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的翻译观

翻译即交流，翻译即语言：

翻译的模式是:一条来自源语言的信息通过变形过程变成接收语言。很明显,困难在于语言彼此不同,在于只有出现解读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有时会被错误地描述为编码和解码),信息才能“传达”。同样的模式(这点很少得到强调)也适用于同一语言内部。但在此,源头和受体之间的屏障或距离则是时间。（32页）

翻译的困难不仅是空间性的（语际翻译），还是时间性的（语内翻译）

语内译者（translator within）需要解决的问题：

词语很少通过外在表现展示出意义的变化,它们只有在完全确定的语境中才能显示出自身的历史。（33页）

我一再试图说明基本而重要的一点:这本书主要关注语际翻译,但这本身也是探究语言的一种方式。在适当的理解下,“翻译”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同一语言中所有成功的言语行为都要被纳入它的穹顶之下。在语际层面,翻译会造成密集的、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同样的问题在语内也是不胜枚举,只不过它们更隐蔽,更容易被忽略。“发送者到接收者”的模式代表所有符号的、语义的流程,它本质上与翻译理论中“源头语言到接收语言”的模型是一样的。两者“中间”都会进行译读性的解码,都有个进行编译-破解的函数或突触。当两种或多种语言存有明确的关联时,其间的障碍会显得更加突出,人在理解这项任务时也会更加注意。但,借用但丁的说法,其“灵魂的移动”是极为相似的。我们还会发现,这些障碍也是误解与翻译错误(两者是一回事)最常见的原因。总之:不论是在语内还是语际,人类交流等于翻译。研究翻译即研究语言（51-52页）

翻译的困难在于处理潜在含义：

Tacit knowledge/connotations/background knowledge/read between the lines…

人们也敏锐地知道文本掩盖的可能比传达的更多,这无论在语内还是语际,都是各种交流的根本。（67页）

文本掩盖的影响之一是：

译者让源头语言渗入并调整自己的语言,从而使它更加丰富。然而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扩展自己的本土语言,使它触及隐蔽着的绝对意义。（70页）

但这一点是否真的能实现？或者说，真的如此简单？

根据自身逻辑思维的复杂程度,探讨翻译的人或多或少会用超验的方法处理“意义”一词,而根本的图景通常仍是粗糙而模糊的。“意义”居于原文本的“词语之中”,但对母语读者而言它明显“远不只是”词典释义的总集。译者必须表明这种潜在的“含义”,表明这些意义外延、内涵、推理、意向、联想的范围,它们都隐含在原文中,却没有得到或只是部分得到公示,因为母语听者、读者能很轻易地理解它们。（278页）

潜在含义的存在导致翻译不可能完全转化原文，只能在过程中不断丢失意义

翻译是a process of losses，即使尽最大的努力，译者也没有办法完全使两种语言的含义相贴合。

而在翻译的“转达”过程中,内在的含义,通过语言环境浓缩在原文之“内”的各种(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或多或少地丢失了。因此翻译的工作方式首先是解释,竭尽所能地把原文的语义内在解释(严格地说,是“明示”)出来,使它得到生动表达。译者力求展现“业已存在于此”的东西。（278-279页）

翻译理论的两派主要观点：可译or不可译之争

语言学理论对能否进行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这个问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语言哲学中有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其中之一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人。人类语言的差异本质上是表面现象。翻译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些深藏的普遍性来自基因、历史和社会,所有人类语言中发挥效力的语法都来源于此,都能被定位和识别,其特异和古怪只是表层形式问题。翻译即是潜入两种语言外在的差异之下探索其相似之处,发掘最深层的普遍原则。神秘主义者相信存在某种原初或范本式的语言,上述普适论论调与此十分接近。（80页）

