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教育家叔本华(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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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病大流行的时候,在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正在受到最大的威胁,那么人类的医生在哪里呢?那些稳固、健康,能够脚踏实地搀扶着他人,以手牵引着他人的人类医生,到底在哪里呢?【16】
这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爱和善良。学者阶层不再是在这躁动不安的世俗化中的灯塔和避难所,他们本身每天都变得越加不安,越加缺乏思想和缺乏爱意。所有一切,包括现代艺术和科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野蛮铺平道路。受过教育者蜕变为教育的最大敌人,因【46】为对现已普遍的病态,他们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妨碍了医者的救治。人们一旦说起他们的虚弱,并抗拒他们那些有害的谎言,他们就恼羞成怒。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巴不得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世纪,已经超越了所有以往的世纪;言谈之间,尽是一副硬装出来的兴高采烈。看着他们那种假装快活和幸福,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揪心,因为他们的幸福完全让人无法理解。人们甚至不想问他们,就像坦海塞问彼特洛夫那样:“你这可怜人,你到底又享受了些什么呢?”
教育家叔本华/(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韦启昌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尼采于1874年的夏天完成了这本小册子,并在30岁生日时出版。本书标题中的“Erzieher”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提升者”、“牵引者”(见译者序)。然而对尼采来说,现代“教育”(Erziehung)的首要功能与其说是提升和牵引,不如说是一种持续的“引离”(Abziehung):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作为快乐之根源的天才本性引向舆论、看法和恐惧牢牢控制着的领域。这种教育产生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像是工厂出的批量制作,无足轻重,不值得与之接触和交往”【4】,他们是三个M字的奴隶,现时片刻(Moments)、舆论(Meinungen)和时尚(Moden)。相反,真正的教育所起到的是解放的功能,它将每个人身上独特的创造性本质从时代的懒惰氛围的束缚之下释放出来,“清理掉所有的杂草、垃圾,还有那些啃吃、伤害植物幼苗的蛇虫鼠蚁”【9】。尼采认为教育与大自然的目标和努力有内在的关联。大自然为了自身的解救而全力争取的就是“真正的人”,而教育是大自然之工作的助手。教育既“模仿、敬畏和顺应大自然”【9】,施予光线、温暖和雨露,同时也是“对大自然的补足”【9】,避免和化解大自然所给予的残忍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打击。尼采曾在时代的各种愿望之中随波逐流,在这样的境况下,他梦想过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可以提升我脱离时代的局限,并再次教导我要简朴和诚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亦即要不与时同——在此需要理解这词的最深含义。”【16】尼采发现了叔本华:“这人所留下的伟大遗言是我必须阅读的,他也允诺把遗产留给那些不只是成为他的读者,而且还要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学生的人。”【22】】
【本书有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叔本华面临过哪些威胁和危险(时代的和个性的)?他是如何克服这些危险而成长起来的?第二,文化与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又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第三,文化与教育的装置如何被除了存在的自然目的以外的其他权力和动因所占有?什么妨碍了真正的教育和人的出现与发展?
