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童话不死
在把《彼得·潘》编好交校对后，返回来的红样上，有一个长句被打上了醒目的修改符号。
译文的原句是这样的：“迈克尔年纪很小，他的乌有岛上有一只火烈鸟，火烈鸟上空有一些环礁湖在飞。”校对老师将后半句“火烈鸟上空有一些环礁湖在飞”圈了起来，改成了“环礁湖上空有一些火烈鸟在飞”。
乍一看确实是有违常理的描写。
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我找出了英文原句，它是这样写的：“while Michael, who was very small, had a flamingo with lagoons flying over it.”显然，原句中的“飞行”一词，指的确实是lagoon，即“礁湖”。
于是我很有底气地将红样上的修改符划掉，又按照原句的语序整理出一份清样，交给校对室进行二校。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返回的稿子在相同的地方又画上了修改符号，句子又变成了“环礁湖上空有一些火烈鸟在飞”。
诚然，单单是讨论这一个句子，没人会质疑其中的“低级错误”，从客观事实和常识来看，飞行的无疑是火烈鸟——礁湖怎么会飞呢？太荒谬了。但童话恰好就是这些“荒谬”的土壤。毕竟，文字在这儿天马行空，百无禁忌。
或许是出于我的编辑身份，我对这个题材的文稿会出现的“不合理”描述做了足够的预设，所以第一时间会去质疑将“不合理”修改为“合理”的准确性。但说起来，倘若不是阅读过原版，除开编辑的身份，谁又会在这种细节上费神揣摩？毕竟随着年纪增长，我们不再相信童话，也很少再读童话。心智和思维在成熟的过程中，渴求的是象征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一类的大部头，而童话被打上“幼稚”的标签被束之高阁。我们谈及童话，不也总是将它放在“曾经”“小时候”这样“过去式”的情景语境下吗？所以在潜意识中，普通读者就算做了预设，还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句子抽离童话文本，与更熟悉的文本做比较，并修改其中“不合理”的地方，多么自然和正常。
就连我编辑的身份给的心理暗示足够强，我在阅读的时候也还是纠结其中，陷入混沌。比如，既然彼得潘永不长大，那么想必它并不是正常人类，应该是一种类似幽灵的灵体，他不吃不喝可以解释的了；但岛上的几个男孩儿并非不长大，看起来也经常不吃不喝，就很让人费解。“逻辑上似乎说不通呀。”还在暗自腹诽中，然后马上又一激灵：原来我在看童话。诸如此类。这种无聊的思考就不会发生在孩子身上：会飞的礁湖、不用吃喝，成天玩耍的生活……很奇怪吗？他们的小脑瓜里都被这些奇思妙想塞满了呢。
所以我不禁担心，下一次我们再遇到上述的句子时，会斩钉截铁地对孩子念出“火烈鸟上空有一些环礁湖在飞”吗？还是习惯性地改口为“环礁湖上空有一些火烈鸟在飞”？
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不存在什么实际的损害。除非读者都像我一样，要履行编辑的职责。可对孩子来说，这种细微的叙述差异，有可能就让他们的幻想世界残缺了一块。
我们成熟、周全的思维，以牺牲童真、想象力为代价，结果就是在某些地方做出自以为是正确的判断。当我们对童话文本完全陌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给孩子描述另一个世界呢？我们在远离童话的时候，童话似乎又显示出它小小的必要性。
藉由编辑的身份，我久违地得到了重读的机会，跟着彼得潘出发了。但你知道的，人长大了就无法飞行，所以我只能像书中的星星一样，充当一个旁观者。
从詹姆斯·巴里的创作背景来看，从一开始，这完全是一个为孩子创作的故事。彼时他刚迁居伦敦，住在肯辛顿公园附近。一天，他路过公园，看见几个小孩正在玩游戏。他们扮作海盗、仙女，并用树枝做屋子，泥土做点心。其中最活跃的小男孩就叫彼得。他笑嘻嘻地在一旁看着并加入了他们，后来，这一场景也激发了他《彼得·潘》这一剧本的创作。《彼得·潘》公演大获成功，巴里趁势将其改写为童话出版。于是，这个故事作为礼物飞向世界各地，为孩子们带去了欢笑与快乐，并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
我相信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彼得·潘》。但那时受限于经济条件，读到的书多是用劣质纸张黑白印刷而成，运气差一点，买到一堆编校差错的盗版也是常事。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或多或少都和学校门口几元售卖盗版名著的小贩打过交道。当然啦，那时更不时兴什么彩色印刷、烫金烫银、附赠周边，零星的插图本在今天看来，也显得陈旧过时——这是名著插图本的通病。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构造一个世界。
但这年少时的遗憾，总要通过长大后找补回来。
至2022年，《彼得·潘》已被数次出版、重新演绎。但插图要么是公版的黑白图像，略显单调；要么是重绘的简笔彩图，略显幼稚。我始终没能找到心中那个模糊的版本——脱离儿时的审美趣味，符合长大后的构想。所谓“模糊”，大概也是想象力已经不足罢。
