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是否可以指导现今社会？

一、到底什么是酷儿理论？

我们一般所指的“酷儿”，英文名queer，最早是一个贬义词，而后在酷儿运动下贬词褒用来展现自己的独特性。

“酷儿理论”这一概念由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提出，于1991年《差异》杂志的一期“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性”专号。但是罗丽蒂斯在提出该概念时，依旧是在两分法基础上，以“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身份概念来补充说明“酷儿理论”，仍具有部分局限性。

但在另一层面来看，酷儿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的挑战，是向社会“常态”的挑战。

1.哲学基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较难理解，他们从概念、语言上对很多定义进行解构，比如性的分类本身，福柯认为性的分类本身——比如将性倾向分为同性恋、异性恋等——就是权力和知识的特殊相似性的产物，即性是主动建构的中心场所。

甚至于福柯认为“同性恋”这一概念是被制造出来的，不过他承认了同性恋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过去根本没有“同性恋”、“异性恋”之说，而这两个概念都是被创作出来的。

著名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提出了“补遗”（supplément)的概念，他指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高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所以“解构这个对立命题归根到底，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把这种等级秩序颠倒过来。”[1]解构主义便是要颠倒这种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福柯的《性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视角，他在其中提到了“快感的非性化”，突破原本的生殖器官，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建构为一种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男子气质。

2.酷儿理论的概念

酷儿理论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各个种族、性别、性以及其他身份领域，至少它有这个潜力。它的目标是通过转变性与性别的话语来改造权力结构，从而扰乱异性恋父权制的霸权。

酷儿性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动摇了男女同性恋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分解了“性少数族群”和“同性恋社区”的概念，分解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概念，甚至分解了“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卓施瓦·盖姆森 Joshua Gamson[2]

它并非从生理上否定男人、女人这样的概念，而是从社会和历史角度、从概念上对原本的概念进行解构并重组。它以一种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过程性的“自我”取代了单一的、永久的以及连续性的“自我”。

二、打破常规的酷儿理论

1.突破传统

酷儿理论不仅向传统的男性/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同时它还冲击了传统的同性恋文化。它彻底粉碎了性别身份和性身份，并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

这样对传统的猛烈攻击，受到了保守主义的反击，它作为一种尖锐刺耳的提醒，提醒人们要与众不同、要“变态”，要使自己站在规范之外。

1990年3月，酷儿国建立，其创始者为纽约的一个男女同性恋抵抗艾滋病的群体，它们在同性恋权利运动中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按照一种“非等级制、非父权制”的结构建立组织，以“我恨正常人”为口号发起运动。

而这样的行为是偏激的，最后导致的是排除那些支持他们平权运动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团结行动的可能性。

在酷儿理论中，双性恋拥有独特的地位——因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二分法结构的破坏，所以在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组织团体中都不满意双性恋的存在。

由于对单一性向和性别的两份概念的信念根植于社会基础之中，双性恋的概念才会威胁到异性恋父权制的结构本身。因此，双性恋实际上拥有极为罕见的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它作为一种概念和一种身份受到强烈抵制的原因之一。——露斯·高德曼 Ruth Goldman[3]

2.关于隐藏和出柜

（1）关于隐藏

为一个同性恋者，一个人最终要受到压迫，每时每刻受到压迫，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方式必须在异性恋眼中看去是正常的。每一次，当某人对情人的公开示爱行为受到限制时——在公园里，在排队买电影票时——他的一部分就死去了......社会中的每一件事——每一部电影，每一块广告牌，每一个在公开场所自然流露的动作——都在提醒同性恋者，他或她不是一个正常人。——拜伦[4]

可以说，摆在大多数同性恋者面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选择隐藏还是选择出柜？一般来说，一种工作越是重要，报酬越高，社会就越不能容忍公开的性反常。人们总是期望着重要人物遵循最严格的性行为标准。

性分层体系很容易为一些事态提供牺牲品，因为那些人缺乏自我保护的力量，这不仅控制着他们的行动、也限制着他们的自由。这样一个性异端的坏名声使得他们处于道德上难以自卫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取向：男女同性恋青少年在开始和维持明确的恋爱关系方面面临着特殊困难，由于偏见，同性恋取向的青少年有时会退回到异性恋的约会中。[5]这样的隐藏行为在社会上普遍发生。

而这样的偏见是如何发生的？

道德恐慌所利用的是既存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发明出一些受害者，以便为它把“邪恶”当犯罪来对待的做法寻找理由。什么意思呢？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为了证明同性恋是“邪恶”的，那么创造一个受害者，比如孩子，认为同性恋的存在会使得孩子受到影响而也选择了同性恋倾向。这便是利用道德恐慌的话语结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麦肯托什（Mary McIntosh）指出，由于同性恋实践普遍存在，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所以某些被丑化的特殊个人的类型被制造出来，目的是使社会的其他部分保持纯洁。通过这一方式，一条“在被允许和不被允许的行为之间的黑白分明的公开可辨的界线”被制造出来。任何人只要开始接近这条界线，九立即面临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异常分子的威胁。

