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駢的野心——晚唐的朝廷、淮南節度使和揚州社會

唐僖宗廣明元年（881）十二月五日甲申，黃巢的軍隊攻入長安城，天子倉皇逃離，唐王朝就此步入窮途。唐的崩潰，最直接表現爲權威的喪失和直屬軍隊神策軍的解體。然就經濟根源而言，還在於東南財源的失控。

按《資治通鑑》載，財源失控是由連續罷免淮南節度使高駢職務导致的，高駢憤而命幕僚顧雲代草上表發洩不滿，並對唐廷在應對黃巢軍隊時的一系列舉措提出嚴厲的質疑。该上表引起唐廷強烈反彈，僖宗命宰相鄭畋草擬詔書，對高駢上表的內容進行逐條批駁。雙方關係就此破裂，高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那麼，這一事件的文本是否可信？高駢是否有野心，有能力和唐廷對抗？揚州當地社會在此又起到什麼作用？

一中和二年高駢上表事件

關於高駢上表事件，新唐書將此列入新開闢的列傳體裁《叛臣傳》，作为證明高駢野心的重要事例。《舊唐書·高駢傳》也徵引高駢上表，但從這些史料中，有一處明顯的問題，即唐廷是否下詔阻止高駢勤王？

廣明二年春，高駢屯兵揚州城東北十五里的東塘，擺出一幅準備沿大運河趕赴兩京勤王的姿態。但在一百來天的時間裏，高駢按兵不動，最後又將兵馬撤回揚州城。此事使天下對高駢失望。

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釁隙遂構。

高駢屯兵東塘，還想請浙西節度使周寶赴“鴻門宴”，造成雙方的嫌隙。這也是證明高駢野心的重要事例。《新唐書》的這段引文和《舊唐書》可能有相同的史源

但清代中後期，新羅文人崔致遠的《桂苑集》流入中國，崔致遠曾擔任高駢的館驛巡官，是高駢幕府中的一位文士。《桂苑集》也記載高駢勤王的經過，並明確提及唐廷组织该举动的詔書：

尋奉詔旨云：卿手下甲兵數少，眼前防慮處多，但保淮南之封疆，協和浙右之師旅。爲朕全吴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言其垂功，固亦不朽。某以兵機固難自滯，君命有所不從。已事征行，必期進發，占風選日，只欲奮飛。又奉七月十一日詔旨云：諸道師徒，四面攻討，計度收克，朝夕可期。卿宜式遏寇戎，饋輦粟帛，何必離任，則是勤王。或恐餘孽遁逃，最要先事布置。

上述文字回憶廣明二年以來高駢爲勤王所做的準備。按此記載，唐廷在廣明二年的夏天下詔拒絕高駢勤王，在當年的七月十一日又再次下詔阻止。而高駢運糧官駱潛的墓誌中，也可以發現高駢当时的行動記録：

渤海王親鼓上軍，將誅巨寇，徵千群之突騎，擁萬眾之舟師，加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度支淮南軍前糧料應接使。欽茲委任，實仗全才，繫社稷之安定，定生民之舒慘。雖干戈罷舉，而供億無虧。

因此，高駢在黃巢軍隊攻破長安後，確實存在勤王的舉動，這可以由同時代文獻證明。這和兩《唐書》、《通鑑》的記載不同。

唐廷是否下詔阻止高駢勤王？這是很有可能的。在唐後期，朝廷對軍事將領的提防和猜忌是十分嚴重的。按《舊唐書·高駢傳》，廣明元年黃巢即將渡過長江時，高駢的部下畢師鐸勸其出擊。但另一位部下呂用之卻對高駢説道：“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税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此記載可以看出高駢幕府內部的矛盾，因爲據説呂用之的動機爲：“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

高駢最終接納呂用之的意見，縱黃巢軍隊經過轄境。高駢被打動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朝廷已經對他有不利的言論。結合上文周寶聽到的高駢“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的傳言，朝廷下旨要求高駢“全吳越之地”，保境安民，就顯得相當合理。此外據方積六分析，黃巢軍隊在渡過長江前曾重創高駢的軍隊，那構成他自保的另一個理由。

綜上，高駢存在有向唐廷上表的動機和理由，唐廷也有下詔的底氣和條件。此事件在晚唐的環境下有其發生的合理性。但如此一來，關於高駢養敵自重、不來勤王等就難以成立。那高駢何以在五代、宋史書寫中被認定爲叛臣？

