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管中窥豹，令人向往
本书2015年出版，是“吴钩说宋”的第一部。体例分为四部分，其后记对此曾有言：“文字分为四卷，分别从生活、社会、经济与法政四个角度展示宋代的文明成就”。简言之，与其序引众家之论对应，以上四者皆是围绕“（宋代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来展开，加之后记又言之文明，由此本书所述可称之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商业文明、政治文明四者，然所说实含糊，因其多时皆是一体，或多有相融。
观序中引众家论宋是近世便可知，作者亦同之，即19世纪末内藤湖南提唐宋变革论之说，作者则不仅对此深以为然，又引众家之论为依据，为之后所述而定基调。至于唐宋变革论之说，个人亦赞同，然为作者有取舍选之史来解读，实不敢苟同，亦是反感的，对本书不满者，所诟之处于此。
就个人而言，我亦是极为反感先入为主解史法。如先据《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甚至又以《清明上河图》之画就其物质文明展开叙述。其间虽多有新颖、本人所未闻之处，也固才可一定反映时代之面貌，物质之繁荣，然究论此之本身，不过专论一地，即北宋之汴梁而已，实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以此为代表彼整个社会之状况，人民之生活。就以当今而论，若拿北京与三四线之城相提并论，亦极其片面。
抛此不论，观之本书，颇有百度百科之意味，即固所涉及的方面，内容很丰富，就其文明而言，可谓面面俱到，然实所论极为浅薄简略，故类百度百科。此感于第一部分阅读当中尤甚。
若再抛此不论，本书所引，或古籍之言，或众家之论，亦极丰富，然又多处使用不全规范。如正文叙述中多不加修饰引古籍原文代之，似顺手写来，既不够严谨，又为读此书者，设一定门槛；再如引众家之论，如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之原话亦少注明出处。
即便凡此种种，全抛开不论，就拿作者有所取舍而叙述的史实来说，亦不乏错误或偏差之处，如他在讲到宋代人口情况时，曾与唐代为对比，举出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如何如何，而之前竟然出现了“天宝十三年”的字样，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天宝三年时，唐玄宗改年为载，所以这一年也叫天宝三载，自然之后也就以载为唐官方的纪年方式，而作者竟置之不顾，竟把公元554年称为天宝十三年。上面所说，虽已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而作者此乃无意之举，更无伤大雅，倒是我对此有点吹毛求疵了，那么，他讲到其时期的科举，以及妇女的家庭地位时，竟引用古籍中对唐代榜下捉婿的记载，以及很有可能是写于唐代的敦煌文书，则让我大跌眼镜。到底是作者的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另外，在行文中，或许是为了迎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又多现粗言鄙语，于一本历史著作，即便是科普著作而言，我感到不适。
不过，就书中作者所述，我还是了解了很多从物质到精神，从顶层设计到日常生活关于宋代的方方面面。如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宋代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以及正因其流程极为纷繁复杂，才确保了司法的公平公正性，还有当时的言论自由等。然而，如此开明理性、从概念到科技均有重大进步的宋代，为何只昙花一现，而从元以后，文明便全方面进入了倒退，以至据作者所说，中国原本在十二世纪就有很多进入近代化的种种迹象，那为什么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末，才通过外部的坚船利炮迫使我们步入艰难曲折的近代化过程？作者对此显然没有只言片语的解释。这不是错误，因为我想他所说的大多都是史实，是言必有据的；然而，史书上关于其时期的记载我想肯定不止这些，而作者却只讲这些，这就是片面了。如上面所说以只记载一处的文字来代表整个社会的状况，以偏概全，再如在两宋就有步入近代化的种种迹象为何却到晚清才艰难进行？作者则有意略过，甚至只字不提。虽然关于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也不应该在本书所论的范围，而这些又是读者非常想知道的，更是必须要知道的。我想这才是之所以有很多人对其评价不高，甚至对作者冠之“宋吹”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唐刘知几曾提出了“史家三长论”，即认为才、学、识是书写历史的史学家所必备的，后来梁启超又对此加以概括，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要素，即是要求史学家必须还要有德。而对于司马迁的《史记》，这一被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历史著作，东汉班固在他的《汉书》中对此曾有“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至于这一评价，具体到这本书上，则明显有所不足。我想这也是作者在日后需要进步的地方。
或许，作者是鉴于除去唐宋变革论的积贫积弱论而通过其著作进行矫枉，也由于希望这一观念能够通过其著作更好的普及而刻意使文风通俗，甚至有故意迎合当下年轻人的胃口之嫌。结果内容先入为主，过犹不及，文风文的文，白的白，略显不伦不类，归根到底，之所以如此，我想作者本人还是有点急功近利了。这个观念得到普及推广肯定需要时间，如果只讲这一点，那就要以牺牲其著作本身的价值为代价了。总而言之，就我个人而言，读完本书，对大宋更加向往，亦想穿越回去，一睹作者所述种种真实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