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考虑和生命离婚”

我第一次见到布里斯·潘凯克是 1975 年的春天，四年过后没多久，他自杀了。他很高大，骨瘦如柴，有点溜肩膀。他看上去像个在户外做过苦工的男人。当时他有工作，是在福克联合军校教英语。每晚十点，他监督学员们上床睡觉，从吹响熄灯号开始写作，直到午夜过后。清晨六点，他和孩子们一起听着起床号醒来。一天，布里斯走进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办公室，请我看看他写的东西。我读的第一个短篇相当不赖，后来发现那是他的旧稿里最好的一篇。有可能他想先用旧稿试试我，然后再给我看新写的东西。他问我能不能再看几篇其他的，幸运的是我答应了。接下来的几篇都非常好。

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没什么钱来养想学习写作的学生，于是我试着送布里斯去艾奥瓦大学待一年，帮他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写作。艾奥瓦大学想要他，但他们资金不足。第二年，布里斯在斯汤顿军校找了份工作，同时来上我在大学开的写作课。我认为他应该开始投稿了，但他犹豫了一段时间。

布里斯在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马歇尔大学接受过教育，但他的学识和技艺中最惊人的是，他自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肯定在很年轻时就拥有了超乎常人的专注度。他对事物有着极为强大的感受力。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他出身的西弗吉尼亚为背景，他对那片土地了如指掌。他了解人们的活计，从他们使用的工具到他们对工作的感受全都知道。他了解那里的地质特征和史前历史，了解他所属的土地的历史——不是作为消遣而了解，而是作为他忍不住要去梦想的属于他自身深处的一个部分去了解。他作品的优点之一就是对生理感受强有力的细致描述。

他在写作方面的努力程度超过了我认识和知道的任何一个人。我见过许多页的笔记、大纲，无数版的草稿，他会在页边发疯般地写笔记，逼自己扩展这个，压缩那个。可想而知，最终的定稿必定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杰作，如同锃亮的火车铁轨。

他把第一个短篇卖给《大西洋月刊》时，连大气都没怎么出。（不过他还是做了一件事权当庆祝。校样送来时，他的中名缩写拼得很奇怪：布里斯·D’J. 潘凯克。他说好的，就这样留着吧。这个错误让他大笑，我认为也缓解了他的紧张感——那是万事都想要尽善尽美的一种紧张感——因为这么了不起的杂志也会犯错。）他很高兴，但他作品的韵律不允许他引以为傲，或者仅仅感到满足。他对他的作品有着极高的期许，我认为他开始感觉到了其中的力量，但他同时也觉得，离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还很遥远。

他从斯汤顿来回通勤一年之后，我们帮他筹了些钱。大学刚好开了创意写作课程，布里斯运气不错，又有人推荐，因此成了最早获得奖学金的人员之一。他现在有时间了，于是结识了教职员里的另外几位作家（彼得·泰勒、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理查德·琼斯）和学习写作的新一批研究生中的几位。总体而言，一切都不错。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是个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挺好，视野开阔；另一方面也不好，取向狭隘。写作课程只是诸多分支中的一门，这些分支大体而言也都挺好。从好的一面说，常任教职员和博士生里曾经有（现在也还有）一些人懂得、关心布里斯以及他的作品。但英语系也有坏的一面：它神经质地抗拒直接而公开的表达，也许是出于担忧——担忧外界会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观点，因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商品。有时候你很难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另外一些时候，部分人明显认为评论是文学花园里最高等的花朵，而短篇、长篇和诗歌本身仅仅是肥料。

这种态度足以让一名年轻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感觉到社会理论家所谓的“地位贬损”。布里斯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优秀，不知道他究竟知道多少；他不知道他是天鹅，而不是丑小鸭。布里斯逐渐克服了这个障碍，但他的日常生活中始终有着外来者的萧瑟感，他在校园里不受欢迎的感觉。

当然了，布里斯本身也有很难相处的一面，并且把一些时间消耗在了毫无意义的发怒上——惹他生气的事情在我看来更应该置之不理，有时候他更是找错了泄愤的对象。他的怒火烧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他开始筹划开设为写作学习者设立的艺术硕士项目——一个所谓的“终端学位”——而不是更困难的文学硕士。弗吉尼亚大学现在也授予英语文学的艺术硕士了，总体而言这是好事：不少作家为了糊口而找的某些工作确实要求这么一个学位。布里斯是个优秀的工会成员。

他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阅读者。他为《弗吉尼亚书评季刊》筛选收到的小说投稿，1979 年春季还参与了霍因斯奖学金的评选。他和我以及我们的一位朋友读完了数不胜数的文章（塞满了整整一个文件柜的抽屉）。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做的是最功能性的文学批评活儿——从这一大堆里选出十二名有潜力的写作者。

他那段时间头脑清醒、心情愉快；从他完成作品的势头来看，我猜布里斯的状态正好。他卖掉了另外两个短篇。他又办了一场作品朗读会，座无虚席。他的工作前景不错，他准备离开夏洛茨维尔。他开始把身边的物品送给朋友。他向来是个慷慨的赠予者——每次来吃饭，他不是带着他钓到的鲑鱼，就是给我女儿们准备的礼物（举例来说，他亲手做的浴缸小船，带有橡皮筋驱动的桨轮）。他开始散东西的时候，看上去像是打算轻装上路。

一个月后，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看布里斯写来的一封信，信里他说：“假如我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会考虑和生命离婚。”

和他亲近的人中没有一个能猜到结局。和生命离婚的说法只有回想起来才能明白意思。从其他征兆和信件中也很难看出他自杀时的心理状态有几分蓄意，几分偶然。

布里斯逝世前不久做过一个有关打猎的梦，他把这个梦写在了笔记本里。在梦中，他见到了郁郁葱葱的山岭和绿草茵茵的谷地。清澈的溪流。遍地猎物。但最妙的是，你开枪打中鹌鹑、野兔或鹿，它倒在地上死去，但又会立刻活过来，飞快地逃跑。

这个梦有好几个地方打动了我。首先，这个梦与永生和天堂有关。那是一片快乐的猎场。所以这又是布里斯凭感性获取的一点知识，将其融入了他本人的自我之中。但其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是这个：布里斯的生活和小说的主题之一就是将暴力转为温柔。他拼命挣扎，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布里斯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来自《圣经·启示录》（3:15-16）：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这是两句危险的诗句。若是没有其他文字的中和，离开了圣灵更温柔的语气，它们也可以是严厉的斥责。在布里斯自我斥责之后，他没有给自己涂上可用的镇痛膏，这也许仅仅是个糟糕的意外。

（本文摘编自《三叶虫与其他故事》后记，作者是作家约翰 · 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