二高駢叛臣形象的塑造

高駢叛臣形象的塑造，和社會負面言論的流傳有很大關係。

約在10世紀成書《廣陵妖亂志》，正是構造此形象的重要書籍。而兩《唐書》、《資治通鑑》所書高駢在淮南事，大體取材於《廣陵妖亂志》。

正史塑造高駢的“叛臣”形象的關鍵爲：（1）養敵自重；（2）辱罵僖宗；（3）不向唐廷輸入貢賦；（4）勸進新君。光啟二年（886），邠寧節度使朱玫在長安擁立襄王李煴爲帝，僖宗逃到興元。此舉使得唐廷出現兩位皇帝，但不到半年叛亂就被平息，僖宗反正。[29]據兩《唐書》和《資治通鑑》，高駢在政變後有勸進新君的舉動，這最終“坐實”高駢的叛臣形象。

上述观点中，第1點與唐廷的詔書和猜忌有關，第2點有誇大的成分，第3點不符合歷史事實。最後關於勸進新君，據《舊唐書·高駢傳》云：

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煴僭號，僞授騈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騈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

《資治通鑑》、《新唐書·高駢傳》記載與之略同，並指出高駢在得知消息後有“勸進”的行爲。

高駢未實際參與到朱玫的政變之中，作爲遠在千里之外的藩臣，擁戴位於長安的唐朝“新天子”，對“舊皇”僖宗自然“臣節有虧”，但不能以此視爲叛臣，因爲他所宣誓效忠的依然是唐朝的宗廟。

事實上，高駢作爲唐懿宗、僖宗時期最出色的軍事將領之一，在對南詔的戰爭中功勳卓著，爲大唐收復安南，並穩住西川形勢。甚至在越南自立之後，高駢在此國中仍享有崇高的聲譽。而由於高駢早年立有巨大的功勳，所以直到中和年间，晚唐社會對高駢的評價仍然很高，因此留有高駢正面的記載。到五代時期，高駢在中原社會的形象也不算差。

不過在此之后，高駢在黃巢起義期間擁兵自重的形象日益凸顯。在北宋的政治語境中，高駢淪爲“叛臣”，所以對高駢正面的記載被過濾掉，而負面的記載成爲主流。這體現高駢身後歷史記憶的變遷。

北宋是文臣全面勝利的時期，傳統的儒家重新得到確立。高駢縱黃巢經過轄區，導致僖宗蒙塵；又不來勤王，甚至上表辱罵朝廷；據聞又不納貢；甚至擁戴僞主，這在宋代強調儒家道德的語境中，必然符合作爲叛臣的標準。

但高駢從未公開唐廷決裂，因此唐廷始終未撤銷其淮南節度使的職務。高駢的最終結局是被亂兵殺害，而後楊行密打着爲高駢報仇的旗號攻入揚州，並給予高駢高規格的哀儀。以上説明高駢在晚唐仍然被視爲唐臣。就現實政治而言，高駢其實也不能脱離唐廷自立，這與他的權力來源有關。

唐朝的禮制和法制高度統一，唐律“一準乎禮”。皇帝不僅是政治的核心，更是法統所在，是藩臣權力的法理依據。因此，即使到王朝末年，天子的旗幟仍然是號令天下的必要象徵。所以高駢仍然需要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僖宗的忠心，爭取“天下節義”，贏回人心。

《桂苑集》中收録有高駢在僖宗生日（應天節）齋醮用的齋詞：

伏願峒山順軌，汾水回鑾，迎萬歲之岩音，歸九重之天闕。享七百年之休運，寰宇中興；守五千字之格言，兵戈大定。仰祈玄鑒，永護皇居。

此齋詞寫於僖宗偏安成都期間，雖受到固定文體格式的制約，但其“回鑾”、“中興”等詞具有深切的現實關懷，表達期盼從黃巢軍隊手中奪回長安，使僖宗能早日還京的企圖。

但當失去“天下節義”和被唐廷罷免都統後，高駢也變得消極悲觀起來：

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

高駢爲唐憲宗時的名將高崇文之孫，祖孫三代均出身神策軍系統，他愛好文學，頗有儒將之風，並因帶領禁軍而發跡。高駢能夠主政淮南，完全基於唐廷的詔命，以及手中的軍隊。高駢雖然手中握有淮南鎮的大權，然而並不牢靠。在失去對唐天子的“節義”後，高駢權力的合法性受到極大挑戰，使其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中處於不利的地位

三、高駢幕府內的矛盾

高駢在失去“天下節義”的同時，也面臨十分嚴峻的鎮內形勢。

在高駢幕府中，存在高駢親信和畢師鐸等武將的闘爭。前者多與道教有關，代表人物有呂用之、諸葛殷等；後者多是起義軍降將，代表人物有畢師鐸、秦彥、李罕之、孫端、許勍等。幕府內嚴重的派系闘爭。而高駢最終的被殺，也是畢師鐸和呂用之矛盾不可調和的結果。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高駢對於呂用之等親信的扶持，顯然要多於對武將系。這固然和高駢對道教的信仰有關係，但其實也和這些人更瞭解揚州和淮南的社會民情有關。《廣陵妖亂志》所記呂用之的發跡史云：

