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该如此不公地对待我们的科学与知识

前言说明

毋庸置疑，这是一本对于一些后现代学者滥用科学概念、不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的抨击的书籍。这一切都起源于那场《社会文本》的闹剧，始作俑者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索卡尔，容我再次介绍这一部分历史：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kal_affair 这篇诈文意味着一个问题：这种胡编乱造随意拼凑的论文都能在盲审的情况下获得了赏识，是否也意味着，后现代的诸多文本都共享了同一套、抑或是相似的混乱风格。 事先声明，我相当赞赏并同情后现代文本的诸多动机和理念，你可以不对本书的观点照单全收，问题在于，同情地理解这些作者，并不与局部的批评相矛盾；这种写作风格确实有危害性这一事实，也不妨碍文本整体思想的原创与新颖。

书的第1、4、12章是作者的论点与论证部分，挑选这些章节阅读即可完整地获知作者的意图与观点，其余各章节则各是针对某一位特定的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本批评，可以看作是论据。作者的态度和论据相当诚恳，在开头和结尾都十分妥当地划定了批判对象，阐明了根本的批判理由。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批判文本不公地对待了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知识进步——科学。

或许后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拥趸们可以为自己进行各种辩护：相对主义的辩护、诗的破格的辩护、诉诸权威的谬误的辩护、解释学的多样性辩护，甚至是拒绝对话、拒绝辩护的辩护等等——但我认为这些辩护都是不成功的，后现代知识分子还是不公地对待了科学知识，并扭曲了我们应有的常识。接下来，我将简要总结一下作者的观点并附上些许批判内容作为补充，并陈述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看看一些后现代作家的文本。

批判文本的摘录

首先是精神分析复兴鼻祖拉康。拉康善于使用数学知识来丰富其问文本，例如使用了数学分析中四个术语（空间、有界、封闭、拓扑），但其毫不注意其含义。拉康似乎仰赖数学概念来对其文本进行精确的类比与证明，但我们丝毫看不到其这么做的理由，拉康说：有一本记录我去年最新的前沿讲座的小册子即将出版，我相信我在其中证明了拓扑和结构之间的严格全等关系。我们以此为引导，区分匿名性和我们针对享乐所谈的东西，也就是，由法则所节制的东西——就是几何学。一个几何学蕴含着场所的异质性，也就是，存在一个“他者”的场所。就这个“他者”的场所而言一一一个性别作为他者、作为绝对的他者—一拓扑学最近的发展能让我们设定（posit）什么东西？我将在此设定“紧致”（compactness）一词。没有什么东西是比错误更紧致的，假设包含在其中之每件事物的交集，都被接受为超过无穷数集合的存在，结果是这个交集蕴含这无穷数。那正是紧致的定义。

事实就是，不懂数学的人不应该看得懂这段文字，而了解数学的人却对这段文字更加费解。拉康虽然使用了紧致数学理论中的几组关键词，却将之混淆，不论它们的意义：极限在数学上是被使用在实数的序列上的，后来，数学家渐渐发现，极限的概念应该延伸到函数空间（例如，为了研究微分或积分方程式）。部分归功于这些成果，拓扑学于1900年左右才诞生（拉康也频繁得使用拓扑学，实际上，拉康的书充满了数学概念）。在所有的拓扑空间里，可以分出一个子类，称为紧致空间，也就是在那此空间当中，每一个由元素组成的序列都拥有一个有极限的子序列。另一个定义有赖于无穷多个闭集合相交的特性。在有限维度之欧几里得空间的子集合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当且仅当一集是封闭且有界时。

对照这个解释，再回归之前的文本，很难理解拉康为何要这么做——而拉康却经常这么做，通过一通费解的概念挪用，他成功把结论落到了一些精神分析的不明所以的结论中去，例如：

