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制社会”视角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本书是一本论题鲜明的魏晋南北朝史概论书。作者是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与谷川道雄一同开创了“豪族共同体论”，并将之发展为“贵族制社会”，本书就是以此为主题来概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从世界范围看，这一时代之前，东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作为两大强权分别屹立在亚洲和欧洲，而后，罗马帝国分裂，日耳曼人南下，最终灭掉西罗马帝国，从此强权瓦解，封建割据的时代来临。在中国，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三国鼎立之后西晋短暂统一，但在内迁民族的冲击下，北方再度分裂。某种程度上，西欧和中国有相似的命运，都是在北方“蛮族”的冲击下分裂瓦解，西欧形成封君封臣制度，君主未能集权，而中国是世家大族长期专权，皇权不振。此外，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世家大族也都有自己的庄园和依附农民或农奴。某种程度上，魏晋南北朝就是中国的“中世纪”。但是，与西欧不同的是，魏晋的世家大族并未具有像西欧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性，未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在庄园内也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未能成为真正的封建领主。尽管皇权不振，但他们还是聚拢在皇帝周围维持王朝的统治，而且将华夏文明传承下去，与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为何会走上这样的历史道路？川胜义雄这本《魏晋南北朝》会告诉我们答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贵族制社会的成因讲起。作者所采取的视角为权力史与文化史的双重奏，而这两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交汇于促成贵族制社会形成的核心群体——知识人阶层。这里作者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是因为“分子”这个词语由于政治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阶级立场式的贬义色彩，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序言也提到过这一点，语言学家陈原在《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这篇文章中亦有讨论。本书的知识人阶层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世代传承的世家大族，他们同时垄断了政治权力与文化资源，在经济上又不断兼并土地，具有向封建领主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遭到乡村自耕农阶层的抵抗，另一方面又受到部分维护自耕农经济的知识人的制约，因而不能发展成为像中古西欧那种真正的封建领主，最终不得不依赖于乡里共同体并与之结合，转变为农耕文化的指导者，成为文人贵族。这些文人贵族一方面掌控朝政大权，支撑着羸弱的皇权，另一方面又保护和教化着以自耕农为基础的乡里共同体，同时也是知识和教养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并通过九品中正制来确保对于官职爵位的世袭垄断。自东汉末年黄巾大乱至隋文帝统一天下，这四百年间既黑暗又华丽的政权并立的时代，就是在这种贵族制社会的的逐步兴起、确立、巩固、变异和崩溃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 贵族制社会的形成源于东汉后期豪族的崛起。东汉的建立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出身，东汉建立后，一大批豪强成为支撑东汉政权的核心力量，然而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却是小农经济，豪强的兼并扩张必然会削弱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于是随后爆发了度田事件，但是豪强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章帝之后，和帝依靠宦官扫灭外戚窦氏，此后即位的皇帝大多年龄幼小，形成宦官外戚交替执政的现象。无论外戚还是宦官，在他们掌权之后，都会利用公权力为己方谋利，从而推动与他们相关的豪强地主向领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东汉还有很多具备儒家教养的知识人，他们因其知识和教养而被乡村共同体给予好评，这就是乡论，而地方长官基于乡论而推举他们为官僚。