首先是叔本华所承受的巨大的危险与压迫,这种重负曾经将雪莱、荷尔德林、克莱斯特等人压垮。尼采认为危险有三。陷入孤独和分离是第一个危险。为自由故遁入内在的人也过着外在的生活,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由误解编织的大网。文化菲利斯丁人甚至提出了这样残忍的定理:“凡是让自己变得孤独的,就总隐藏着罪咎。”【26】远离同时代人的孤独者是最需要爱,最需要志同道合的人,但若缺少了能够向之敞开胸怀的同志和伙伴,那他们从内在的洞穴走出来的时候就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极具毁灭性,有时甚至亲手毁灭了自己。第二个危险是对获得真理的绝望,而这一危险伴随着每一个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思想家。对大部分人来说,康德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仅仅是某种腐蚀性和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只有对于那些具有最活跃和最高贵头脑思想的人来说,例如克莱斯特,这才变成了对获取任何真理的绝望。叔本华引领我们走出了闷闷不乐的怀疑主义,走出了灰心放弃以后的挑剔评论,直至悲剧中静观默想的高处。他把生活整体的图卷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解释和说明这一图卷所表达的含义。如果迷失了总体的真理,那么就极容易在“纯科学”的领域过着一种幽灵般的生活,或者抱着怀疑、否定、不安、不满而生活下去。第三个危险是在道德或者在智力上的僵硬化。叔本华拥有着成为天才和圣者的渴望,前者已得到满足而后者依然炽热。不会因为对这一独特性的强烈渴望而毁灭,也能不因为害怕并放弃这一独特性而僵硬化,这是一个奇迹。叔本华所必须抗争的是这时代中妨碍其成为伟大的东西,这是某种在他身上发现但又不真正是他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贫瘠虚弱的时代里,他不得不成为自己的生活的严厉指控者,同时他也知道并渴望一种更高级和更纯净的生活(更健康和更朴素的人性)。在叔本华身上,生活的改良者与生活的评判者在相互搏斗。为了从撕裂性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为了公正地评价生活,我们就必须肯定并为这一存在整体、这一生活进行辩护。尼采指出威胁叔本华的三个危险同时也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教育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么回事呢?尼采认为动物所过的生活是一种残酷的惩罚,“它们在生活中受苦,但又没有能力把痛苦的尖刺倒转过来,在形而上的层面明白自己的存在”。【63】对于动物来说,“生活就是忍饥挨饿、饱受无名欲望的煎熬,但又无法获得关于生活的任何想法”。【64】它们必须在荒野忍受啃噬般苦痛的驱逐,也只能以苦痛(残杀和撑胀)换来暂时的满足。它们像渴求幸福一般渴求惩罚,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动物的躯体里藏着的是负罪之人的灵魂。但人类并未好过动物多少。因为人们只是带着比动物更多的意识,欲求动物在盲目的驱使下所追求的东西。“到处跑着的是文雅一点的猎物,而我们就在他们中间。”【65】这里的道理就是我们以及整个大自然都在向“人”争取,那是某种高高在我们头上的某样东西。某一物种的进化发展不是依靠总体的样品及其感觉良好,也不在于那在时间方面最新出现的样品,而取决于看上去分散的和偶然出现的样品。不再是动物的人,而是真正的人。这是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在玩过持续变换的游戏之后,大自然终于做出唯一的、欢快的跳跃。歌德说:“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还要经常重复地说,自然和人的活动的目的(或者说目的原因),就是戏剧诗歌艺术。因为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些艺术就绝对是没有用处的。”【70】在常规状态下,我们是无法为产生解救者而出力的,而文化就是为了帮助完善大自然的工作而结合起来的强大的联合体。“文化就是每个人认识了自己,并对自己不满以后的产物。”【75】这一认识只有通过爱才能达到:“要让一个人处于这样一种无畏、坦然的自我认识态度,是很困难的,因为教导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唯独只有在爱之中,灵魂才不仅获得那清晰的、解剖性的和鄙视自己的眼光,而且还有了这样的渴望:要把目光越过自身,全力寻觅那仍然隐藏在某处的更高的自我。”【75】其次,我们还必须为了文化而斗争,这就是说“对那些妨碍我们的目标(亦即妨碍产生天才)的种种风气、习惯、法令、机构,视若寇仇”【76】。为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卢梭式的(暴力或激进的行动者)或歌德式的(格调庄重、宏大的观照者)人,而是叔本华式(既积极行动,也观照自己者)的人。