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形象工程
所有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都曾是神“在大地上的影子”。到了近代,神渐渐远离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统治者开始被塑造成活着的神。他不再仅仅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神本身。支撑这个全新角色扮演游戏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话语,以及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这一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民的想象,从而制造认同。
解释一个观念或形象如何被建构起来,也就意味着对它的解构,因为一切建构的原理被解释之后,都无法再成其为不受质疑的假定。彼得·伯克正是通过叙述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更大整体,从而剥下了皇帝的新衣。
这一形象工程的先驱出现在法国并非偶然。作为西欧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近代早期的法国迫切需要通过一个无情而严密的过程来产生一致性。因为当时这个新兴的绝对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将一个复杂多元的法国予以重新整合和控制。“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满足了这个共同体想象的单一阐释。所有非亲历的经验实际上都出于想象的建构,因此如何控制人们的想象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彼得·伯克所罗列的详密证据看,三百年前的这一形象工程几乎动用了当时的所有技术手段。颂诗、讲道、史书、雕像、画像等等,无不成为其形象塑造的载体和工具,甚至国王的进餐和交谈也成为一种供人瞻仰的荣光。与国王相关的实物也一变而为至高无上——背对着国王画像将被视为大不敬的冒犯。构成全部这些复杂话语的修辞也同样耐人寻味:通过将国王类比为太阳,使整个政治秩序得到一种隐喻式的合理化,暗示其不可置疑。他统治时期的所有成就都被完全归因于他的智慧、谋略、胆识和指导,用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是通过建构一个国王而建构起来的,那么,一个国王就是通过建构一个神灵而建构起来的。”的确,他已经成为国家本身,成为那个神灵本身——利维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被塑造为无所不能的活着的神,统治者常常与现实产生了脱节,因为他本人的想象也受控于这一自我想象,使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活着的神,因而甚至拒不相信事实。“战无不胜”的路易十四,晚年时法军屡次受挫,但官方却总宣称是“胜利”,这种信息屏蔽最终带来严重的问题,变成他的负面遗产。他越接近这种意象化权力,也就越远离了实际控制权力的机制;由于过分醉心于永恒的模式和完美符号性形象,他变成了一个仪式物件。
当然,这些建构的手法并非路易十四首创,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像同样被赋予神圣意味,唐太宗也十分在意后人的看法,反复试图修改史书中对自己形象不利的段落。然而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一形象塑造的程序才被制度化和严格化了,首次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一种有意识实施的政治目的,并且史无前例地与国家本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启发了现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礼仪、神话和象征在现代政治上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依赖于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
作者特意指出,他拒绝认为路易十四的形象塑造都是有组织的谎言,或是一个简单的伪神性创造行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在自我塑造;路易十四之所以耐人寻味,乃是因为他的形象成为一项国家工程。通过对社会符号、景观的重新组织,将空间和象征符号神圣化,国家权力完成了社会权威的显示与维护。它恰好不过地体现了世界被组织、被体验和被认识的全过程。
制造路易十四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社会空间政治化的过程,它对社会符号具体物件和载体(雕塑、文艺、史书、印刷品、装饰品等)赋予了新的含义,而这些正是建构社会身份和人群主体性身份的基础。在他身死之后,法国政治更加快了一个过程:即每一个统治者都迟早要由“法国国王”转变为“法国人的国王”——他必须学会建立与全体臣民的直接关系。三百年前,路易十四只能借助于印刷和口头的传播,而如今,政治领导人通过电视机走进了每个家庭。
现代领导人也许更需要通过亲民、展现活力、穿着上刻意的随意来塑造自我形象,因此毫不奇怪,许多西方领导人都将形象交由广告公关公司来负责策划,因为领导人的形象包装与广告一样,都是通过操纵舆论来制造认同。这也使得西方的选举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体育比赛或娱乐活动,像林肯那样外形不讨人喜欢、口才又差的政治家,在电视辩论时代也许根本就选不上总统;而前电影明星里根则再好不过地借了电视时代的东风。
作为一本传播史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最有价值的地方,也许是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一把钥匙。通过这种形象产生、流传、被接受的过程的剖析,启发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和解构一切观念的传播/接受史——无论是美学观念、文学观念,还是异域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充满了阐释学的趣味,即对一种想象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不过全书的缺憾似乎也正在于此:作者在这里显示出他主要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跨界的阐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家,使人感觉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却停顿在门口,本来它可以像萨义德《东方学》那样更深入地走下去。
