛打下基础。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于诗歌发展史而言，此两者都是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本书的第三编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首先其时期文学的开端，便是建安文学，本书作者也确实是以此为开端的。而建安文学毫无疑问是从曹操始，作者则以其子曹植终，其间除了三曹，最能够代表其时期诗风文风的，毫无疑问则是七子了。而令我印象深刻的，则是刘勰给予王粲的称号“七子之冠冕”了，因为他在这之前讲到古诗十九首时，也对其有类似的评价，叫“五言之冠冕”。 一般认为，与建安时代那种刚劲有力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之后正始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那种不问世事的风格。而本书作者却认为并不是这样，他认为正始文学从本质上讲，其实与建安文学是一脉相承，只不过由于政治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非常想治国安民，也非常愿意讲真话，而因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对此避而不谈，对自身最真实的想法晦莫如深。可即便如此，通过他们的诗作，也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痛苦，对时代黑暗的悲叹，嵇康被杀便是他们用其抗争很好的例证。 据作者所说，真正与建安文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始后的太康文学。总的来说，当时的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的称号，风格趋于萎靡不振，人格则趋于沦丧，比如两潘中的潘岳虽写出了真切动人的悼亡诗，但却望尘而拜。尽管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文学与现实之间也不能等而划分，但我想这种精神面貌多多少少会反映到文学面貌中来。 不过在这种时代环境下，也有非与光同尘的，如左思。他的咏史诗，便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有他的《娇女诗》，还开创了文人将儿童入诗的先河，我想后来辛弃疾的《清平乐》，还有高鼎的《村居》这一类清新可人的作品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另外，正是在这种积淀下，到后来又诞生了田园诗与山水诗，前者的鼻祖是陶渊明，而后者的鼻祖是谢灵运。 首先，对于山水诗，作者说明了它与魏晋以来的玄言诗的关系，指出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而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与陶渊明相比，按照作者的说法，是不如的，因为前者的作品虽然常常有一些名言警句，却都是客观描写。也就是说，他虽纵情于山水之间，但心中却始终对功名利禄忘不了，他与陶渊明虽然都有客观因素，但前者多半是被动的，而后者却是心甘情愿的，因此，谢灵运的结局是被杀，而陶渊明却能够在诗歌方面更进一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有原因的。

不管怎么样，他们对艺术成就都非常大，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也为当时萎靡不振、老气横秋的诗风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之后，诗歌的发展，便进入到南北朝时期。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趋于没落，在南朝方面，文人诗萎靡堕落，而在北朝方面，文人诗则又乏善可陈，即便有，如北魏末三才子，也热衷于模仿南朝，并无新意。

所以，真正改变这种局面的，要等到南北朝即将结束之际，宫体诗人庾信北上，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我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元好问，也适用于屈原、杜甫、李煜，更适用于庾信，当他来到北朝，而开启一场南北大融合之时，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 所以，在其时期大放异彩的，还是民歌。总的来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便是了解了南朝以吴歌西曲为代表、北朝以横吹曲为代表的不同的风格，及其艺术特点。另外，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作者对《木兰诗》的总结与评价了，说它在表现手法上“繁则极繁，简则极简”，又说它在艺术成就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融合的作品”……等等。 当然，文学不止诗歌，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除诗歌方面，其时期的散文亦有较高的成就，期间我发现，诗歌与散文两方面都有造诣的人有很多，如左思，他的诗歌成就如上所述，自不待言，在辞赋散文方面，亦有很多名篇佳作。 然而，我认为这方面的成就还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其时期还真正开创了文艺批评著作与小说的创作。后者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二是记闻小说，如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两者都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前者则以曹丕的《典论》为肈始，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其时期的集大成之作。说到这里，则让我不禁想到贾思勰，本书对其虽没有太多的着墨，但我想他的《齐民要术》不论是在科技上，还是文学上，都是一抹别样的色彩。 总而言之，在阅读这方面的过程中，我常常把作者的说法与王仲荦先生在其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中相关的观点联系起来。如后者指出，刘勰虽然提倡散文应该文质并重，如果不能两全，则应以质为先，而他的《文心雕龙》又恰恰因辞章华美，且通篇全是韵文，故今人很难阅读。再如，后者指出，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还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其实他们的注甚至超过了典籍原本的价值。我想，这不仅包括地理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文学价值。 …… 总而言之，本书固然有强烈的马列思想，影响了本书的价值，其弊端除了我上面说的赏析上山采蘼芜的以偏概全，其实还有很多，不过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本书作者在赏析《诗经》时所暴露出的那种扑面而来的马列思想，把很多本来非常优美的内容非要说成反映当时社会状况，人民生活情况的主题。 如解析《豳风·七月》时，就与童书业在《春秋史》中的观点一致，把那么美好的时代画卷非要解释成反映人民受到压迫的作品，甚至能够明显感觉到，对这首诗的翻译，本书作者与童书业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对于其中“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则翻译成“偶然遇到公子们高兴，她们还要含着一泡眼泪，跟着公子们回去，给他们去玩弄。”可谓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与两汉以来的卫道士解释诗经时的生掰硬解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先入为主，结果过犹不及。 不过正如开始所说，本书固然有强烈且无法抹去的时代局限性，但同时又有某些超越时代的地方，不然不会时至今日，许多高校还把本书作为教材。 另外，本书面面俱到，固然提纲挈领，对我来说，既简单，又简略，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错误，后者我之前已经举出几例至少在我看来，略微偏颇的地方，而对于前者，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本书作为中国文学史，却在很多地方常常用“时代意义”、“历史意义”、“开创意义”等概念来一言以蔽之。不过另一方面，简单的另一方面，我想也是需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的文笔优美来做基础的。总而言之，凡此种种，都不大影响本书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算是瑕不掩瑜。何况本书作为高校教材，我想还是绰绰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