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现场流行病学
在《流行病调查局》（Inside the Outbreaks）一书中，作者彭德格拉斯特（Mark Pendergrast）简略回顾了美国流行病情报组织（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下文简称 EIS）成立以来经历的大量案例，带领读者走近“现场流行病学”（field epidemiology）的世界。
顾名思义，“现场流行病学”可以直接理解为：在流行病“现场”实践“流行病学”方法的学科。如果说“流行病学”倾向于公共、人群宏观层面，“现场流行病学”则更关注“现场”这个微观、局限的场景。严谨定义推荐 Micheal B. Gregg 等编著的 Field Epidemiology：现场流行病学是，意外健康问题发生时，在问题现场采用流行病学方法迅速调查、及时干预的学科。
这一定义包涵了现场流行病学的三大特征，以此和常规“流行病学”区别：
- 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健康问题是不可预测的（“意外”）；
- 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健康问题需要（也可以）紧急应对；
- 公共卫生或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前往现场处理问题。
最近的实际案例，是上海 COVID-19 的“精准防疫”：患者突然出现，公共卫生工作者立即前往相关场所，采集环境标本、调查接触人员，及时控制潜在被感染者，最终遏制疾病传播。当然，由于时间、空间、资源受限，可供现场流行病学选用的研究方法、质量、深度都相对简单，干预结局也未必尽如人意。继续追溯，一个多世纪前，1854 年 伦敦宽街暴发霍乱，约翰·斯诺（John Snow）医生实地调查，确认霍乱通过公用饮水源传播，或可视作最早实例。
尽管现场流行病学应用已逾百年，但成立于 1951 年的 EIS 在学科发展史上作用举足轻重。这一组织最初隶属于美国公共卫生兵团（Public Health Service），为了应对生物战威胁设立，不料之后的七十年里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美国甚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上。其工作人员不仅频繁出现在健康问题现场，开发各种研究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还为世界各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
EIS 用时间轴在 网站 上骄傲地展示其成就，其中多数与传染病相关。彭德格拉斯特记述的案例涉及更广，既有普通民众可能遭遇的问题，如职业暴露（20 世纪 60 年代北卡来罗纳州棉尘病调查）、日常用品（1980 年宝洁卫生棉条引起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环境污染（1993 年密尔沃基饮用水污染），也有仅发生在专业医疗机构的问题，如医院内致病微生物流行（1955 年西雅图金黄色葡萄球菌院内感染）、药物器械安全风险（1970 年雅培静脉注射液污染）；甚至参与过开发新疗法（在东巴基斯坦试验口服补液治疗霍乱，这种简单有效的治疗方法 可能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有些案例还反映了美国医学观念变革：上世纪中期美国允许在监狱开展临床试验，给犯人直接注射致病细菌或病毒。直到 塔斯基吉试验 曝光，美国临床试验开始接受严格的伦理规范。
随着医学发展，人类历史上长期位居死因前列的传染性、感染性疾病逐渐可控，EIS 的“天地”却越来越广阔，开始涉足安乐死、人工流产、家庭暴力、畜牧业抗生素滥用、枪支管制、恐怖袭击等议题。工作人员使用同样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收集这些健康问题的数据，探寻结论，为政府提供应对建议。
EIS 的一大发现，是许多健康问题的根源在于贫穷、社会不公正——有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健康是政治问题。”因此工作人员将现场研究获得的信息带回政府机构，希望借助政策、立法帮助更多患者，比如烟草税、生活用品包装增贴风险警示标识、完善食品检验体系。然而，政治有时又成为阻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每年约 3 万人死于枪击，但国会拒绝管制枪支。
本质上，流行病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专注于识别问题，收集解答问题需要的数据，比较不同解决方案的优劣势。然而，流行病学不擅长说服人们采取合理的行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受困于烟草、酒精等公共卫生问题，还须面对一些极端的公共卫生政策，政治掣肘的现象远不止美国一地。《流行病调查局》走马观花的写作方式，使读者难以洞悉现场流行病学的特征。但本书至少令读者知晓，有 EIS 这样的现场流行病学工作人员正在为我们的健康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