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哲文化输出产品

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和鲁迅有着类似的愿望，只不过恰巧相反:后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为后代开辟一片土地，使得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说明旧思维已经彻底烟消云散，连带着自己成为无人可以理解的“三王冢”；而前者则试图让每一个读过自己文字的人放下很多东西，因为它们已经被解决，而去关注另一些东西，它们自然会来，但无以有效地言说。或许后期维特根斯坦翻转了想法，认为一劳永逸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目标转换成了对日常用语的持续分析，一个个词汇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深层逻辑”，因此需要不断地由哲学给予区分的游击战。这一想法如此正确，他做的也很好，《哲学研究》写的也确实不错——这种风格几乎保证了作品本身不提供任何确定观点又同时把很多观点施加给读者，从而让他们遵从这些观点去做事。 这就比鲁迅做的好很多——那么多的杂文虽然带着理智的闪光，却终究不能独自产生效力。今日有志向的批评家必须努力把这些文本当作工具，去祛除其作为对象的神圣性，并同时把它们作为把手带来些许改变。当我们这么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却陷入危机:除去其确实重要的两本书，《蓝皮书与褐皮书》呀，《心理学哲学评论》呀，《最后的哲学笔记》呀，到底有没有分析的必要，如果没有，那有没有作为工具利用的可能。这些文本的存在形式——格言——拒绝人们进行注经，但注经是大师不可避免的归宿，如果他没办法消除自己在世间的其他所有文字，人们就必然会在那两本书被分析的差不多之后陷入工具化和注经学的并不两难的抉择。 而最为诡异的作品当属此书（如果不算江怡编的那几本），《文化与价值》，里面确实谈了文化和价值——虽然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只有此书里维氏谈了文化和价值——但也确实没有区分，没有大段的辨析，只有一个20世纪上流社会老白男知识分子的审美品味分享会，以及说不好是鸡汤还是毒药的碎碎念。这些文字几乎说不上什么美感，格言古老的对位法、反讽以及断言一如文化衬衫一样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心（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几个字印在一个花68元买的衬衫上，下面还有几匹互相贴在一起的小马。是否可以这样说，这种衬衫是那种东西，当人们穿上它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就已经达到了读完《文化与价值》的水平）。维特根斯坦的格言如果不能被组织起来构成一本较为连续的书籍，那它就几乎回到了材料和对材料的反应之集合，这些反应无法被锁定为区分，而更多会被当作抽风。维氏自知这种写法，也明白其效力，我甚至觉得这种写法一度程度上可以阻碍身后作品的发表，就英美人更可以接受的话来说，书写它们更多是为了在围绕一个词汇进行大量举例和探讨期间跳出来稍事休息以及寻找新的角度。 但它毕竟发了出来，并被标榜为维特根斯坦为数不多谈文化和价值的著作。于是这些音乐讨论确实无趣；于是对莎士比亚的说辞比欧陆人还要晦涩不少；于是弗洛伊德到底怎么招惹维特根斯坦了还是没人知道（倒是可以看《心理学哲学评论》，《心理学哲学研究》，《最后的哲学笔记》，狠狠地对比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再榨一笔维特根斯坦非正规方面——现在已经正规了，或许是因为维氏已经失败了——的剩余价值）；于是审美力之类的概念也很难说是创见或者成体系的；于是维特根斯坦终于在不断强调自己是天才又什么都没说的情况下被发现是个民哲，尽管他说了的都不在这本书里。或许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倒是有些意义:让人们意识到民哲不比民科，其实是常怀洞见的，就算并非如此，也还是善待一些比较好。 说来说去，这些文字只能用来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行文风格以及个人风采——这倒是分析哲学领域难得可以予以宣传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输出资源。说来说去，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的畅销本身是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失败，当他那些干瘪无聊的词汇没有被当作辨析的材料而被当作人生的代表，当人们依然努力用言辞讨论这些不该讨论的东西时，《哲学研究》的游击就失败了。当这种实践被人遗忘——以自以为理解的方式——而这种实践必须要有领导者时，新世纪就需要一位新的悲剧英雄，可惜它还不能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