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从1900人类迈入现代至今，人类思想已发展百余年。今人站在西方人文价值、精神思想的历史演进的最前沿，作如是这般的鸟瞰。笔者选择了“四要素说”这一涵纳较强的理论范式作为基本视点，去尝试统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主观的建构，需要一再地、慎重地重思，诚然一个无懈可击的框架是不存在的。作此尝试的真正目的是展现一种连续不断的、值得深究的动态过程，通过文论与范式的嬗变，观照当下的立场与位置。

时代历史的发生之于文论观点就好比油画的油彩底板，铺染出基调。则纵观百年，有三段时期是极其高光的：二十世纪初，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高呼“上帝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来对“人”自身的关注；二三十年代，现象学将人的生存境地径直地袒露出来，马恩建构出一套政治经济化的世界观，维特根斯坦掀起了科学人文思潮之争，语言学转向轰动一时……这种种截然不同又相互交错的思想以磅礴力量席卷过来，到六十年代掀起巨浪，引发“百家争鸣”。其余时期的思想理论则星罗棋布地交错、延伸，内置于这条时间线上。于是，三个问题被无数次地应答：何为人？人如何生存？文学之文学性、真理性该如何诉求？

时代的问题带来世界观的重构，进入到人文艺术的领域，于是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碰撞交融、非理性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相继出现，文学的本质被不断地重思，世界、作品、创作者、欣赏者这四个坐标愈发含混，四者之间的关系趋向流动，三角模式向内一再地重思文学的本质，向外则探讨文学意义的生发，各文论在其中寻找位置、发生对话，但也构成对要素的消解、对模型的挑战。于是，笔者在绪论中提及，艾氏初建构此范式时的“人为性”与“方便”目的之下，四要素说至今是否依然普遍适用？抑或是，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首这场文本、意义、乃至生命个体的自由游戏时，范式框架是否依然适用？笔者以为，在文学研究中，艾氏的四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论域，完全值得深入，但借用范式的逻辑前提是双重的学理性，即文论（规范对象）探讨的问题（研究对象）领域与范式所要求的语境相契合，也即文论的问题需要在特定的语境和言说中才能有效地揭示出来。因此，欲以范式框架个体文论，两者的双重选择尤为重要。更进一步地说，任何理论话语的探索都存在无限性，转向的发生随时可能，因而不存在现存的完美范式，我们只是站在认同的立场上寻找到一种思考的路径，去进行赞美和批判。

潘多拉之盒打开，潜隐的问题化为激越的思想，在大喜与大悲之间，传达着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和牵挂。而文论永远是那个静观者，在历史与文明滚滚向前的车轮之下，将意义敏感地捕捉下来，凝视、悖谬与理解，将无数有限的人生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