因而他们代表着乡村共同体，反对这种豪族领主化的倾向，对污浊的现实表示不满，从而被称作“清流”，在舆论上则表现为“清议”，于是遭到当权者的镇压，这就是两次党锢之祸的由来。然而后来爆发了黄巾之乱，为防止黄巾乱党与知识人联合起来危害统治，东汉政府下令撤销了党锢之禁。这正说明党人和黄巾军都是针对政府当权派的豪族领主化路线。 贵族制社会开始形成于曹魏和西晋。黄巾之乱后，东汉政权在内斗中濒临崩溃，宦官、外戚势力俱亡，皇权孤微，群雄并起。在乱世中，此前倾向于领主化的豪族与对其抵抗的知识人逐渐互相妥协、互相合作，以恢复社会的安定。曹操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逐渐崛起，并招揽名士荀彧、程昱等与其合作。作者指出，面对乡村社会的危亡，地方豪族需要与更强大的权力体相结合，而知识人就起着居中疏通的纽带作用。这些知识人以上层权力为背景，遏制下层地方豪族的发展，同时又以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来支持上层权力的稳固。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领主李典在士大夫面前屈膝致敬，这表明武人势力被遏制，从属于文人贵族，无法形成武士阶级。曹魏政权收拢了众多东汉时被弹压的在野知识人，奠定贵族制社会形成的基础。同时，由于原来的乡论被战乱所破坏，以乡论为基础制定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由于被文人贵族所操控，所以进一步促进了贵族制社会的形成。作者认为，西晋的灭亡就是因为无法化解豪族领主化路线与乡村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所致。一方面，贵族高官沉湎于表面的和平，奢侈之风盛行，另一方面，知识阶级沉醉于不切实际的“清谈”，而无视基层社会的困境。结果就是放纵了一撮利欲熏心的实权人物互相斗争，引起八王之乱而耗尽国力，最终被内迁的匈奴所灭。 贵族制社会在东晋确立并兴盛。三国时代的东吴政权大大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作为外来的征服政权，东吴依靠当地的豪族统治，其将领的军队可以世袭，私兵色彩浓厚，同时不断开发江南的土地，并与当地的土著山越作战，自耕农还未发展成熟，豪族的领主化较为明显。到了西晋末年，眼见中原大乱，江南的豪族也有独立建立政权的意愿，但他们不愿背负“叛逆”的罪名，正在此时，司马睿和王导渡江而来，于是江南豪族便拥立他们为正朔而谋求稳定江南的秩序。然而，在东晋政权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并不是江南豪族，而是南迁的北方士族，这是因为王导利用江南豪族内部的等级落差分裂了他们，同时，九品中正制等北方先进文化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也使得北方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王导把知识人辈出的吴郡、会稽名门笼络到北来贵族阶层中，通过他们来控制和支配中小豪族，对阳羡周氏、武康沈氏这样粗鄙不文的豪族进行压制和排斥。在此后长达一个半世纪里，出身于这些低级豪族的下级武将都屈居于文人贵族之下。与此同时，北方还有大量的流民南迁，东晋政府将流民安置于京口等地，并任命流民统帅者为将军兼任地方长官，以其势力作为后盾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抵御来自北方政权的威胁。综上，东晋政权是以司马氏皇族和王氏等士族为核心的贵族政权，在北方流民与南方诸势力之间进行权衡和调节，以维持实力均衡，一旦各方势力失衡，就要发生动乱。东晋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大的动乱就有王敦、苏峻、孙恩卢循，以及桓玄之乱，其中桓玄还曾篡位。东晋后期，一方面世家大族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寒门武人崛起，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逐渐无法调和。 贵族制社会的衰落与崩溃在南朝时期。东晋王导之后，庾氏、桓氏、谢氏等一流士族相继执掌朝政，其中谢安居功甚伟，他巧妙调节各种势力，充分发挥西府和北府的军事力量，以此来稳定文人贵族的统治，并成功抵抗前秦苻坚的军队，展示出东晋贵族政治的辉煌成就。然而此后贵族制社会便开始衰落，北府的寒门武人逐渐崛起。桓玄篡国在事实上已经宣告了东晋的灭亡，在击败桓玄以及北伐成功的基础上，刘裕崛起并建立刘宋，开启南朝时代。南朝自宋文帝被杀后，包括南齐政权在内，皇族宗室之间就不断处于互相仇杀夺权的混乱之中，出身寒微的军人纷纷起而争权，同时文人贵族自身也走向衰落，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才能，仅成为点缀朝廷的花瓶，这被作者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作者认为这是货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由于江南生产力提高，货币流通增多，商人开始崛起，寒门出身的军人以商人为后盾，然后巴结讨好实权人物，他们通过煽动长官进逼中央，希望长官当上皇帝，以实现自己的飞黄腾达。这些寒门军人就是“恩倖”，部分商人向恩倖大行贿赂，恩倖将官职授予这些商人，并保证他们在商业上的特权。