卢梭式的人可能成为喀提林式的阴谋家、叛徒,而歌德式的人容易堕落为菲利斯丁人。相反,叔本华式的人始终保持着诚实的英雄气概,他将自己献作所认识到的真理的第一份祭品,并且随时准备脱胎换骨。当然,在这本书里尼采似乎把叔本华式的人当作了我们的存在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一个深沉的否定者,但在其最深意义上是肯定性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以一个有意识的意志取代那“黑暗渴望的推动”,教育机器极有可能被另一种被滥用和另有其他目的的文化接管,他们致力于培养学者、政府官员、生意人、文化菲利斯丁人,或者所有上述的混合物。这种所谓的“对真理的本能追求”,其真正的推动力包括(1)生意人的利欲;(2)国家的私欲;(3)所有那些有理由想要通过表面的东西,以伪装和掩藏其自己的人;(4)科学和知识的自私,以及科学和知识的仆人(亦即学者)的特性本质。这种教育的本质起源于中世纪,它并不致力于培养天才,而是培养学者。学者是那种本质上没有独创性的人,他们想要“杀戮、拆解和明白大自然”【94】。天才则是以“新的、活的自然之物丰富大自然”【94】。这种冲突和对立导致学者与天才在任何时代都相互为敌。唯有通过某一代人“协调一致地”战斗,后一代人才有可能收获胜利。在天才与学者之间的战斗中充满了艰难、危险和引诱,尼采认为在这场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参与者内在的英勇气质,以及对天才的亲合程度。“那在第一条路上摩肩接踵挤向他们的目标的巨大人群,会把那理解为一些安排和规则——得益于这些,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向他们的目标挺进,所有那些盯着更高和更遥远目标的顽固者、倔强者和孤独者,就经由这些制度和机构而被淘汰掉。对这后面的一小撮人而言,教育机构需要实现的,当然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目的。[……]这些少数的个人应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意义所在。而所有投身于这一教育制度的人,都应努力通过持续净化、互相关怀和鼓励,在自身,在周围为天才的产生、为其作为的成熟而做好准备。就算是天赋属于二流、三流者,同样要铁定为此目标服务,也只有通过投身于这样的使命,才可以活出其义务,才可以生活得有目标、有意义。”【97】
尼采批评了大学中的哲学史教育以及考试制度。这种哲学史教育是与天才的本性最不相宜的,因为天才要做的不是透过概念、意见、过去、书籍去看事物,而是直接地看视事物和自身,否则他最终看到的只是别人的看法。不同于那种从传统和习惯中平和地生长出来的果实,不同于幽灵或老妇那样虚弱可笑的学术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就像真理女神那样既诱人又危险。至于魔鬼般的哲学考试,虽说可以吓走懒惰和能力不足的学生,但“这样做的得益终究无法抵偿这种强制性学习给那些轻率莽撞、躁动不安的学生所造成的损害。”【124】“最后,那哲学史跟我们的年轻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要用那些众说纷纭,让我们的年轻人失去拥有自己看法的勇气?是否要他们学会一起欢庆,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美妙的进步?是否非要让年轻人终于憎恨或者蔑视哲学不可?至于这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那些学生为了应付哲学考试是如何折磨自己的,是如何把过去人们头脑中曾经有过的【116】至为疯狂和至为尖刻的看法和念头,连同那些最伟大的和最难以把握的思想一道,硬塞进可怜的脑子里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就会这么想了。对一种哲学唯一可能做出的评判,并且能证明一些东西的评判(亦即争取看看人们是否可以据此哲学而生活),却从来不会在大学里传授;所传授的只是用字词加上字词做出的评判。现在我们现象一下,一个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在头脑里却并存和混合着五十个体系的文字形式和对这些体系的五十个评判。这将是怎样的杂草丛生的蛮荒之地!是对哲学教育多大的嘲弄!事实上,人们也承认这并非向学生传授哲学,而是要训练他们通过哲学考试。这样做的结果通常就是,人人都知道,那被考试的年轻人——啊,那被考试得太过的年轻人——以憋闷的一声叹息承认:‘感谢上帝,幸好我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基督徒,是我的国家的一个良好市民!’”】
2022.4.11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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