我只考虑了整数级数的开端，因为它是语言和实在的一个中介点。语言是由单位特性所构成的，这种特性和我用来解释“一”和“再一个”是同类的。但是语言中的这个特性并不同于单位特性，因为语言中有一大堆差异的特性。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语言是由意符所构成的一一例如，ba，ta，pa等等——一个有限的集合。每个意符都能够支持相关于主体的相同过程，很有可能整数的过程只是这种意符关系的一个特例。这个意符聚合的定义是，它们构成我所谓的“他者”。语言的存在所提供的差异是，每个意符（与整数的单位特性相反）在大部分的情形下是同一于本身一一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意符的集合，而在这集合中，一个意符可能指称它本身，也可能不。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罗素悖论的原理。如果你取所有不是自身成员的元素所形成的集合，x∉x 你用这种元素构成的集合，会引导你得到一个悖论，你知道的，导致一种矛盾。用简单的话来说，意思不过是：在论述的域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包含每件事的，而在这里，你再一次发现构成主体的裂隙。主体是实在中的匮乏之引入，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此引进，因为就状况而言，实在是尽可能饱满的。匮缺的观念是某特性造成的，这特性是为了匮缺而放置的东西一一譬如a1a2d3一借由你决定的字母的介入，而场所是为了匮乏的空间。

拉康的关键问题在于，他未说明在明显仰赖数学概念的情况下，这种挪用有何相关性。第三章的批判对象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也是同样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露西·伊利格瑞。

露西·伊利格瑞也是活跃的精神分析家，然而，当她将精神分析的利剑指向科学时，其言之凿凿让人瞠目结舌。她说：

E＝MC2是一个带有性别偏见的方程式吗？或许如此。让我们做如下假设，只要它让光速凌驾于其他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速度之上，这一方程式便成立。对我而言，指出这等式中可能的性偏见本质，并不直接源于其在核武器上的应用，而是它让跑得最快者具有特权地位……

她对流体力学的复杂困境也作出了惊人的性别分析。在一篇名为《流体的“力学”》的文章中，伊利格瑞苦心臆造她对“男性”（masculine）物理学的批判：她似乎是宣称，相对于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的发展程度较低，因为固体性（solidity）（据她说）等同于男人，而流体性（fluidity）等同于女人。一位伊利格瑞的美国诠释者归纳她的论证如下：

她将固体力学优先于流体力学，以及科学的确无法处理紊流（turbulence）的问题，归因于将流体性联结了女性（femininity）的缘故。男人有突出且会硬挺的性器官，而女人有流出经血和阴道分泌物的开口。虽然，男人偶尔也会流——如，射精时一一他们这方面的性征并未被强调。重要的是男性性器的硬挺，而非液体流动中的共谋。这些理想化的东西被重新写入数学中，将流体理解为分层平面及其他变化的固体形式。女人在阳性中心的理论和语言中被抹除，只以非男人（non-men）而存在，同样地，流体也一直从科学中被抹除，只以非固体（non-solids）而存在。由此角度观之，难怪科学一直无法做出成功的紊流模型。紊流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流体的概念（和女人的概念）被形构的方式，必然使之遗留下来，成为未被精心研究的残余物。

露西·伊利格瑞惊为天人的想象力一度让我语塞。我心中大声发问：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科学理论竟有这这样的故事？伊利格瑞的缝合远不止于此，她对流体、精神分析与数学逻辑的缝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强调的重点由名词的定义逐渐转移到名词间关系的分析（弗雷格的理论是众多例子当中的一个）。这甚至已导致一个不完备事物的语义学之确认：函数符号。命题所容许的不确定性，隶属于一个形式类型的一般含义一—变量只是在语法形式同一的范围内——除了这个事实外，一个重大的角色留给了普遍性的符号一全称量词（universal quantifier），它使用几何的模态仍必须加以检视。 如此，“所有”（all）一一的x，还有系统一一已经规定了每一个已建立的特别关系之“并非所有”（not-all），而“所有”只是由外延而界定一一没有朝向一个既有空间图（space-map）的投射，其“之间”（between［s］）会在精确参考坐标系的基础上被赋予其值，外延就无法进行。因此，这个“场所”（place）已用某种方法计划并分段，其目的是为了计算每一个“所有”，也包括系统的“所有”。除非这个“场所”得能延伸到无限—一这就事先排除了任何对变量或变量间关系的值的确定。但是，“比所有更大”（greater-than-all）以便能够以此方式自我形成（形式化）的（论述）空间在哪里？而那比“所有”更大的，不会在仍为神性一逻辑（theo-logical，原文如此）的模式中，从其去否定（denegation）一一从其“为肯定”（forclusion）中一回返吗？回返它和阴性“并非所有”的关系还有待表明：上帝或者阴性的愉悦。 一个女人（awoman，原文如此）在等待这些神的再发现时，她（只）是一个投射图（projective map），为保证系统的总体性一“比所有更大”的额外因素——之目的而服务；她是一个几何的道具，为衡量其每个“概念”外延的“所有”—包括那些仍然未决定的概念—而服务，也为其“语言”定义之间固定而凝结的区间（intervals）而服务，还为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个别关系的可能性服务。

