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继续前行（代跋）

越到付梓之时，我越感到忐忑不安，也越直接地扪心自问，本书真的有充分的写作必要性吗？它最终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在前一个问题上，我相信我们的考古学、上古史和古代文明研究需要适当地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就像享受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一样享受知识意义上的发现。东周之前的青铜不过是众多合适的个案之一。在后一个问题上，我必须坦承在很多提出的问题上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仍然感到有必要与诸位读者分享些许认识。我自忖，本书所代表的路径和取向具有超出青铜兵器个案的价值，也许有助于有识之士在他的个案中表达得更为完美，虽我不能至，但心实向往之。因此，就让本书成为一个小小的路标，指引我们继续前行。

相较于十余年前的底本，我希望本书能至少取得若干进步。首先，我希望实现研究材料上更好的整合。青铜兵器收藏广泛见诸考古调查和发掘及承自金石学 传统的公私收藏，我希望能够均衡地、情境性地考察不同来源的资料，打破现代考古学分析和从传统至现代的公私收藏之间的壁垒，尤其是将海外各家博物馆的藏品纳入分析和讨论之中。其次，在个案分析上，我希望打破由物到史、从物到人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展现多个层面的情境分析；在理论框架上，我则希望尝试运用更复杂、更多元、更具有能动性的物质文化分析体系。这些冀望也反映了我对早期中国青铜兵器乃至中国考古学的整体认识的变迁。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更复杂的认知和建构体系是由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提供的。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拒绝检验基于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经验的通则性假设，是知识上的懦弱行为，中国考古学不可能在世界考古学潮流之外独善其身。此外，在长期的片面甚至歪曲描述的影响之下，即使有识之士迈出关键的一步，仍不免流露出如胡适先生说的裹脚妇女放脚之态，将旧时代误解一并代入新时代的尝试之中。虽情有可原，但并不可取。在本书写作之时，新考古学已不再为“新”了，但是，中国考古学仍然误认为新考古学的贡献全在技术层面上；这是没有道理的，任何一个传承有序的学派都不可能仅仅只有技术方法上的诉求。新考古学有独特的认知体系和阐释方式。本书对青铜兵器的工具、标识和符号意义的区分，用意即在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新考古学并非终极真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对新考古学的质疑也不是为质疑而质疑的虚无之声。如果理论之树是常青的，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在新考古学的肩膀之上往前探出哪怕一点点。走向情境，无论是物理性情境，还是文化性情境，抑或学术史情境，都将揭示出考古学探索的阐释性特质。本书大体实现了上述几个预期，使我有勇气在惴惴不安中将它呈献给读者们。

走向阐释的考古学之旅早已开启。日前读唐兰先生作于八十年前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目录》，我重温了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

“以上一二三各类（注：指烹饪器及食器；容器温器及饮器；寻常用器），旧时总称为礼器，与乐器相偶，实未确当。盖此三类器及乐器，最初皆为日常所需，其后遂兼为祭祀及殉葬之用，即兵器亦如此，故无论何类铜器，皆含有用器、礼器、明器三种用途，不能以礼器一名包括之也。”

此论诚可谓本书对青铜兵器分析的先声。作为一个路标，本书不过是告诉未来者，我们曾经追随先哲之光，途经这里，并且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