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人物生平

第一章 革命中的普通话：统一国语

王照的曾祖王锡朋曾任总兵，鸦片战争时战死。王照幼年丧父，靠叔叔抚养。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散馆，以主事著以部属用 ，任礼部主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与徐世昌等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为全国首创州县地方学校（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一小学）。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欲上书建议光绪帝奉慈禧太后“巡幸中外”，礼部尚书怀塔布起初不肯代递，后虽代递但上奏称王照“咆哮公堂”。 光绪帝阅折后，命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六堂官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与康有为、梁启超多有不合。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秘密潜回中国，在天津创制“官话字母”，并写成《官话合声字母》，此书成为中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 此书1901年在日本出版。后在北京修订重印，名为《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北京官话字母义塾，1903年，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1906年翻刻）。这是我国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声母、韵母共62个，采用声韵双拼的方法。

后创“官话拼音书报社”，出版“拼音官话报”——《人人能看书》。《官话字母方案》强调拼写白话，强调以北京语音为拼写对象，因以一般民众为推行对象而设计务求简易、专拼俗话、以便俗用。他希望通过官话字母的传习，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以求富国强民。由于官话合声字母具有不少优点，各地有“官话字母义塾”“简字学堂”等传习机构的大力宣传，在推行中又得到上层社会名流（如严修、吴汝纶、张百熙、袁世凯等）的支持，因此推行速度快且声势浩大，前后共推行十年，遍及13个省，是当时切音字运动诸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最广的一种。

1901年，清廷有旨开复原衔，但他并未做官。宣统帝即位后，拼音官话报触犯了摄政王载沣的忌讳，报社被查封，官话字母的讲习遭禁，王照被迫逃到江苏。 辛亥革命期间，江北都督府都督蒋雁行曾派王照充当代表到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辛亥革命后，他寓居南京。 1913年，他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后辞职。晚年，他研究经学，主张教育救国。1933年他逝世。

第二章 中国打字机

周厚坤，中文打字机之父。

1900 年进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附小、附中及电机科学习。

1909 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 。

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第二批学生，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14年， 周厚坤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海洋工程(Ocean Engineering)学士学位。

1914年， 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美国第一个航空工程(Aeronautical Engineering)专业。

1915年， 周厚坤以全美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硕士的身份毕业。

1916年，留美归来的周厚坤走进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办公室。商务印书馆上层经过商讨决定接纳周厚坤来商务印书馆发展，监造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于1916年7月23日刊做了题为 "Chinaman Invents Chinese Typewriter Using 4,000 Characters" 的报道。 然而，研究发明与工业化批量生产差异大，周厚坤先后设计制造了两种款式，但均不够完善，难以投产，无法上市发售。

周厚坤因设备、时间问题与张元济无法达成一致，遂离开商务印书馆，前往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科任教，不再从事打印业。舒震东接替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继续研究中文打字机，后来制成舒式打字机。

第三章 天平向电报倾斜：用代码书写

王景春，

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参事。同年至1913年任京奉路、京汉路副局长。其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波斯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商业会议。

1914年7月至1916年任交通部铁路会计司长，兼代邮政司长。

1916年任交通部顾问。

1917年任第五届中日关税会议委员，京汉、京奉路局长。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任专门委员。

1920年任中东路技术管理局中方代表、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交通部路政司长。

1920年王景春被任命为中东铁路督办，任职期间为解决中东铁路华人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创办中东铁路路立普育学校，这是中国人获得东省特别行政区教育管理权的开始。

1922年任中东路会办。

1925年出席国际电信邮政会议，回国后任邮政电信会议总代表。

1928年至1930年任中东路理事长，曾任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

1931年至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派驻伦敦购料委员会委员。

1949年后去美国，1956年6月17日病逝于美国。

第四章 图书管理员的卡片目录：分解汉字

王云五，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

1897年，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业准备条件。

1902年，父亲送14岁的王云五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

1904年，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5年，17岁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

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

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加入国民党，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

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

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鲜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1921年9月，王云五上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副所长，旋任所长，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