伊利格瑞从未对其结论做出过妥当的分析，却似乎处处都在断言。你永远无法捕捉到她的具体思考，只能似是而非地附和着。这种思想色彩再明显不过，伊利格瑞一头栽进了神秘主义之中。

如此文本在书中还有太多。哥德尔定理、混沌理论、线性与非线性………这些滥用如此常见，几乎在我们的日常阅读中总是出境，不少学者也有模有样、邯郸学步地利用这些概念起来。这些文本，要么不知所云地引用了一些科学概念，要么陷入一种不明就里的语言方式之中‘悄悄又明显”地得出一些算不上有论证支持的结论。

对批判的进一步说明

尽管如此，辩护者仍有相当多的辩护理由和辩护工具。但这些辩护都不成功。我将尽数展示各种已有和可能的辩护理由，并说明为什么是失败的。作者自己也在开头作了辩护：

• 引文的边缘性。许多反对者认为，索卡尔引用的那些批判文本都是作者比较边缘论述，并不涉及作者的核心意思，这么批判似乎有失论辩德性，错失了作者最想表达的核心理念。然而这种批判没有意识到：索卡尔不必关心其文本是否构成作者的核心部分。问题在于：当这些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科学概念和批判科学学科时，他们的引用和挪用是否恰当，他们的批评是否公正。索卡尔反复表示自己的批判对象不是整个作者的理论，而是他们的论据中毫无必要的滥用和语焉不详的使用。
• 不了解作品语境。这是一种整全主义的辩护，它的主张在于，所有的不解都来自于“断章取义”。这部分的不懂只意味着在别处有解读，所有的理解都依赖于作者的其他文本。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辩护会和之后的相对主义辩护、解释学辩护等并列为永不失败的辩护，尽管解释学上确实存在着“部份依赖整体、整体又依赖于部分”的原理，但这似乎意味着：当你看不懂时，你能做的应该是再多看几遍，而且是全部都看，直到看得懂。然而这是一种理解上的循环论证，会导致文本解读上的神秘主义，要求读者不要提出问题，而是要“悟”，只是这种悟从原来的干悟，变成了文本之网的整全之悟，问题只在于你看得少了、看得浅了。可是，这种融贯论的辩护思路同样意味着存在融贯论的问题：孤立反证（参见知识论的相关知识）的存在意味着融贯论完全取消了一个人认识上的经验取向，就像这里的整全主义的辩护完全忽视了日常语言的基准性。我们所有的文本理解，必然都是建立在一种日常语言的基础上的，任意概念都是。这就是在说：我们不可能先天地拥有关于分子的概念的知识、关于方程的概念的知识，关于相对论的概念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文本、这些后现代作者的文本也如是。无论是黑话、还是概念，如果不能还原到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的话，那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必须保证任何文本都有这条从日常语言通达到抽象概念的路径——之所以说路径，也是说这种解释也必将是可重复的、有据可循的，否则如何保证避免一种通俗的解释其实不过是一种个人体验而和作者的理论无关？说白了，不可能有不经过任何人话解释就能理解的抽象概念。这个原则当然还是会被反驳，但这是不会成功的，我将稍后说明。
• 诗的破格。恰如罗伯特·马乔里所言，他抨击本书的作者是一群毫无幽默感的科学学究，喜欢修改情书中的文法错误。一种辩护认为，本书过于严苛地对待了这些作者们，是对写作技巧的吹毛求疵，对如诗一般的文字加以科学的要求一样无理取闹。然而这绝对和诗的破格无关。所有书中所提及的作者，都极其严肃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理论也成了众多严肃学术作业的源泉，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用意不是提出理论，既然如此，严格地对待文本就是正当的，就必须经受住理论是否成功、妥当、完善的批评，就只能争论批评是否得当，而不是他们豁免于这一切。