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上需要更多货币，货币不足使得货币价值升高，劣质货币充斥市场，拥有更多优质货币的富人实力大大增强，而贵族往往自命清高，淡泊名利，在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逐渐没落，趋于贫困。南朝的黄金时代在梁武帝时期，梁朝前期在他的治理下文化繁荣，经济发展，但到了后期，流民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皇帝沉湎于佛教，贵族穷奢极欲，恩倖和地方土豪趁势崛起，社会危机四伏。侯景之乱使得贵族制社会彻底走向崩溃。在战乱中，文人贵族遭到屠戮，以江南落后地区的土豪和盗贼集团为核心力量的陈霸先建立了陈朝，朝政大权被担任中书舍人的寒门所掌控。陈朝是南朝文化最后的余晖所在，在陈后主《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落下帷幕，隋文帝开启了大一统时代。那么，为何统一是由北向南？北方的历史进程又是怎样的？ 西晋末年，首先起来建立政权的是匈奴人。东汉时南匈奴内迁，汉末时已居于华北各省，尤以山西南部为最。后来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并设置官员进行监督。在汉人统治下，匈奴原有的部落逐渐解体，他们融入到农耕生活中，不少人沦落为奴隶或佃农，在遭遇饥荒时还可能面临被卖为奴的悲惨命运。作为匈奴别种羯族人的石勒就曾被山西官员卖为奴隶，尽管他是当地族长的儿子。山西太原甚至有专门的奴隶市场，奴隶的来源就是山西南部的匈奴人。面对这种压迫，匈奴人自然要起来反抗。这时西晋早就内乱不已，成都王司马颖引入匈奴人作为援助，匈奴左部统帅刘渊成了司马颖的部下。后来，刘渊的从祖刘宣策划匈奴独立，秘密奉刘渊为大单于。304年，王浚引鲜卑人为援，击破了司马颖的军队，刘渊借口去调集军队，趁机回国统率匈奴五部。于是这年十月，刘渊便建了汉国，他声称要复兴汉帝国，打倒腐朽不堪的晋朝。同一年，氐族李氏也在四川建了了成国，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开启。 在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的政权中，始终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斗争不已，互相残杀，也因此都很短命，那就是“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石勒所建的后赵为例，后赵的军事基础在于以羯族为中心的胡族部落联盟，而这些部落军队是由大单于所统率，宗室诸王也都有各自的部落军队。在过去的匈奴世界，诸王各自统率自己的部落，单于在统率自己部落的同时也是整个匈奴世界的首领。而十六国时代的匈奴国家，最高首领已是皇帝而不是单于，而且他们统率的也不只是同族人了，还有其他族群的实力人物，这种套上汉族官制外衣的部落军事组织被作者称为“宗室性军事封建制”。在这种体制下，宗室诸王拥有强大的军队，在皇帝统领之下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所以石勒的军队在华北所向披靡。然而一旦扩张的步伐缓慢下来，向中原王朝的模式过渡之时，宗室之间往往会为争夺皇权而爆发激烈斗争，导致国家分裂瓦解。可以说，十六国的兴起和灭亡大多与此有关。 前秦政权的早期也是宗室性军事封建制，苻坚本人就是率军击败暴君符生后登基的。为消除宗室对皇权的威胁，苻坚采纳王猛等汉族知识人的建议，推行汉化政策，抬高君主的权力，并成功统一华北。然而苻坚怀有一种融合各族的理想主义，对归顺前秦的各个异族部落一视同仁，并让其首领在都城担任高官，从而削弱了氐族人对这些异族部落的控制力，这就为前秦的瓦解埋下了隐患。王猛在去世前已经察觉到前秦国内异族涌动的危险，在遗言中劝谏苻坚不要攻打东晋，当务之急乃是压制国内其他各族的离心倾向。但苻坚没有听从，而是倾尽全国之力南下攻晋，淝水之战的溃败使得原本被统一到前秦之下的各个部族纷纷谋求独立。386年，拓跋珪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称魏王，定都盛乐，随后把后燕在华北的领土全部占领，然后迁都平城，北魏由此崛起。 与其他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魏依然是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不过道武帝拓跋珪很早就解散了麾下的部落，并剥夺了“大人”对部落的统率权，把部落民直接纳入国家统治之下，在首都之外设立了特别行政区，还实行与汉族地区类似的任官制度，这些地区与汉族地区逐渐融合，所以北魏没有重蹈五胡诸国因宗室内乱而灭国的覆辙。总之，北魏的宗室性军事封建体制的色彩没有五胡诸国那么强，但以鲜卑为核心的北族士兵依然是主要的军事力量。北魏很早就吸收了华北的知识人群体并予以重用，骁勇善战的鲜卑军队加上汉族知识人的谋略，使得太武帝得以顺利攻灭北燕和北凉，于439年基本统一北方。然而，在北魏向中原王朝体制的转型中仍存在强大的阻力，突出的表现就是崔浩因秉笔直书国史而遭屠戮的“国史案”。最终不但崔浩被族诛，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名门也被牵连处刑。太武帝借此以安抚鲜卑贵族，保证其政权的稳定。不过在此之后，部分鲜卑贵族逐渐加深了对华夏文化的了解，对汉化的疑虑逐渐减少。