解释一个观念或形象如何被建构起来,也就意味着对它的解构,因为一切建构的原理被解释之后,都无法再成其为不受质疑的假定。彼得·伯克正是通过叙述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更大整体,从而剥下了皇帝的新衣。
这一形象工程的先驱出现在法国并非偶然。作为西欧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近代早期的法国迫切需要通过一个无情而严密的过程来产生一致性。因为当时这个新兴的绝对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将一个复杂多元的法国予以重新整合和控制。“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满足了这个共同体想象的单一阐释。所有非亲历的经验实际上都出于想象的建构,因此如何控制人们的想象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彼得·伯克所罗列的详密证据看,三百年前的这一形象工程几乎动用了当时的所有技术手段。颂诗、讲道、史书、雕像、画像等等,无不成为其形象塑造的载体和工具,甚至国王的进餐和交谈也成为一种供人瞻仰的荣光。与国王相关的实物也一变而为至高无上——背对着国王画像将被视为大不敬的冒犯。构成全部这些复杂话语的修辞也同样耐人寻味:通过将国王类比为太阳,使整个政治秩序得到一种隐喻式的合理化,暗示其不可置疑。他统治时期的所有成就都被完全归因于他的智慧、谋略、胆识和指导,用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是通过建构一个国王而建构起来的,那么,一个国王就是通过建构一个神灵而建构起来的。”的确,他已经成为国家本身,成为那个神灵本身——利维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被塑造为无所不能的活着的神,统治者常常与现实产生了脱节,因为他本人的想象也受控于这一自我想象,使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活着的神,因而甚至拒不相信事实。“战无不胜”的路易十四,晚年时法军屡次受挫,但官方却总宣称是“胜利”,这种信息屏蔽最终带来严重的问题,变成他的负面遗产。他越接近这种意象化权力,也就越远离了实际控制权力的机制;由于过分醉心于永恒的模式和完美符号性形象,他变成了一个仪式物件。
当然,这些建构的手法并非路易十四首创,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像同样被赋予神圣意味,唐太宗也十分在意后人的看法,反复试图修改史书中对自己形象不利的段落。然而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一形象塑造的程序才被制度化和严格化了,首次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一种有意识实施的政治目的,并且史无前例地与国家本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启发了现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礼仪、神话和象征在现代政治上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依赖于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
作者特意指出,他拒绝认为路易十四的形象塑造都是有组织的谎言,或是一个简单的伪神性创造行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在自我塑造;路易十四之所以耐人寻味,乃是因为他的形象成为一项国家工程。通过对社会符号、景观的重新组织,将空间和象征符号神圣化,国家权力完成了社会权威的显示与维护。它恰好不过地体现了世界被组织、被体验和被认识的全过程。
制造路易十四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社会空间政治化的过程,它对社会符号具体物件和载体(雕塑、文艺、史书、印刷品、装饰品等)赋予了新的含义,而这些正是建构社会身份和人群主体性身份的基础。在他身死之后,法国政治更加快了一个过程:即每一个统治者都迟早要由“法国国王”转变为“法国人的国王”——他必须学会建立与全体臣民的直接关系。三百年前,路易十四只能借助于印刷和口头的传播,而如今,政治领导人通过电视机走进了每个家庭。
现代领导人也许更需要通过亲民、展现活力、穿着上刻意的随意来塑造自我形象,因此毫不奇怪,许多西方领导人都将形象交由广告公关公司来负责策划,因为领导人的形象包装与广告一样,都是通过操纵舆论来制造认同。这也使得西方的选举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体育比赛或娱乐活动,像林肯那样外形不讨人喜欢、口才又差的政治家,在电视辩论时代也许根本就选不上总统;而前电影明星里根则再好不过地借了电视时代的东风。
作为一本传播史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最有价值的地方,也许是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一把钥匙。通过这种形象产生、流传、被接受的过程的剖析,启发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和解构一切观念的传播/接受史——无论是美学观念、文学观念,还是异域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充满了阐释学的趣味,即对一种想象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不过全书的缺憾似乎也正在于此:作者在这里显示出他主要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跨界的阐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家,使人感觉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却停顿在门口,本来它可以像萨义德《东方学》那样更深入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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