相反的观点可被称之为“单子论”( monadist)。它认为普遍的深层结构或是对逻辑和心理研究来说深不可测,或是一种因过于抽象和普遍而沦为冗谈的规律。比如,所有已知的人类都操持某种形式的语言;所有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都可以给能够被感知的客体命名,都能够表示动作—这些毋庸置疑是真理。但是它们就像“人这个物种的所有个体都需要氧气才能存活”这类说法,除了具有最抽象、最形式化的意义外,不能给研究人类言语的真实运作带来任何启迪。语言运作的多样,展现了一种错综复杂、令人摸不着头绪的离心式发展史,它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是研究中亟待攻克的痼疾,而普适论模型最多不过是无关紧要,甚至还可能让人误入歧途。而极端的“单子论”立场(有很多伟大的诗人都持有此观点),必然会引人相信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所留下的不过是相近的比拟,粗糙的模仿,只有在两种语言或文化同源时才能够被容忍,而旦涉及的语言过于疏远,牵扯的感触遥不可及时,便彻头彻尾是虚假的。（80-81页）

结论：

Translation is a way to give a language a mode to express what once has been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

要讨论深层结构，应当先研究文学翻译

译者所留下的丰厚遗产并不只有经验证据,更有对“是否可能真正跨越语言传达意义”这个问题大量的哲学和心理学思考。当前的语言学有更妥帖的工作要做。在承认语言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进程远远超过真实或潜在意识层面(这是乔姆斯基的假设)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看文学中那些关乎其命脉的混乱,这正是意识以最敏锐的姿态进行运作的地方。为了更了解语言和翻译,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换语法的“深层结构”上移开,转向诗歌那更为深邃的结构。（114页）

翻译有合理性，如何理解这个合理性？

为可能会失败且永不会完美而否定翻译合理性的观点是荒唐的。从译者的角度看,需要辨清的是每次翻译中追求的可信度,是不同的操作中所允许的偏差值在翻译的历史和实践中,存在一种粗略但好用的划分。

……施莱尔马赫对 Dolmetschen(翻译)和 Uebersetzen(释译)或 Uebertragen(迻译)进行了正式的区分(路德用 Dolmetschen一词指翻译技艺的所有方面)。德语中保留并确立了这个划分。 Dolmetscher(翻译者)即 Interpreter(解释者,用这个词的狭义)。翻译者是转述商业文件、游客问题、外交使节或旅店老板谈话内容的中介,他可能在翻译学校受到过严格的语言训练,但这并不关乎“高级的”释译活动。法语有三个说法: interprete(翻译)、 ruche(介译)、 traducer(释译)。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当清晰,但覆盖范围会有变动。 Interprete即一般意义中的 Dolmetscher或 Interpreter,但在某些条件中,它还可能只指“释义”的人,即对诗作或形而上学作品进行阐明或再造的人。这种模糊也出现在英语的 Interpreter和意大利语的 Interprete这个人可能是银行、商号、旅游局的得力干将可能是解经者再造者。 Truchement是个复杂的词,它的调性包含了翻译中不同的范围和问题。它来自阿拉伯语的 saruman(加泰罗尼亚语 torsimany),原指在摩尔人和西班牙人间进行翻译的人。它出现在帕斯卡《致外省人书》第十五卷中,有些贬义色彩: truchement像媒人,他的话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但这个词也指更加一般的替代行为,几乎有些暗喻色彩睛可以是 truchement,它为心中的不言之意提供翻译和代而 traducer则更接近 translator或 traduttore……（256页）

翻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研究其方法和标准需要参考重要的、“困难的”文本。这是基础。翻译理论或是把它们当成理所当然或者轻率地将它们置之度外,对大大小小的逻辑陷阱毫不顾忌。但是,适当的技法究竟是什么,应秉承的理念又是什么?（257页）

翻译具体如何操作？Negative and positve translation

劣质翻译带来的是消极的“误领”:译者或出于错误选择,或因制度或机缘,走向了一个他并不熟悉的文本。这种疏远并不是能被容纳、限制在转换的辩证关系中的差异,而是一种混沌、空虚的不和,它实际上是独立于语言差异的。因此,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中有些作品是我们无法建立正当关系,……积极的“误领”既能在另一种语言、另一个意识群体中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又是由这种感觉产生的。（398-399页）

