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垂拱拔四镇

唐朝自来就有一班士大夫幻想不费人力物力而单靠一项羁摩政策就能维持边疆安定④，适逢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以后有意笼络人心，显示其“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就演成了唐朝垂拱二年（686）下令拔弃安西四镇之事。唐朝拔四镇的本意并非舍弃边疆不要，而是撤回镇将防人，把防务交给忠实于唐朝的羁摩府、州长官即当地土著首领来负责，从而减轻一些财政和人力负担。因此，可以认为，唐朝于垂拱元年（685）十一月擢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垂拱二年九月以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正是为垂拱二年十一月拔四镇预做安排。然而，拔四镇以后吐蕃乘虚而入，“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甚至“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磺以临我敦煌，这却是唐朝始料所未及的。

武后年号一览表

崔融《拔四镇议》中先是追叙四镇时期的历史，指出在高宗时期因为放弃四镇，导致吐蕃长驱直，武后时期先后多次用兵，直到长寿元年王孝杰收复四镇。作者得出“ 在这种情况下，就演成了唐朝垂拱二年（686）下令拔弃安西四镇之事…… 正是为垂拱二年十一月拔四镇预做安排。然而，拔四镇以后吐蕃乘虚而入，“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甚至“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磺以临我敦煌，这却是唐朝始料所未”，将崔融奏议中发生于高宗时期的事情放到武后时期，未免张冠李戴。按照崔融的奏议，自高宗放弃四镇后，唐廷一直未曾收复四镇，何来武后垂拱二年拔四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