• 隐喻与类比。一些辩护认为，后现代作者即便借用了科学概念，或者谈及了科学，也不见得就非得是科学本来的意义，一种隐喻、类比的用法是合法的。这当然可以，可问题是，挪用就可以完全按不顾及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了吗？这能逃避相关性的论证责难吗？挪用不等于滥用，并不是说仅仅因为挪用了别的领域的词汇就是违法的，但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概念或经验上的说明。我们举个例子，我说我今天的心情很“尺子”，此处我挪用了一般的名词“尺子（尺子一般被理解为衡量物体长度的工具）”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解释说，由于尺子在我的个人经历里有特殊意义，家人从小就用尺子揍我，我对尺子特别有阴影，所以尺子一般在我这里表达阴暗、难过、痛苦的意思。然而，后现代作者完全没有做相关性的论证——据作者说，全书都没有。这一点和第二点是纠缠在一起的，也最终和一种相对主义辩护、怀疑论辩护纠缠到了一起： 当辩护者认为批判文本没有问题时，他们只能诉诸词语有对于作者的特殊意义（隐喻、类比等，就是有不同于原本含义的意义），或这个文本必须依赖于作者的其他文本来解读（整全主义辩护），但一旦诉诸于前者，那么辩护者还需解释如何体现出了此处的类比/隐喻/特殊是恰当的、可解释的，可这必然通达上述（A1，而一旦诉诸后者，也显然意味着上述（A1，也就是说，日常语言原则是不可回避的。可辩护者还是可以拒斥这个原则，认为：日常语言原则仍然假定了一个稳定的、统一的语言体系，就像科学自称自己是真理的权威代表人一样，是不可信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于是此时的辩护彻底陷入到一种相对主义与怀疑论之中了。说它是相对主义的，是因为它彻底否认了任何检验语言的有效性的标准，只承认每个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什么都是对的，或者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检验；说他是怀疑论的，是因为它也摧毁了任何人类既有的语言本能与知识的可能性，认为没有什么事既定的、稳定的，不存在更坚固的语言，也就没资格检验这些理论文本。 而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的问题就在于，前者仍然仰赖一套真理体系来判断是非，却在论断上不诚实，认为没有对错和基础共识。一个很简单的质疑就是：你能看懂这篇文章，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共享了同一个中文语言系统，即便有误解，也能在该系统内得到澄清？难道任何的误解与理解，不都是先仰赖我们最基本的母语本身吗，你在阅读任何文本时，怎么可能先跳过你自己的语言本能去理解这些文本呢？既然如此，后现代文本也应该是这样的理解，那么当你看到那些文本时，它们又是怎么跳过数学符号原本的意思获得理解的呢，即便能跳过”这个专业概念原本可能的意思“，那也必须与我们的基础语言理解想连接，那么那些后现代的文本怎么做才能保证你的理解是作者的本意，而不是你自己的牵强附会呢？ 后者的问题则在于，在还不清楚什么知识为真之前，就认为先有知识的标准。换言之，怀疑论者的通病就是，认为怀疑先于所有的知识，而不是反过来，以至于幻想自己竟然先有审判一切知识的标准，对此的一个稍显戏谑的反驳就是，所有的怀疑论者难道不先是小孩吗？难道作为一个婴儿的你，在学习语言和认知世界之前竟然先有关于知识的标准了吗？你必然是拥有牢固的语言能力与稳固的世界认知（即便你不想，你的大脑也保证了你的认知的稳定）之后，才有资格怀疑这一切。 这两种思想是所有辩护能退居的根本居所，也是后现代思想里的幽灵。它们之所以有号召力——如康德所言，是哲学界的丑闻——也是因为哲学自己作茧自缚。它在本质上是因为思想的彻底性与常识的坚固之间的斗争，前者导致一旦怀疑则必须要有彻底性，否则就是思想与理性的失败。 总而言之，后现代文本在挪用概念时应当就原有的科学使用和我们的日常语言进行相关性说明。