正好2021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斯韦特林绘图的《堂吉诃德》，就此发现了一位宝藏画家。
斯韦特林作为保加利亚国宝级插画师，为许多名著绘制过插画，如《堂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凭借其精湛的技巧，突出的个人风格，屡获国际大奖。《堂吉诃德》甫一引进，插画便大受读者好评，微博上一些大V画手还转发甚至自购了他的作品。平心而论，作为一个艺术门外汉，单纯以读者的眼光欣赏，也不难感觉他高超的水准。他的插画史诗氛围浓厚，在《巨龙》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得知他也为《彼得潘》创作了插画时，我更期待了，忍不住猜想这会不会是脑海中一直期待的版本。我们立刻与版权方联系，申请了授权。拿到样张后，忍不住窃喜。他画的这一版，收录了近60幅彩插，平均每4页便有一幅，频率之高是各版本都罕见的。并且，这一版还是真正的国际大奖金奖作品。
从往日的阅读经验看，这一类的童话故事，主角的形象会偏可爱，图形设计相对简单，配色花花绿绿以扎眼为主。但这一版中。人物的形象更立体、更精细了，你甚至能看到他们面部一根根的眉毛，衣服上的纹饰脉络；整体的色调鲜艳而大胆，却不显得违和。
我曾把封面图给朋友看，他措辞半天后在微信聊天界面得出“很特别”的结论。这算褒还是贬呢？我盯着封面的彼得入了神。画中的彼得长着一双精灵般的尖耳，有点兔牙，穿着胡克船长的衣服，表情透露出成人的那种意味深长，又似乎还带了一丝邪恶，但茶色的眼睛一如孩童般澄澈。按今天的审美来说，叫“丑萌”，和传统的形象相去甚远。更有朋友反映，画中的“彼得”有些吓人。
审美确实具有主观性，但我始终觉得他身上就应该有这种矛盾的气质，既不纯善，也非极恶。
彼得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永生的特征很容易指向神话里以长寿著称的精灵。他身上既有少年的天真、淘气的心性，比如喜欢搞恶作剧，捉弄岛上的人鱼，言语间也稚气未脱，一个劲儿地抵触长大，厌恶上学、上班，只想成天玩耍；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又拥有超脱于年纪的沉稳睿智。比如解救温迪时，他聪明地模仿时钟的滴答声，让胡克慌了神，在孩子们想要欢呼赞扬他时，又立马做手势让他们噤声，不要暴露自己，丝毫没有得意忘形。甚至有时候还有点邪恶，比如他曾想关掉达林太太家的窗户，让温迪永远回不了家，永远陪着他。
故事除了主角一行，另有一个处很重要的场景——neverland，书中译作“乌有岛”，也可译作“梦幻岛”。私以为“乌有”更加意味深长。在这种幻想场景的构建上，斯韦特林的史诗风格有了独特的优势。多幅色彩饱满的跨页大图、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晕染出神秘、诡谲，以及不安的岛上世界。每一根草，每一绺发在视觉里仿佛随风而动。
距离《彼得·潘》首次被引进中国，约有一百个年头了，自有许多译本珠玉在前，知名的译者包括梁实秋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但这些经典的译本可能局限于时代，遗留了这或那的问题：比如，人名、地名的译法不再符合通行的标准；语言习惯与当下的读者错位等。选择张炽恒的译本，一是看中他的成稿时间离我们很近，语言习惯相近；二是他在儿童文学翻译上深厚的功底。他在翻译《彼得潘》之前，就已经以翻译《埃斯库罗斯悲剧全集》的功力译了近十部童书，更难得的是，这些工作使他葆有时终如一的童心，让其语言于精准中见活泼与童趣。此外，他还是一名诗人，因而他的 译本能在表现儿童文学特有的活泼上，兼顾诗歌语言的凝练与艺术，独树一帜。
巴里在书中许下这样美好的心愿：“这件事将这样永远传承下去，只要孩子们依然快乐无忧、天真烂漫、没心没肺。”可惜这一次重读，我早已不是书中说的那种孩子，也不再满心满眼的都是飞行、美人鱼、小仙子，我更关心故事走向、人物命运以及结局。
书中胡克曾这样质问彼得潘：“潘，你是谁？是什么？”
“我是少年，我是欢乐，我是破壳而出的小鸟。”彼得回应道。
彼得虽然以一个小孩的形象出现，但他却说不清自己的来历，更怪异的是他永远也长不大。种种迹象表明，他并不单纯指向“孩子”，而是一种象征、符号。叶公超在梁实秋译的《彼得·潘》中作序道：“潘·彼得就是‘永恒’的象征；他重新提醒我们，这世间的主人还是青春的大地和儿童的幻梦；生长，无论在任何生活中，委实不过是一条日暮的穷途，一出天演的悲剧。”
“是否长大”成为区别彼得与普通孩子的标签。故事的最后，温迪姐弟和男孩儿们离开乌有岛，离开彼得时，意味着童年开始消逝；后来，大家渐渐失去了飞行的能力，按照各自的人生轨迹长大，变成和你我一样普通的大人，童年终结，变成了一个存在于记忆中的词。
我印象最深的，是彼得领着温迪的女儿飞往乌有岛做春季大清扫时，温迪不无落寞地说：“要是我也能飞就好了。”——那时，温迪已经长大。
我瞬间触动，心情委顿——要是我们也能不长大就好了。但我又想到，至少我们在重读的那一刻，确确实实地闪回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们无力抵抗时间，但童话一直在那儿，只等着我们交由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