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读书笔记

读过整本书后，才会对标题有更丰富的理解。在重新梳理整本书的框架和逻辑时，不妨从标题入手——《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回到二十世纪初，那个民族主义开始盛行的时代，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学者和政治人物希望“制造”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全新的“中国”。但单纯靠疆域的划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价值上的认同。数十年来的学者从各类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这个国家的“制造”过程，而葛凯先生却选择将视角放在消费领域，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在国货运动的基础之上洞见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独特又不失准确。

一、国货运动的起源及目的——经济层面的反抗与探索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断签订，割让或出租了数不胜数的土地，支付了数笔巨额赔款，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清政府“放弃设置关税的权利”[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接下来百余年，条约的限制阻止了中国精英用任何直接或简单的办法通过政府提高关税来调节市场准入。”[ 同上。]由此，西方的“物质文化可以不费力地进入中国”[ 同上。]。这些物质文化有极为丰富的传播途径。外国人是宣传的活广告，商人将文化带到港口城市，传教士将这些商品带入乡村；新媒体及其受众——知识分子阶层也在簇生西方物质文化的发扬光大。性价比极高的西方产品不断侵入每一个家庭，也让民众“习以为常”地对“洋”商品持谄媚态度。

这对中国商业的打击是巨大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为外国公司工作，“反过来，他们雇佣数百万的中国人做帮手和雇工”[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最后，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都是洋品牌。但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维护国家的官员们认识到了银两外流的严重问题。精英阶层意识到最初签订的关税条约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是极大的侮辱。相似的观点不断汇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日益增长的中国已经丧失经济主权的看法对于形成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概念至关重要。”[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与此同时，在其他众多领域里外国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在不断激发人们内心中反抗的欲望——采矿业被外国利益集团掌控，外币深受民众的欢迎与喜爱，外国公司掌握着中国铁路的控制权。

人心齐。国货运动在主观上的需求已经存在，距离全面爆发还剩下客观上的生产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促进的作用。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晚清政府实施新政，“在体制上支持商业在国家、省份、地方几级引人注目地扩张”[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官方的承认和政策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为国货运动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这种生产技术的能力随着外国公司雇佣的中国工人的增加而不断提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对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工厂制造产品的能力。

而后“国货运动”应运而生。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后，“商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人们喊着“中国人要用中国货”，在广告和海报中无不显示着中西商品之间的对比。中国人要穿中国丝绸，而不是西洋毛料；中国人要用国产牙刷，而不是日本牙具；中国男人要剪掉辫子，戴国产草帽，而不是保留辫子，戴黑色瓜皮帽。在这一过程中，国货运动在经济层面上界定了什么是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就是中国人。就此，第一个有关“中国”的概念在经济领域被塑造出来。

二、作为抵抗的消费与运动——文化层面的宣传与团结

在书的第二部分中，葛凯先生重点讲述了1905-1919年的反帝抵货运动和1923-1937年的反帝主义抵制活动。这时的消费文化无时无刻不与抵制活动相关联，人们被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每一产品都有民族性，而且应由产品国籍决定购买意愿”[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与此同时，“频繁的抵制活动不仅影响到消费者，而且影响了商家和制造厂家。商家通过不卖进口货或者对进口货进行伪装，以此来促进民族视觉认知的形成”[ 同上。]。

抵货运动在这些观念的灌输上起到关键作用。回顾这些抵货运动，无一不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相关联。在1905-1919年的时间段内，有四次规模较大的抵货运动，每一次抵货运动的起因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国耻。1905年与美国移民政策发生摩擦，由此触发了抵制美货的热潮；1908年日本强迫中国释放走私船只，引发了对日本货的排挤；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义愤填膺，走上街头，同时通过广泛的文化宣传，告诉人们不应该购买这些外国货。

但简单的抵制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宣示”[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而已，当把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深深结合起来时，才能够在社会、经济、观念的基础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带来全社会的“群众性反抗”。这也正是在运动过程中人们的观念——购买外国货的行为会被视为叛国，“中国人不应该购买外国货”。这一过程中，学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到抵货运动的影响，凭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无穷尽的热情形成各类组织。这些组织不断形成新的团体，在各式的宣传途径中占据主导作用，这也是观念传输的重要途径。

