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形象工程

所有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都曾是神“在大地上的影子”。到了近代，神渐渐远离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统治者开始被塑造成活着的神。他不再仅仅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神本身。支撑这个全新角色扮演游戏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话语，以及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这一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民的想象，从而制造认同。

解释一个观念或形象如何被建构起来，也就意味着对它的解构，因为一切建构的原理被解释之后，都无法再成其为不受质疑的假定。彼得·伯克正是通过叙述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更大整体，从而剥下了皇帝的新衣。

这一形象工程的先驱出现在法国并非偶然。作为西欧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近代早期的法国迫切需要通过一个无情而严密的过程来产生一致性。因为当时这个新兴的绝对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将一个复杂多元的法国予以重新整合和控制。“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满足了这个共同体想象的单一阐释。所有非亲历的经验实际上都出于想象的建构，因此如何控制人们的想象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彼得·伯克所罗列的详密证据看，三百年前的这一形象工程几乎动用了当时的所有技术手段。颂诗、讲道、史书、雕像、画像等等，无不成为其形象塑造的载体和工具，甚至国王的进餐和交谈也成为一种供人瞻仰的荣光。与国王相关的实物也一变而为至高无上——背对着国王画像将被视为大不敬的冒犯。构成全部这些复杂话语的修辞也同样耐人寻味：通过将国王类比为太阳，使整个政治秩序得到一种隐喻式的合理化，暗示其不可置疑。他统治时期的所有成就都被完全归因于他的智慧、谋略、胆识和指导，用克利福德·吉尔兹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是通过建构一个国王而建构起来的，那么，一个国王就是通过建构一个神灵而建构起来的。”的确，他已经成为国家本身，成为那个神灵本身——利维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被塑造为无所不能的活着的神，统治者常常与现实产生了脱节，因为他本人的想象也受控于这一自我想象，使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活着的神，因而甚至拒不相信事实。“战无不胜”的路易十四，晚年时法军屡次受挫，但官方却总宣称是“胜利”，这种信息屏蔽最终带来严重的问题，变成他的负面遗产。他越接近这种意象化权力，也就越远离了实际控制权力的机制；由于过分醉心于永恒的模式和完美符号性形象，他变成了一个仪式物件。

当然，这些建构的手法并非路易十四首创，罗马帝国时期皇帝像同样被赋予神圣意味，唐太宗也十分在意后人的看法，反复试图修改史书中对自己形象不利的段落。然而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一形象塑造的程序才被制度化和严格化了，首次成为一种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一种有意识实施的政治目的，并且史无前例地与国家本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启发了现代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礼仪、神话和象征在现代政治上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依赖于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

作者特意指出，他拒绝认为路易十四的形象塑造都是有组织的谎言，或是一个简单的伪神性创造行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在自我塑造；路易十四之所以耐人寻味，乃是因为他的形象成为一项国家工程。通过对社会符号、景观的重新组织，将空间和象征符号神圣化，国家权力完成了社会权威的显示与维护。它恰好不过地体现了世界被组织、被体验和被认识的全过程。

制造路易十四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社会空间政治化的过程，它对社会符号具体物件和载体（雕塑、文艺、史书、印刷品、装饰品等）赋予了新的含义，而这些正是建构社会身份和人群主体性身份的基础。在他身死之后，法国政治更加快了一个过程：即每一个统治者都迟早要由“法国国王”转变为“法国人的国王”——他必须学会建立与全体臣民的直接关系。三百年前，路易十四只能借助于印刷和口头的传播，而如今，政治领导人通过电视机走进了每个家庭。

现代领导人也许更需要通过亲民、展现活力、穿着上刻意的随意来塑造自我形象，因此毫不奇怪，许多西方领导人都将形象交由广告公关公司来负责策划，因为领导人的形象包装与广告一样，都是通过操纵舆论来制造认同。这也使得西方的选举政治变得越来越像一场体育比赛或娱乐活动，像林肯那样外形不讨人喜欢、口才又差的政治家，在电视辩论时代也许根本就选不上总统；而前电影明星里根则再好不过地借了电视时代的东风。

作为一本传播史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最有价值的地方，也许是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一把钥匙。通过这种形象产生、流传、被接受的过程的剖析，启发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和解构一切观念的传播/接受史——无论是美学观念、文学观念，还是异域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充满了阐释学的趣味，即对一种想象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不过全书的缺憾似乎也正在于此：作者在这里显示出他主要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跨界的阐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家，使人感觉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却停顿在门口，本来它可以像萨义德《东方学》那样更深入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