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1.这本杂文集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很长，有杂文、小说、诗歌、序跋、书信，也可以对鲁迅的思想能有个整体的认识。 2.第一篇《怀旧》是小说，所写学堂的学生懵懂无知，听家里大人讲长毛的事。长毛的形象并不好。 3.「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鲁迅的创作不是发自真心，没有十分积极的心态，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有惊人的力量，认为自己这么做只不过是在黑暗里捣乱（见两地书）和鼓励他人（见呐喊自序）。 4.鲁迅与满清。「我在十三年之前，确乎是一个他族的奴隶」、「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清朝又是外国人」。 5.压迫不除，就只是「从他族的奴隶进化到同族的奴隶」 6.鲁迅认为「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强调个性的伸张，可能是对早年《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的继续。 7.青年必读书的争论收录了双方的文章，反对者运用诛心（或言揣测动机）、将对方观点极端化、曲解对方观点、滑坡谬论、“欲贬先褒，二元对立，不是君子，即是小人”等手法来攻击鲁迅（鲁迅也有过这些错误）。鲁迅的回应中①声明自己不是在指导，不是以导师自居，自己的这个观点也不是律令，「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②认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这段话与汉字拉丁化有关。③熊以谦说“况且中国除了几种谈神谈仙的书之外，没有那种有价值的书不是入世的。不过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说的话不同。”鲁迅在回应中避开了这个问题，显然是自认其说的有理而忽视。在这场争论中，鲁迅的反驳显得很认真、用力、有活力，但可能是这样的争论多了之后也就会觉得这并不是值得认真去干的事，因为对方往往就是个无立场、不认真、善变化的人，他可以对你四面出击让你疲于奔命。 8.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的考证。 向培良认为此事子虚乌有，是报纸故意捏造新闻以恐吓女学生不要外出游玩。 尚钺、长虹认为此事不假，「本地学界中人为维持学校起见，倒会虽然受害，仍加隐瞒，因为倘一张扬，则群众不责加害者，而反指摘被害者，从此学校就会无人敢上」。 向培良又为此前往开封调查。 但女师大风潮正在此时发生，此事似乎就没了下文。 9.「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 10.老调子何以唱不完？这个问题跟历史为何一直循环一样。鲁迅认为①「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②「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 「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对外国人的赞美保持警惕，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人希望有个古老的东方给他们做鉴赏、消遣的玩物。 「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这种洋人——买办——奴隶的社会等级好像在《无声的中国》里也提过，只不过那说的是香港。 鲁迅不喜欢传统文化的理由有二：①「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②「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11.「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大众不识字，其次是各地语言不统一，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困境，他自己也明白自己的作品只能在文人的小圈子产生影响而与大众无关，后世所谓“鲁迅要对民众启蒙”云云只是误解。「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这是鲁迅的结论。 12.《好东西歌》，内部混乱没有统一的抗日局面。《公民科歌》，国民政府下的公民只是奴才。 13.帮忙文学，为统治者粉饰太平。帮闲文学，给统治者做消遣、娱乐。「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这或许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自己的要求。 14.「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15.「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16.《上海所感》。认为忘却源于习惯，即见怪不怪式的麻木，「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接着谈到「中国是变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并不觉得怎样变化」。变化繁多与不觉得怎样变化似乎矛盾，实则可以理解成变化虽然多，可变来变去还是那几样。而虽然还是那几样，却又是数量繁多，让人很难记得太多。然后谈到黑暗的统治，「革命者因为受着压迫，所以用着潜行，或者秘密的活动，但到一九三三年，却觉得统治者也在这么办的了」。于是让人分不清潜行的人是被压迫了还是去压迫别人。刊物上为蒋介石造势，鼓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说是要救中国，必须这样的英雄，然而一到中国的莫索里尼或希特拉是谁呢这一个紧要结论，却总是客气着不明说。这是秘密，要读者自己悟出，各人自负责任的罢。」在黑暗统治下的爪牙也自知在撒谎和作恶，于是「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这种现象在《沙》《二丑艺术》里也有表述。文章的末尾处谈到正人君子称农民为愚民，只因农民多疑，「总不大肯说老实话」。鲁迅则为农民辩护一次，认为「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即农民的多疑是遭受过善良被利用后的一种自保行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与《沙》差不多的意思，认为愚民的产生源于后天，但同时又没有完全把责任归于源头。私以为读鲁迅时没有读出忧愤、沉郁、诙谐、纠结都是没有真的读懂鲁迅，如果读鲁迅读出一股子自信满满，那更是误读，左派读出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自信满满，田园自由派读出蔑视民众的自信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