当然积极误领也需要警惕

不过还应该注意到,“积极误领”,即译者的认识或自恋(它们支撑着翻译事业的半壁江山),会给人设下隐蔽的心理陷阱。……这个困境正是翻译的解释学中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的原因。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真正的译者会处于种虚假的情境(en fausse situation)中。他既是自己画蛇添足作品的陌生人,又是原文的局外人,而原文也或多或少遭到了他翻译的掺假、削弱和盘剥,或被他的改进所背叛。我还会谈到补偿和恢复平衡的必要性。（399页）

斯坦纳的结论，以及他对结构主义的回应

原文与其译本、仿写、同主题变文,乃至戏仿之间的关系过于多样,不能用单一的理论或定义加以处理。它们对意义在时间中的意义,对语言实例特定的、原初的形式之外的存在和影响这整个问题域进行了划分。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回声有增益效果,它们不只是幽影或无生气的拟像。（301页）

原文与其译本之间的关系【Kristeva & Barthes, intertextuality】

仿写、同主题变文,乃至戏仿之间的关系【Genette, palimpsest】

译者怎么做？

从发生在文化-语言相近之处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找到两种主要意图和语义关注点。其一描绘“抵制性差异”,它致力于精确地定位并完整地传达原文的“他异性”,其二是与它南辕北辙的“亲和力”,后者提供直接的理解和归化。在漫不经心的译文中,这两种趋势会分散;二者间无法产生应力,而转述则似乎弥合了差异。与此相反,在好的翻译中,无法透析和成功侵入、棘手难驯的陌生和感受得到的“如故”虽然仍未解决,但却得到了表达。排斥与亲和相互纠缠,其复杂度与两种语言和历史群体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从这种纠缠中,伟大译本富有阐发力的陌生感应运而生。这种陌生感之所以有阐发力,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来加以认识,来“再次了解”。（415页）

语言的连续性意味着翻译的合理性：

语言间由历史塑造的偶发差异无疑是难以逾越的,但它们背后存在统一普遍的原则和有组织的形式,人类言语各不相同的财富正是来源于此。在外表的无边多样性下,所有语言都是“按照相同的样例雕琢而成的”。（100页）

斯坦纳的翻译观：

不能互通的语言的种类繁多是由语言自身的内在动因引起的。我相信传递信息,传达外在的、可确证的“事实”,只是人类言语的一个部分,且很可能是次要部分。虚构、反事实、未决的未来等潜在可能是语言的起源和本质中的根本特征。它们是语言同动物所使用的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的本质区别。它们决定了人类意识独特而模糊的基调,让这种意识和“现实”的关系具有创造性。通过语言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向内关注私密的自我—一我们拒绝世界中符合经验的必然。通过语言,我们构建了我所谓的“异己的存在”( alternities ofbeing)。鉴于每个个体都使用自己的个人言语,巴别塔的问题可以说就是人类个性的问题。而不同的语言让“他异性”的机制得到了动态的、可传达的具现。它们满足了我们的身份对私密性和区域性的重要需求。每种语言都或多或少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在语言之间移动、翻译(哪怕是在整体的界限之内),就是去体验人类精神对自由的令人困惑的偏见。如果我们只栖息于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皮囊”中,躯体终有死这个事实可能会更容易让我们感到压抑和窒息（513页）

PS 翻译与文化

我们几乎是既定感觉模式的产物,西方文化彻底地塑造了我们的感知,让我们认为自己的“传统”是自然而然的。具体而言,我们很少质疑我们的感情和表达规范的“递归”结构下的历史原因和决定论根源。……我们的哲学、艺术、文学是一些主题的一系列变形,我们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要靠特定表达才能说清——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些主题和表达数量非常有限最初的“集合”生产出了不计其数的特殊变体和形态(即我们的“拓扑构造”),但它们自己似乎只包含着数量有限的元素。（503页）

英语霸权的危害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入侵，已经渗入到各方各面包含terminology, foundation of theory等等。

是否有可能,转换生成的方法就像17世纪的语法试图把所有的言语都装进古典拉丁语的框架中那样,要把所有语言都塞进英语的模子里?（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