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饱他们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但把他们养肥就危险了。”
1783 年之后，在一场横扫西方世界的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巅峰。该时期在某些方面与 14 世纪和 17 世纪的动乱颇为相似。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完全是新的。
危机始于 18 世纪 80 年代。导火索是天气的异变。18 世纪晚期，西欧的气候充满变数。1778 年到 1781 年这几年格外温暖，有着漫长的炎夏和十分温和的冬天。随后，情况颠倒了过来。1782 年到1787 年，欧洲和美洲经历了严寒的冬天，夏天则潮湿多雨，收成不佳。1788 年，天气更糟。西欧各地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在法国，那一年的致命一击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冰雹，砸下的冰块重达八磅，杀死了牲畜，毁坏了剩下的正在成熟的庄稼。那一年的收成非常少，在1788 年与 1789 年之交的冬天，食物价格暴涨。短缺在 1789 年变得更加严重。农民们再次遭遇惨淡的一年，收成少得可怜。
这些事件不是独立存在的。长期的坏天气在 18 世纪的欧洲多次发生， 比如 1711—1717 年、1739—1752 年 和 1769—1777 年。 但 18 世纪 80 年代的艰难年份与众不同。它们在半个世纪的物价上 涨、薪酬下跌和日益不稳定的局面之后袭来。在乡村地区，长期的歉收意味着乡村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减少，乡村地区的失业率骤增。在城市中，歉收引发了粮价暴涨。甚至在情况良好的时代，工薪阶层家庭的薪酬也大都花在了食物上。从 1726 年到 1791 年这段时间，法国一般领薪酬过活的人都要将 50% 的收入花在家庭的食物供应上。在 1789 年，这个比例蹿升至 88%。
在法国，这些麻烦恰巧撞上了一场财政危机。1787 年，欧洲大陆最有权势的国家的政府正处在破产边缘。每年支出高达三亿里弗尔，而收入只有一亿四千万，这就留下了一亿六千万里弗尔的财政赤字缺口——超过了国家公共开支的一半。
除了财政危机对法国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世界性的商业和工业萧条的影响。从 1782 年到 1789 年，法国纺织工业的产出下降了50%。雇主们无情地裁员。据记载，仅特鲁瓦就有一万人失去了工作。18 世纪 80 年代，西欧和北美的情况大致相同。意大利的丝织工人、马萨诸塞的造船工人以及德意志的矿工失业率迅速上升。那些保住饭碗的人收入也大大减少，因为实际薪酬下降了。
本杰明·富兰克林造访了英国诺里奇的一座纺织品工厂，他见证了残酷、苦涩而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情况。富兰克林惊讶地看到，英格兰的织布工人们自己反而“衣不蔽体”。这座工厂的所有者骄傲地指着存货说道 ：“那些布料要卖到意大利，那些卖到德意志，这里这些要卖去美洲诸岛，而那些要卖去欧洲大陆。”富兰克林反问：“您不给诺里奇的工厂工人们留一些吗？”
当整个西方世界的薪酬下降而食物价格飙升时，犯罪率也陡增——尤其是针对财产的犯罪。身处绝境的穷人能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他们别无他法。在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犯罪率长期走低的势头发生了逆转，就像在其他每一次巨浪来袭时一样。针对财产的犯罪率飙升至高位。
地方和国家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提供了规模史无前例的救济，而且做得很成功。法国大臣雅克·内克尔于 1788 年暂停了谷物出口，并从国外大量采购，还逼迫商人们抛售他们的库存。结果，没有发生 14 世纪那样的瘟疫和灾荒，甚至也没有发生 17 世纪那样的人口缩减。18 世纪 80 年代，很少有人饿死，但有很多人在挨饿，而更多人则是怒火中烧。
应对饥饿的政治手段，与应对饥荒的非常不同。14 世纪早期，农民们被饿得无力反叛 ；而 18 世纪晚期，饥饿的农民们对封建领主和苛捐杂税已经出奇愤怒。他们被赚得盆盈钵满的资产阶级投机者们满满实实的粮仓所激怒，并且觉得受到了横行霸道的收税人和腐败官员的压迫。
在法国，很少有人会怪罪他们亲切和善的国王路易十六，但是许多人憎恨他的奥地利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当饥饿在乡村地区蔓延时，她却无休止地追逐时尚潮流以自娱自乐。她发明了一种农村生活的游戏，用最精美的材料建起假农舍，用银质的工具照管微缩的田地和畜群，仿佛是在嘲弄她的臣民们的苦难。
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未说过“让他们吃蛋糕”这样的话，但是类似的表达却从高官显贵那里传了出来。1788 年，土伦的一位皇家军官在得知农民们没有粮食时，确实曾说过：“让他们吃草吧。”1786年，双桥公爵手下的一名军官曾轻蔑地谈到当地农民 ：“喂饱他们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但把他们养肥就危险了。”奥尔良一位年老的市政官在大革命爆发后遭到逮捕，据说是因为他曾说过 ：“如果所有的小女孩都能死绝，那么面包就充裕了。
对于统治精英们的傲慢和愚行，一种出奇愤怒的情绪迅速在欧洲蔓延。在法国，这种感情尤为强烈。欧洲大陆最强盛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却也是最不堪一击的。它没有可以同俄国和美国的处女地相提并论的社会安全阀门，也没有像英国或德国那样通过大量向外移民来发泄压力。18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愤怒和沮丧发展成了暴行。
首先出现的是个人的愤怒行为——在巴黎，一位投机商的房屋遭遇纵火 ；在朗格多克，一位地方官员遭到殴打 ；在芒奥斯屈埃，一位主教被人砸了石块 ；到处都是偷盗粮食的现象。到 1788 年，一群群走投无路的人在乡间游荡，偷走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食物，还袭击税吏。1789 年春天，食物引发的暴乱在各个城镇爆发，反抗精神迅速传遍各地乡村。而政府当局却作出了最糟糕不过的回应——零零星星象征性的暴力措施，这么做不足以镇压反抗，但足以激起反抗。大量的乞丐和小偷小摸者被逮捕，但没有足够的囚牢和蓄奴船来容纳他们。越来越多的士兵因自己家人遭殃而拒绝与民众作对。随着 1789 年食物价格的飙升，各种各样的暴乱突然爆发成了一场革命。
1789 年的法国，发生了不少于四次的革命 ：一场贵族阶层针对国王的大臣们的持续性反抗，一场反对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城市工人反对大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及一场农民反对所有压迫者的暴动。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都是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全都是对 18 世纪 80 年代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反应。
在巴黎，城市工人们开始了他们的革命，手段是袭击各个城关（barrières），那里是对进入该城的食物征收国内关税的地点。他们洗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这不是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狂欢，而是为了寻找可以吃的东西。人们发现了地窖里囤积的大量食物。随后，他们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不公正的象征——巴士底狱。历史学家埃内斯特·拉布鲁斯和乔治·勒菲弗发现 ：巴士底狱遭到攻击的那一天，正是巴黎粮食价格达到其周期性高位的一天。袭击巴士底狱的人们并非城市底层的暴民，其中大多数人是工匠、手艺人、雇工和小店主，他们被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对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的愤怒所驱使，才有此绝望之举。
（以上内容摘自《价格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