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

呂用之因爲方術，受到高駢的賞識。但呂用之能夠得到高駢的重用，還是在於他“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這源於他在揚州的童年經歷。

（呂用之）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箑，匿家與奴僕等居。

又比如呂用之黨人張守一的早年經歷：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篋，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

雖然是稗官野史，但對於呂用之黨人的出身背景的記載並非憑空捏造。高駢對於呂用等人的扶持，固然與他的道教信仰有關係，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爲呂用之等人對揚州事務的熟悉，這是畢師鐸等武將所無法比擬的。

四高駢與揚州當地社會

在東南，土豪和地方勢力的崛起有很大的關係。比如錢鏐能夠建立吳越國，正是依靠土豪的支持。高駢的權力來源於朝廷，如果要想在江淮，特別是在揚州長期立足，就需要依靠當地土豪的支持。上述呂用之雖然被認定爲無賴，但少“事諸賈，皆得歡心”，與揚州的精英階層應當早有往來。

揚州城的外來人口相當之多，其中也有不乏居於精英階層者。比如乾符五年（878）在揚州江陽縣會義坊去世的孫綏，據其墓誌記載：“本貫青州樂安郡。初隨祖過江，止潤州丹陽縣，後避兵徙居廣陵焉。”在揚州立足後，他又娶“會稽虞氏”，並“育男三人”，其中“長曰寶，婚清河張氏；仲曰志，娶潁川陳氏；季曰□，□□陽湯氏；皆高援名族，明奉箕帚，各有孫息。府君平生深仁厚義，長者有餘，雖貿易往來，而與物無賫，冀□椿壽，福慶子孫。”

從“貿易往來”可證孫綏的商人身份。所謂“高援名族”，其實難以證實。不過，孫綏一家能夠在揚州落葉生根，已經屬於成功移民的案例。上述的呂用之等人，也可以歸入外來移民中成功升入精英階層的暴發戶。

高駢利用揚州盛行的后土崇拜，來使他的行爲合法化。高駢早在任安南都護時，就曾借助道教的力量，激勵將士開鑿出天威徑。所以雖然《廣陵妖亂志》嘲諷高駢迷信道教，但高駢在揚州的一系列宗教活動，並不排除他想借此聚攏人心的意圖。

然而高駢與揚州精英階層的關係並不融洽。比如《廣陵妖亂志》對諸葛殷的描寫：

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駭愕。殷遷其族而家焉。

諸葛殷爲滿足一己私利，通過哄騙年老昏聵的高駢，將揚州大商人周師儒一家驅趕出揚州的甲第。這則記載只出現在《廣陵妖亂志》中，因此難知真假。但可以從側面看出呂黨與揚州精英階層的緊張關係。又如《北夢瑣言》記載女俠荊十三娘幫助李三十九郎報諸葛殷奪妓之仇，也是一證。

唐後期的淮南節度使和揚州城的商人關係密切。如據日本入唐僧圓仁記載，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在修建佛堂時，曾得到波斯商人的捐助。高駢未能處理好與揚州精英階層的關係，加劇了他的孤立。然而揚州城的精英階層似乎也缺乏來源於地方的強勁根基。周師儒富甲揚州城，但在面臨高駢的武力脅迫下只能忍氣吞聲。當揚州城數次遭外來軍隊圍攻時，當地精英階層也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結語

從乾符六年到光啟三年，是高駢人生最後的八年，也是他主政淮南的時期。高駢早年爲唐朝收復安南，穩定西川，可謂功勛卓著。但因在出任官軍都統、淮南節度使時，被唐廷認爲鎮壓黃巢軍隊不力，致使唐僖宗蒙塵，他從此仕途扭轉，身後名聲也逐漸惡化，最終被寫入《新唐書·叛臣傳》。

高駢的個案，體現出身央系（神策軍系統）將領在唐代末年與朝廷、當地社會的複雜關係。他爲此一方面通過文書交流，以及政治宣傳，向朝廷宣誓效忠；另一方面扶植熟悉當地事務的人士，以穩住形勢。但不同於朱溫等起義軍降將、李克用等沙陀軍統帥，以及錢鏐等後起的當地武裝領袖，高駢的權力並不能植入到當地社會之中，在朝廷又缺乏強援，同時幕府內部也矛盾重重。在失去與朝廷互信的情況下，高駢逐漸從代表朝廷的節度使，變成割據淮南的軍閥，最終在“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的聲討中爲叛兵所灭。當然，失去了東南財源的唐王朝，也積重難返，名存實亡。

生長在長安、出身三代將門的高駢，在商業鼎盛的揚州可謂水土不服，呂用之等人也屬所託非人。然而因大運河而興起、因商業而興旺的揚州，在失去這些優勢後，也大不如前，高駢的所爲相當於催化劑。此後，東南的政治重心轉移到長江以南的兩浙地區，同時也加速了經濟重心南移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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