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

第五章 当“Peking”变成“Beijing”：简化和罗马化

1932年，杜定友发表“图书馆管理方法新观点”一文，指出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可称为“三位一体”，三位者，一为“书”(包括图书等一切文化记载)，二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管理方法、管理人才等)，这就是著名的“三要素说”，它堪称杜定友图书馆学理论的精华 。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次日炸毁东方图书馆，造成40万册图书损失。这一年，杜定友与上海学界欧元怀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上海图书馆。1935年7月1日，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处成立，政府委派洪逵为主任，杜定友为副主任。

1936年，在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力邀下，重回中大，主持图书馆事务并任教授。杜定友回忆：“重回中大，图书馆已面目全非。这时，图书馆已迁入石牌新校了。以前经手购入的大套珍贵丛书，很多都散失了。我接管时，按1935年出版的目录点查，缺少了15000余册，数目惊人！查7年之中，换了6个主任。他们都以图书馆为逆旅，其中没有一个内行人，朝秦暮楚，对图书馆哪里会有什么好处？”

这一年，杜定友为中大新图书馆进行设计，大至馆舍建筑，小到桌椅式样，无不亲力而为。其得意之作是解决了图书馆钥匙问题，全馆104个房间，有104把钥匙，经机械专家设计，馆长一把钥匙可以开通104扇门，全馆五部主任钥匙可开通属下各室。次年6月，杜定友查清全馆现存图书196121册，添购图书杂志31868册。

杜定友励精图治，准备重新整顿中大图书馆时，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此前，中山大学已经奉命着手西迁。早在该年1月，杜定友即将馆内善本书、志书、整套杂志、碑帖等2万余册，装成199箱，移存香港九龙货仓，战时又续存数十箱。广州沦陷前夕，杜定友指挥图书馆员工将中大贵重图书装箱，木箱不够，便把书架、桌子、黑板等改做木箱，最后装成299箱共5万余册书籍。

10月下旬，中大校方决定在罗定开学，杜定友觅得一城隍庙作为图书馆馆址，请雇工修缮整理。11月中旬，中大又奉命改迁广西龙州。迁徙途中，教育部又命迁云南澄江。杜定友被校方指定为押运主任，每到一站，他亲自先行布置。次年2月底，中大教工245人、学生1736人到达云南澄江。学校图书馆暂得安宁，他又指挥大家把书箱改作书架、办公桌和读者座位。杜定友在书箱设计上用心良苦，使图书馆所用书籍能装书即走，当时人称“图书馆木箱化”。

1946年3月，杜定友赴香港办理寄存图书接受事务，但发现所存图书落入敌手，不知所踪，他托港大图书馆馆长陈君葆与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四处查访。不久，香港政府公报载：九龙仓有中国古书等约320箱，决定由港敌产管理处招商开投。杜定友急托陈君葆、何多源前往接洽，经抽查，这批图书多有广东省立图书馆印章，也是杜定友追踪多时的一批书。1月21日，陈君葆、何多源又在香港永源仓发现图书173箱，图书上有中大图书馆印章，这正是杜定友当年存放九龙仓的图书，被敌人发现后转存于此。经省港双方交涉，杜定友赴港将这两批图书接回，两批图书计有35686册，古物等721件。杜定友此行不仅追回以往寄存图书，同时还带回中英文化教育会及美国图书馆协会赠送的一批图书。

1950年首倡新中国图书分类法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为指导思想表明了历经战乱后杜定友思想境界的升华 。

1962年发表“图书分类法的路向”一文，体现了杜定友在图书分类领域的精深造诸和远见卓识。

第六章 进入计算机：输入与输出

“文化大革命”中，支秉彝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支为自己的科研活动被中断而难受，更为国家仪表行业的前途忧心忡忡。一日，支看到隔离室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低声默诵，骤然间萌发了一个研究课题：能不能把汉字编成一种有规律的代码，用以替代打电报沿用4个数字码的那种码和字之间没有规律性联系而全赖强记的老方法？能不能进而解决汉字可同西文一样直接进入计算机？支凭早年在德国任教汉语的根基，潜心思考，运用26个拉丁字母逐个编码汉字。后来蜚声国内外计算机界的支秉彝“见字识码”，又称“支码”的科学工程，就从隔离室里开端了。当时，支手头有笔，却没有纸，就利用茶杯盖子，几十个汉字编满了，抹了再编。没有字典，就凭记忆。1969年9月，支由隔离室出来，一度下放看管废品仓库，条件有所改善，小小的仓库就成了支的实验室。在悉心研究过程中，支设法得到了美欧、日本、澳、新等发达国家和台湾的有关汉字信息处理的资料，细加比较，扬长避短，独辟蹊径。支的汉字编码不同于世界上大多用字形分解的输入方式，而是综合分析汉字的字音、字形、笔划和拼音之间的关系，运用1～4个拉丁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制订了简单的规则，做到见字能识码，见字能打码。