恰在此时，南朝正处于宗室之间互相残杀的动荡时代，遭到迫害的刘宋宗室和大臣纷纷避难于北魏，北魏得以接受一批自南朝而来的汉族知识人，并受到贵族制社会及其先进文明的刺激。在此背景下，孝文帝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启全面汉化的新时代。 在此前，冯太后已推行了俸禄制、三长制和均田制，加速了北魏向中原体制的过渡。亲政之后，孝文帝于496年迁都洛阳，并下令移风易俗，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将鲜卑姓改为汉姓，皇族拓跋氏则改为元氏。在此基础上，他鼓励胡汉通婚，并将汉人的门第制度移植到北魏政权中。具体来说，他规定北方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五大家族是可以与北魏皇族通婚的第一等士族，对应到胡族中则是穆氏（丘穆陵）、陆氏（步六孤）、尉氏（尉迟）等“八姓”是第一等贵族。以下汉族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胡族则分为“姓”、族、从姓或旁支，与汉人姓氏等级分别对应。这些等级分别对应其家族在官僚体制中的高低贵贱，以九品中正制来维系，这样，北魏的贵族制社会就建立起来，首都洛阳逐渐繁华起来。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社会已埋下隐患。在北魏贵族制中，皇族、宗室是最高贵的贵族，其下有北族八姓为辅翼，于是高级官职被宗室及北族贵族所垄断，汉人占据中下层的官职，而大量不是上等贵族的北族人被排斥在官僚体制之外。这一方面导致宗室把持政治，皇帝政令不行，于是启用宦官与之争权，宦官势力膨胀起来。另一方面使得北族的上层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下层军官、士兵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尤其是北部边疆六个军镇的镇民。523年，沃野镇镇民破六韩拔陵率先举起反对北魏的旗帜。随后，这场叛乱从六镇扩展到长城地带全境，北魏从此衰落。 趁乱崛起的尔朱氏被灭之后，高欢、宇文泰分别拥立两个傀儡皇帝建立东魏和西魏。双雄对峙的结果是东魏—北齐政权被西魏—北周政权所灭，脱胎于北周的隋朝最终结束魏晋南北朝这一大分裂时代。究其原因，除却北齐皇帝的昏庸残暴，更重要的是鲜卑的武将勋贵与汉族的文人贵族之间的矛盾。北齐占据了中原富庶之地，经济文化都要比北周繁荣得多，但也正因如此，有众多的名门望族，而北齐政权的核心力量则是由六镇镇民而来的北族军队。这样，汉族知识人的“文治主义”与鲜卑勋贵的“军国主义”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再加上经济的发展使得部分商人崛起，他们勾结皇帝宠信的恩倖培植势力。样一来，汉人贵族、鲜卑勋贵、和恩倖这三种势力之间便展开互相斗争。先是武人勋贵遭到弹压，而后文人贵族也遭到屠戮，只剩下恩倖主导下的一片乱象，最终为北周所灭。与北齐的富庶不同，北周所处的关中处于欠发达地区，没有像北齐那样多的名门望族，但正因如此，北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更加容易整合，文人贵族无足轻重，甚至出现汉人胡化的倾向。北周的府兵制有效地把自武川等镇南下的北族系士兵，与关中豪族率领的乡兵集团整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另一方面，北周建立之后，宇文护一直专权，同时逐步诛杀勋贵，使权力更加集中，此后武帝除掉宇文护，接掌过被集中化的权力，由此成功灭掉北齐。 可以看出，北齐的灭国是由于其不能统合各方势力，同样，南朝虽然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却因经济的发展引起各方势力的消长，其政权无法有效统合，社会矛盾尖锐起来，从而走向衰落，尽管北齐和陈朝都是当时的发达地区，但只有北周才能打造出强有力的“军国主义体制”，所以脱胎于北周的隋帝国一统天下。 隋朝统一之后，也要吸收知识人参与政权，但是在此前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中，一方面，身份与阶层序列固化的贵族社会已彻底崩溃，只有通过读书来学习“古圣先王之道”的知识人才能够获得生存之道，提升社会地位，这种背景下，科举制便应运而生。所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写道：“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而另一方面，对于学问和教养的重视，传承儒家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也成为支撑知识人在乱世中生存的强有力的信念。对此颜之推与儿子颜思鲁曾有过这样的对话：“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温褐，我自欲之。’”可见，颜之推认为，只要儿子能努力学习先王之道，把家族的学问传承下去，哪怕让他过最穷最苦的日子，他也满心欢喜。毫无疑问，这种知识人的强韧性，也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最后，借用作者的话，颜之推不但是六朝时代的闭幕者，也是开辟新时代的路标。一个更为繁盛的全新时代将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