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人民会继续停留在各说各话，不能融洽的生活在一起，不能在新镇一块儿生活、不能成为好邻居的旧时代。

锡兰（斯里兰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里僧加罗人和淡米尔人过去都以英文作为彼此的共同语，互相来往。后来，由于占人口80%的僧家罗人语文成为官方语文，于是占人口20%的淡米尔人就被排挤，锡兰自此陷入长期动乱。这种制造麻烦的行为，新加坡政府是绝不容许的。

多懂一种语言，会多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人的思想会像开了窗子，开朗多了，会对他人有更多的了解和容忍。我也发现沙文主义者，执拗的和极端的人往往只懂得一种语言。他们的思想闭塞，没有开阔的窗子可以看到别人的存在。

随着1984年教育部宣布从1987年起，除了特选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统一源流，最后一批华文为第一语文的华校于1986年关闭。这昭示了自1911年以来，曾经兴旺一时的华校，无论政府兴办的或私人兴办的，终于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完成历史任务。

1980年8月16日南大第21届学生毕业，之后，南大便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所附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南洋理工学院接着于1981年在南洋大学原址发展起来，并于1991年命名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时代的终结，使邻国松了一口气。

英语是共同语言，人口占多数的华人没有优势，马来人和印度人因此感到自在和平等，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任人唯贤，唯才是用，跟语言、种族无关。

政治是一门“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艺术，所以当时我唯一的办法是“等”，等到绝大多数的家长都看清形势，都把孩子送到英校，以英文为主导语文。这样一等，就等了13年，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必须耐心，假以时日，不然不可能做成。

在新加坡，一项强制每个孩子学习华文的母语与政策肯定是要涉及政治妥协的。而任何一个民选政府的政治资本并非无限，所以在推行涉及政治妥协的政策时，不能忽略选民对政策的反应和反对的声音，华社因此必须理解政府为什么同时打开华文B和高级华文两扇门。

有地的私人住宅的家庭和公寓家庭的孩子，90%多讲英语。执行共管公寓、五房式组屋55%~60%的家庭讲英语，四房式祖屋33%，三房式祖屋25%讲英语。

如果不读《三国演义》、不读《红楼梦》，就不会有丰富的中国历史背景，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人与大陆人在把酒共饮时的共同文化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谈论一些观点时不需要多解释，而这正是新加坡人的弱点。

同样的，他们也会缺乏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奥赛罗》等知识背景，没有这些，就不能真正与美国人、英国人沟通，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两者皆有，除非你毕生都花在两种语言上，做一个全职翻译，别的什么都不做。

双语是一个零和对策。英文多用，华文就弱；华语多说，英语就没有那么好。这是没有办法的。家长说要孩子华语好，我说，不要勉强孩子。你坚持说不学好华文，会影响前途，那你自己决定，孩子受苦，是你的选择，是你的责任，这是双语的拉锯战，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