此外，作者本人也提供了对于滥用的定义。‍他说：

本书的目的是想对那些称为“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公认的暖昧含糊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进行局部但富有原创性的批判。我们并不打算全面分析后现代主义思潮，但是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到较不为人知的方面，即对于一些数学以及物理之概念和词汇的反复滥用。它们经常出现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与自然科学的内容或哲学有关。“滥用”一词，在此有着以下几点特征：

1。对于顶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发表长篇大论。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使用科学（或伪科学）词语，而不介意用词实际上意指什么。

2。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带入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却不提供一些概念上或经验上的正当理由。如果一个生物学家在研究中想要应用拓扑学、集合理论以及微分几何的基本概念，她就必须加以解释。如果只是模糊的类比，便无法获得同行的认真看待。对比之下，我们从拉康那里学到，精神官能症主体的结构正是圆环面（tous（这不亚于事实本身，参见第 19 页）；从克里斯蒂娃那里学得，诗性语言可以由从连续统的基数性（cardinality of the continuum）来解释（参见第 44 一 45 页）；从鲍德里亚那里得知，现代战争是在一个非欧氏空间中发生的（参见第 148 页）。这些都没有任何说明。

3。毫无忌惮地在完全不相干的语境里滥用专业术语，借以展现浮面的博学，此举无非是想给非科学界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吓唬他们。连一些学术界或媒体的评论者都落入这个陷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嘉许克里斯蒂娃作品（参见第 42 页）的精准，而期刊《世界》也赞扬维利里奥（参见第 172 页）博学多闻。

4。操弄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语汇和句子。有些作家对于文字极度着迷，对文字的意思却毫不理会。 这些作家充满强烈自信的口吻远胜于他们的科学能力：拉康自认利用了“拓扑学中最新的发展”（参见第 20 一 22 页），而拉图尔则设问他是否已为爱因斯坦上了一课（第 132 页）。他们或许想象能够利用自然科学的声誉，为他们的论述套上严格的外表。他们似乎自信，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误用科学概念，也没有人会高喊国王没穿衣服。 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皇后也没穿）。

但需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抨击哲学、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之整体；相反，我们觉得这些领域非常重要，我们也想要提醒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人，特别是学生，提防某些显而易见的吹嘘骗术。

• 诉诸权威的谬误。很容易想见，一种辩护认为，这一切不过是科学的偏见和权威作祟，后现代者恰恰要抨击这一点，并不打算对此作出回应。这种思路其实恰如上一点所说的对日常语言原则的不屑，也就有同样的相对主义毛病。这种思路意味着：权威就等于错误，或者说，任意的批评都是一定权威的、或稳定的知识的意识形态而已，这不过是相对主义的另一种翻版。辩护者可以声称这种批评是科学的霸权，那种批评是日常语言的霸权，总之不是这个霸权，就是那个霸权，然而这种辩护态度是不是后现代拥趸的霸权主义呢？显然，相对主义依旧有自我反驳的特性，除此之外，这种态度会导致一切知识的积累烟消云散，造成一种错觉：所有的信息与信念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好。然而，古代杀人祭祀的信念真的的和现代科学的气象知识是平等的吗？神秘而受难的宗教武术真的和透明而讲究方法论的现代医学是平等的吗？所有这些后现代知识分子们在病危时，真的不是“默认”去医院ICU并知道确实只有这些才能就他们的命吗？ 唯一的答案是，在理念上你永远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依旧可以声称，这一切本就意味着科学对现代社会霸权的表现，接受治疗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证自明的地位等等。而我们唯一的评价就是，这是一种理性上的不诚实。
• 很多辩护者最后采取了一种“拒绝辩护的辩护”，试图拒绝任何“说服”、“解释”，他们一副没有斗争性的样子，又再一次回归了人畜无害的相对主义的另一种模样。诚然，他们会以为被误解是作者的宿命，并认为上述阐释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误读。他们反过来指责这些批判是党同伐异的，却忽视了他们滥用科学和批判科学时的模样。然而，这种解释学的辩护，才是真正的违背了理性的诚实，以暖昧为托词。作者坦言，在本书中看到无数的暖昧文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真实但相对较老套的主张，或激烈但显然错误的主张。我们不得不想，在许多情况中，这些暖昧性是有意造成的，它在知识的辩论上提供了很大的优势：激进的诠释有助于吸引较没有经验的听众或读者；而一旦其说法的荒谬性被暴露之后，作者总是可以宣称被误解，以此自我辩护，然后退回到无害的诠释中。利用解释的多样性，一切都得到了解决。因为当文本晦涩时，理解便成了一件有偶然性的事，只要作者本人不发话，那么“精准地理解文本”便成了一件进可攻退可守的事：进可以说可以XXXX地理解是一种再诠释，退可说XXXX的批评或解读是一种误读，关键在于，并没有一种判断解读是否正确的标准——因为解释学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无法避免【语义阴影】，而只要稍加利用，所有的危险都可以在阴影内解决。 是的，恰如我之前所说，通过不断地把看似错误的例子排除出理论的范畴之外是屡试不爽的方法，这基本无解。在这里，我们只能要求一种写作的德性：尽可能减少语义阴影，也就是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挪用、不必要的类比、不必要的特殊。

