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考虑和生命离婚”
我第一次见到布里斯·潘凯克是 1975 年的春天,四年过后没多久,他自杀了。他很高大,骨瘦如柴,有点溜肩膀。他看上去像个在户外做过苦工的男人。当时他有工作,是在福克联合军校教英语。每晚十点,他监督学员们上床睡觉,从吹响熄灯号开始写作,直到午夜过后。清晨六点,他和孩子们一起听着起床号醒来。一天,布里斯走进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办公室,请我看看他写的东西。我读的第一个短篇相当不赖,后来发现那是他的旧稿里最好的一篇。有可能他想先用旧稿试试我,然后再给我看新写的东西。他问我能不能再看几篇其他的,幸运的是我答应了。接下来的几篇都非常好。

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没什么钱来养想学习写作的学生,于是我试着送布里斯去艾奥瓦大学待一年,帮他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写作。艾奥瓦大学想要他,但他们资金不足。第二年,布里斯在斯汤顿军校找了份工作,同时来上我在大学开的写作课。我认为他应该开始投稿了,但他犹豫了一段时间。
布里斯在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的马歇尔大学接受过教育,但他的学识和技艺中最惊人的是,他自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肯定在很年轻时就拥有了超乎常人的专注度。他对事物有着极为强大的感受力。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他出身的西弗吉尼亚为背景,他对那片土地了如指掌。他了解人们的活计,从他们使用的工具到他们对工作的感受全都知道。他了解那里的地质特征和史前历史,了解他所属的土地的历史——不是作为消遣而了解,而是作为他忍不住要去梦想的属于他自身深处的一个部分去了解。他作品的优点之一就是对生理感受强有力的细致描述。
他在写作方面的努力程度超过了我认识和知道的任何一个人。我见过许多页的笔记、大纲,无数版的草稿,他会在页边发疯般地写笔记,逼自己扩展这个,压缩那个。可想而知,最终的定稿必定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杰作,如同锃亮的火车铁轨。
他把第一个短篇卖给《大西洋月刊》时,连大气都没怎么出。(不过他还是做了一件事权当庆祝。校样送来时,他的中名缩写拼得很奇怪:布里斯·D’J. 潘凯克。他说好的,就这样留着吧。这个错误让他大笑,我认为也缓解了他的紧张感——那是万事都想要尽善尽美的一种紧张感——因为这么了不起的杂志也会犯错。)他很高兴,但他作品的韵律不允许他引以为傲,或者仅仅感到满足。他对他的作品有着极高的期许,我认为他开始感觉到了其中的力量,但他同时也觉得,离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还很遥远。

他从斯汤顿来回通勤一年之后,我们帮他筹了些钱。大学刚好开了创意写作课程,布里斯运气不错,又有人推荐,因此成了最早获得奖学金的人员之一。他现在有时间了,于是结识了教职员里的另外几位作家(彼得·泰勒、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理查德·琼斯)和学习写作的新一批研究生中的几位。总体而言,一切都不错。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是个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挺好,视野开阔;另一方面也不好,取向狭隘。写作课程只是诸多分支中的一门,这些分支大体而言也都挺好。从好的一面说,常任教职员和博士生里曾经有(现在也还有)一些人懂得、关心布里斯以及他的作品。但英语系也有坏的一面:它神经质地抗拒直接而公开的表达,也许是出于担忧——担忧外界会如何看待一个人的观点,因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商品。有时候你很难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另外一些时候,部分人明显认为评论是文学花园里最高等的花朵,而短篇、长篇和诗歌本身仅仅是肥料。
这种态度足以让一名年轻作家(无论他多么优秀)感觉到社会理论家所谓的“地位贬损”。布里斯并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优秀,不知道他究竟知道多少;他不知道他是天鹅,而不是丑小鸭。布里斯逐渐克服了这个障碍,但他的日常生活中始终有着外来者的萧瑟感,他在校园里不受欢迎的感觉。
当然了,布里斯本身也有很难相处的一面,并且把一些时间消耗在了毫无意义的发怒上——惹他生气的事情在我看来更应该置之不理,有时候他更是找错了泄愤的对象。他的怒火烧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他开始筹划开设为写作学习者设立的艺术硕士项目——一个所谓的“终端学位”——而不是更困难的文学硕士。弗吉尼亚大学现在也授予英语文学的艺术硕士了,总体而言这是好事:不少作家为了糊口而找的某些工作确实要求这么一个学位。布里斯是个优秀的工会成员。
他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阅读者。他为《弗吉尼亚书评季刊》筛选收到的小说投稿,1979 年春季还参与了霍因斯奖学金的评选。他和我以及我们的一位朋友读完了数不胜数的文章(塞满了整整一个文件柜的抽屉)。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做的是最功能性的文学批评活儿——从这一大堆里选出十二名有潜力的写作者。
他那段时间头脑清醒、心情愉快;从他完成作品的势头来看,我猜布里斯的状态正好。他卖掉了另外两个短篇。他又办了一场作品朗读会,座无虚席。他的工作前景不错,他准备离开夏洛茨维尔。他开始把身边的物品送给朋友。他向来是个慷慨的赠予者——每次来吃饭,他不是带着他钓到的鲑鱼,就是给我女儿们准备的礼物(举例来说,他亲手做的浴缸小船,带有橡皮筋驱动的桨轮)。他开始散东西的时候,看上去像是打算轻装上路。

一个月后,他的一个朋友给我看布里斯写来的一封信,信里他说:“假如我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会考虑和生命离婚。”
和他亲近的人中没有一个能猜到结局。和生命离婚的说法只有回想起来才能明白意思。从其他征兆和信件中也很难看出他自杀时的心理状态有几分蓄意,几分偶然。
布里斯逝世前不久做过一个有关打猎的梦,他把这个梦写在了笔记本里。在梦中,他见到了郁郁葱葱的山岭和绿草茵茵的谷地。清澈的溪流。遍地猎物。但最妙的是,你开枪打中鹌鹑、野兔或鹿,它倒在地上死去,但又会立刻活过来,飞快地逃跑。
这个梦有好几个地方打动了我。首先,这个梦与永生和天堂有关。那是一片快乐的猎场。所以这又是布里斯凭感性获取的一点知识,将其融入了他本人的自我之中。但其中最强有力的要素是这个:布里斯的生活和小说的主题之一就是将暴力转为温柔。他拼命挣扎,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布里斯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来自《圣经·启示录》(3:15-16):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这是两句危险的诗句。若是没有其他文字的中和,离开了圣灵更温柔的语气,它们也可以是严厉的斥责。在布里斯自我斥责之后,他没有给自己涂上可用的镇痛膏,这也许仅仅是个糟糕的意外。
(本文摘编自《三叶虫与其他故事》后记,作者是作家约翰 · 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