在1923—1937年间，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代表，更多组织加入运动之中，整个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更为浩大。其中，人们在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出现了对售卖外货的商人的批判。总之，一切帮助外国人赚钱的行为，都是批判的对象。与此同时，人们定义了国货的标准，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选择国货、购买国货。这些标准“成为围绕新生的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主要机制”[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通过这一次次阶段性的抵制活动，国货运动在文化宣传层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人——面临外敌时，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就是中国人。国货运动恰恰就是这一观念外在表现。

诚然，这种处于外在的表现“终将衰落”，在参与运动的人们的意识中，“需要另外的机制来引领、诱导以及规范民族主义消费者的行为”[ 同上。]。

三、展览综合体后的视觉形象——政治层面的传递与表现

葛凯先生在第三部分的开头部分称：“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期间，我将称之为‘民族主义商品展示’，也即分布于从时装秀到普通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描写产品民族性的寓言故事中的活动，比起那些吸引学者更多注意力的反帝暴力机制，它代表了正在民族化的消费文化更为细致微妙的方式。”[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各地修建了至少62座国货陈列馆，兴办了多次国货展览会。大量商店将柜台里的商品展示，各式各样的广告铺天盖地。展览会、陈列馆、商店和广告共同构成了一种“展览综合体”。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这样的方式能够很好地刺激他们对国货的认可。“把中国物品装在奇特的玻璃橱中，让它在优雅卫生的环境中展示，刺激性地为人们提供了接触物品的机会，又拉开了人与物品的距离。”[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这种距离反而会引起人们强烈的渴望。这是对商品本身的认可，也在潜在中帮助国家“救亡图存”。另一方面，展览综合体将中国的形象可视化。以展览综合体为载体，国货承担了构建国家视觉形象的功能。这在构建“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过程中起到了“落到实处”的作用。

展览综合体的建立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以最典型的是“中华国货展览会”为例，其在1928年11月于上海举办。当时正值国民政府结束北伐。这场展览会极为盛大，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省参与的展示同时向国内和世界展示了一种壮观的视觉形象。这场展览会中蕴藏着极强的政治因素。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活动得以举办，离不开国家暂时的统一——展览会在展现着国民政府为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而展览本身展现的关于“中国”的视觉形象也在维护着统一，它向世界制造了“中国”形象——如此繁荣的景象，就是中国。

四、消费者与生产者代表——身份群体的作用与表现

结构视角的分析告诉我们，在了解一个社会时，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的整体来思考问题，也要从个人或群体的角度来窥视整个社会的发展。葛凯先生在经济角度分别选取了消费者代表和生产者代表——女性消费者和爱国企业家。

正如书中所讲：“理想的女性爱国消费者既是其他女性效法的英雄榜样，也是男性认可追求的对象。”[ 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国货运动对女性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这主要取决于她们在扮演的角色——家庭中的主要消费者和向孩子传达观念的灌输者。国货运动将在市场上购买国货的女性比喻为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的男子，认为他们完成着同样的救国使命。政府和商行在这样的情景里把本不受约束的购买决定转变为大众公共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家庭私生活”[ 同上。]。与此同时，与国货运动相对立的“摩登女郎”成为了大众所摒弃的对象，这其中少不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攻击。女性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影响，也出现了一批女性成员组织，她们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引领着更时髦的消费，也逐渐形成民族女性问题的新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少数人，反对的声音很少能够在公众前出现。

而在生产者一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爱国企业家。葛凯先生介绍了企业家吴蕴初。他通过对自己“爱国企业家”形象的塑造，将商业活动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他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积极参加国货运动，在消费群体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超脱产品本身，他的爱国行为远不止于商业领域。“在那些年，他参加了无数的慈善活动，曾帮助建立了一个为贫困学生的基金会；向军队捐赠飞机，为中国的国防做出贡献。这一方面让自己获利更多，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更主动地参与到购买国货、抵制外货的经济选择中去，形成比形态上的组织更有力的共同体。

从身份群体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社会中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这一视角再次展现葛凯先生的洞察力。

这本书被列入到“思想的断裂与延续”一个单元中。我们在其中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做出的思想上的引领与贡献，但葛凯先生却告诉我们，构建民族国家不单单需要从上至下的推动和引导，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族团结和思想统一。葛凯先生从消费文化和消费行为的视角洞察这一过程，也在最后的总结里再次表明：“国货运动产生的社会力量，最后也包括国家机器，都在重新界定和规范消费主义，直至将消费纳入民族意志可以接受的范围。”而这一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在形势紧迫的今天，社会力量与国家机器仍旧在规范着消费，从抵制日货到抵制乐天，从支持新疆棉花到支持鸿蒙系统，一切似曾相识，一切又是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