看看科学到底做了什么

最后，让我们回过头认真看看科学究竟怎么了。正如作者最后所说，他其实并不在乎科学被批评，相反，他区分了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与特定的怀疑主义，并允许一定程度的科学哲学的反思。他在书中的第四章集中强调，虽然证伪理论在精度上是失败的，但证伪理论的经验面向是不可或缺的，科学不是文本，不是神话，科学在面对现实，科学不是语言游戏；库恩的范式在历史研究上是证据确凿的，但科学的发现与科学的证成也是不同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科学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而认为科学本身都是偶然的，范式转换也依旧是可能的；蒯因命题是科学家们必须接受的，但理论与观察的纠缠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没有观察，无法依赖观察，或完全不接受新范式；费耶阿本德的反叛精神是可以容忍的，但怎么都行的反方法论只会将知识积累损失殆尽；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生产的狭隘性揭示是有益的，但是这不足以导致我们如今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化为了政治过家家。

从上世纪开始，一股科学主义之风和反科学主义之风就悄然兴起了，然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科学家本身主张“科学是无敌的”，却很耐人寻味。实际上，从来只有哲学家内部才会“外部地”关注科学，批判科学，抑或是捧杀科学。费曼的经典嘲讽不无道理：科学哲学之于科学的作用，就像鸟类学之于鸟的作用一样。我们无法否认，出现过严重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是局限的，它远没有资格解决人类社会的诸多复杂问题，但这不代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本身做了很多错事，甚至于被称为一种文本、神话。科学就是面向客观对象的，就是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的。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人无法获得终极的、完美的知识，科学也自然、且从未有过这种幻觉，但至少其在为之努力。

结语

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作为一门成功的学科，发展出了很多成功且稳定的知识，并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当然需要一种批判的科学哲学，但显然，不该是这种过犹不及、企图为了打破科学神话而鼓动迷信的后现代哲学。

我当然十分同情、并赞赏在知识上对于反抗权威的努力，但恕我不能同意这些文本竟以如此粗糙的方式”不公地“抨击科学。目的与动机的正义无法为混乱的论证方式和危险的取消知识之行为开脱。

同时，所有的社会科学家、甚至不愿意沾染科学两个字的、任意的“文科”知识分子，都必须反对繁杂而抽象、不必要的词语堆叠，担负起学科解放人的使命。故作玄虚、搬弄词语的写作既是对自身理性的不负责，也是对人类知识的背叛。借用作者的话来做结束：我们希望出现一种知识文化，是理性主义的而非独断主义的；心态是科学的而非科学至上的；心胸是开放的而非轻浮的；政治上是进步的而非党同伐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