支秉彝经过6年的悉心钻研，完成了有关“见字识码”初稿。1974年，支出差北京，专程走访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曹维廉，得到曹的支持，曹还特意向上海有关部门推荐“见字识码”。在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协同研究和组织论证下，支秉彝的“见字识码”输入系统的研究终于取得了成果并被上海市内电话局采用，从而使率先使计算机的汉字输入进入了实用阶段。“见字识码”用26个拉丁字母进行编码，以4个拉丁字母表示一个汉字。这种编码方案建立在字音和字形的双重关系上，见字就能识码，见字就能打码，不必死记硬背。由于每个汉字的字码是固定的，就给计算机码的存贮和软件的应带来很大方便。这种编码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为建立中文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打开了大门，并使建立在电子计算机基础上的照相排版印刷的自动化得以实现。

1978年7月19日，《文汇报》头版披露这一重大消息后，美国、联邦德国等国家的一些公司、大学纷纷函电要求合作。以后，又实现了汉字输入终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和生产。其中，和联邦德国、香港有关公司合作生产的采用“支码”的1011型汉字自动打字机系列产品广销国内外。支秉彝的汉字编码法的创造赢得了世界计算机界的首肯，对中国汉字码的发展有倡导推动作用，支成为国际上有名望的汉字信息处理和仪器仪表的专家。

第七章 数字中国：互联网新时代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2月5日，王选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41年（民国三十年），进入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幼稚园。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进入上海南洋模范小学。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小学五年级被选为班长，后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小学毕业，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七宝分校（现上海市七宝中学）就读初中。

1951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班里第一位团员，后担任团支部书记。被免试保送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就读。

1954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前两年以学习基础课为主。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在数学力学系设立了计算机数学，王选选择了计算机数学专业。

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通过阅读中国国外文献，他逐步领悟到只有同时掌握硬件设计和程序与应用，才能产生创新。

1961年，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1963年，在研究过程中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中国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他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连续两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他的反应速度明显加快。

1964年，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21机的ALGOL60编译系统，同时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1965年，回到北京大学，与陈堃銶、许卓群等同事进行DJS 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设计工作，1967年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推广，成为中国国内最早得到真正推广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之一，被列入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

1966年，旧病复发，因“文革”北大环境混乱，到昌平北京大学分校休养。

1967年，与陈堃銶结为夫妻，搬回北京大学。

1968年3月，再回上海养病。父亲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成为“专政对象”，家中环境大变。同年12月被扣上“偷听敌台广播”的帽子，召回北京大学，进学习班“交待问题”，只能周末回家。在陈堃銶的理解、鼓励和照顾下，度过了艰难岁月。

1969年，因身体状况不佳，被命从“学习班”回家“思过”，成为被打入“另册”、只拿劳保工资、长期在家养病的老病号。

1972年，从同事处得知，北京大学参与研制的DJS150计算机遇到磁带纠错的难题。在家用手工对几百种编码方案进行筛选、计算，设计出磁带2位纠错方案。

1975年，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工作。

197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了解了王选的方案后给予支持，把“748工程”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北京大学，并成立了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由王选负责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1978年—1995年，担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1979年7月27日，经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王选主持研制成功汉字精密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一张八开报纸底片。

1980年9月15日，王选为首的课题组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地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的样书，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同年，晋升为副教授。

1981年，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使中文激光照排系统从1985年起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推广。

1983年，北京大学在原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王选担任副所长。

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1988年后，王选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同年，担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1992年，王选向北京大学计算机所提出，正式退出科研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