从这个观点出发，同性恋身份并不是由同性恋活动本身创造出来的（“第一级异常”），而是通过个人对被贴上这种标签所做的反应，通过对被迫分类的内化（“第二级异常”）创造出来的。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男女同性恋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与异性恋父母一样投入和有效，有时甚至更有效。此外，无论男女同性恋家庭中是亲生的、领养的，还是通过捐赠者授精受孕的，他们在心理健康、同伴关系、性别角色行为或异性恋父母的孩子没有区别。[6]

同性恋父母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会因父母的性取向而蒙上污名。虽然一些同性恋父母的孩子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和反对，但是亲密的亲子关系、学校的支持、与其他同性恋家庭的互相帮助，都能保护孩子免受负面影响。[7]总的来说，男女同性恋家庭与其他家庭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生活在充满歧视的环境中。

（2）关于出柜

出柜是否代表着真的出柜？

“出来”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进去”，它只是在这种两极性中才有意义。因此，“走出来”必定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壁橱，以便使自己保持“出来”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出来”只能造成新的模糊状态，壁橱却能够制造出揭露的承诺，而这一揭露正如其定义那样，绝不会到来。[8]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公开承认或不承认同性恋，而在于为什么这一类别会成为“伦理”选择的基础。也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异性恋取得其合法性和自然性的过程。

部分酷儿理论学家，比如凯兹（Jonathon Ned Katz），指出如今对于异性恋的研究始终没有被摆上议事日程，因为异性恋观念作为维护性建构的、普遍适用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角色，决定了对它的批评意见再学术上受到忽视。（1990：8）

所以我们很少会去思考“异性恋”这一概念出现的缘由，而正是“同性恋”这一概念，两者相比较而存在，所以便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既排斥同性恋又表现同性恋。

著名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巴特勒指出“异性恋总是不断地制造它自身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它持续地处于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它‘知道’其自身被动摇的可能性。”[9]从这个角度来看，酷儿理论把异性恋当作异常现象，从而使得同性恋规范化。

（3）关于先天还是后天

很多同性恋者会提到性取向是天生的无法改变。的确遗传对性取向有重要影响：

同卵双生子有同性恋倾向的比例远高于异卵双生子。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其同性恋比例也高于收养的兄弟姐妹。[10]其中，男同性恋受母亲家族的影响大于父亲家族，这说明性取向是伴X染色体连锁遗传的。一项基因图谱研究发现，在40对同性恋兄弟中，有33对在其X染色体上具有相同的DNA片段[11]。该区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基因可能使男性形成同性吸引力。

但是酷儿理论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认为把性的构成说成是固定不变的身份（比如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不是某类行为的结果或者是流动性很强的身份建构的结果，能够使男女同性恋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得到了明显的好处。

的确，这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同样也会有限制。同性恋解放要求我们超越男女同性恋对异性恋关系的模仿，去想象不同类型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安排，它们是较少压迫性的、更加平等的、更有感召力的。

三、酷儿理论的局限性

每一个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而酷儿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一些极端现象，比如它抹除了差异。这是为了团结各个组织进行联合运动，但实际上在现阶段缺乏可行性。

因为酷儿理论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后现代身份“分散化”的过程，过于追求这样的分散性、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社会过分重视个人的需求，而产生一系列新问题。

所以，在学习酷儿理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结合各项新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许能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寻到新的思路。

其实“酷儿”理论表达出一种充分的“两性合作”的政治理想，是男人和女人同等参与，它拒绝被贴上任何标签、赞赏性表达的流动性，揭示整个社会及其运作机制的深层结构。

这里小稀给大家推荐几本相关的书可以阅读：

福柯《性史》、巴特勒《消解性别》、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论文集）、Eve Kosofsky Sedgwick<Epistemplogy of the Closet>、Ken Plummer<Telling Sexual Stories:Power,Change and Social Words>

1. ^引自Jacques Derrida,<Posi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41.
2. ^卓施瓦·盖姆森，《身份运动非自我解体不可吗？一个酷儿的两难问题》，《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P287.
3. ^露斯·高德曼，《那个怪异的酷儿是谁？——探讨酷儿理论中性、种族与阶级的规范》，《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P205.
4. ^Byron,”The Closet Syndrome”,59.
5. ^[美] 劳拉·E.伯克，《伯克毕生发展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P484.
6. ^Henny Bos&Theo GM Sandfort,<Children's gender identity in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two-parent families>,Sex roles 62(1),114-126,2010.
7. ^Henny Bos,Diana D Van Bergen&Jantine van Lisdonk,<Victimization and suicidality among Dutch lesbian,gay and bisexual youth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1),70-72,2013.
8. ^朱迪斯·巴特勒，《模仿与性别反抗》，《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P333.
9. ^Judith Butler,<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收录<Inside/Out:Lesbian Theories,Gay Theories>,Routledge,1991,P23.
10. ^KS Kendler et al，<Sexual orientation in a US national sample of twin and nontwin silbling pair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7(11),2000,P1843-1846.
11. ^Dean H Hamer et al,<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Science 261(5119),1993,P32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