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读书笔记
这本新民说是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20几篇论文的汇编集。戊戌变法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开始实施的倡导学习西方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百余天之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
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杂志。这本《新民说》一共有20节，梁启超一边写，一边就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一直写到1906年才完成，其中有一年他生活在北美，在北美这一年对他的观念影响很大。，访问美国之后，他在新民与新德的问题上有了更成熟的解释。受到西方学说的影响，在这本书里面也能看到他引入的很多西方政治概念。比如一，公德与私德，自由与权利的划分；二，竞争与进步，对冒险精神的赞扬；三，社会功利主义的应用。
梁启超在反省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写道欲强我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优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但是西方国家之所长，发达的国家自立之道究竟是什么呢？梁启超感到，政治、学术、技艺等方面确是我国之所短，但仅有政治、学术、技艺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从德、智、力三方面开始。他把中国的贫弱衰败归结于中国人民素质的普遍低劣。他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所以强盛，就在于其国人民的德、智、力三方面皆优，而中国低劣的民族素质必然会造就出腐败的政府，这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民”是当务之急，改造中国的前提就是“新民”。他说：“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而要实现民强则必须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提高德智力。整本书后半部分都在论述，他说中国的国民缺乏公德无国家思想，无进取精神，无自治能力，守旧不求进步，无自尊性质，不能合群，无毅力，无义务缺乏尚武精神，私德堕落，无民气，无政治能力等，这些都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长期以来遭到历史学家非议，认为他把中国的弱不归罪于清政府的腐败，而归罪于国民，这是为封建统治者开脱罪责。我个人蛮赞同他提出改造国民的劣根性的观点
。
总的来说，造就“新民”需要从两方面出发。第一方面要吸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比如我们在道德、风俗等方面固有的高尚精神特质。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采纳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总而言之，是要兼采中西文化之精华，既要继承传统。
梁启超从这本书的分论公德出发，他认为，我国数千年以来流行漠视群体、明哲保身的道德修养原则。中国伦理讲求的是那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梁启超把关于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民族的伦理观念、伦理行为准则以及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体品德、个人自由、独立、权利、进取、冒险、自尊、毅力等私德的范畴也归属于“公德”。（这些在新民说的后半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
梁启超认为，奴性是中国民众数千年形成的顽疾，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而封建专制主义则是造成奴性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在第五节呼吁道德革命，判断道德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团体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既然公德的最大目的在于“利群”，所以中国“新民”就应该扬公弃私，以成就一种新的民德。
“第六节论私德
但是继续读就会发现他关于公私德的论述发生了变化。在1903年梁启超赴北美，在北美带了一年。回国后他开始从弘扬“公德”向宣传“私德”转变。在第六节，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私德堕落至极，应将培养私德作为新民的第一要义。
梁启超认为公私两德不是相对立的关系，而是隶属的关系。论私德作为《新民说》“论公德”的续篇，对前文的观点做了部分修正。在梁启超看来，民智易开、民力易鼓而民德难成。“公德”是通过团体中个人的德行之积反映出来的。所以没有个人的德行更无法形成公有的德行。
他对传统儒家道德所持的观点较1902年也发生了极大转变。他认为传统是养成新的民德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儒家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是可以与西方近代文明相融相生。传统与现代只有相辅相成，“新”的民德才是健全的完善的。
《年谱长编》里有这样的描述：“先生美洲归来后，从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这句话讲的就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新民说》中对德的讨论，并不是书斋中的思考得到的结论，而是梁启超在这一年多中对北美政治领域所见所闻的心得所引发的。培养国民道德，应以培养私德为先务，从事国民道德教育的人，应首先重视培养自己的私德。这个讲法便与一年前他在第五节的论述有很大的差异。梁启超同时在这一节明确地否定了他在第五节中的道德革命论，因为道德革命是一种激进主义，正是他在此时力加反对的。同时他对先前所持的“新道德”主张也进行反省，认为新道德只是理想，不是当下能够实践的。
梁启超的国家意识观念在其流亡日本后日渐显现。他赴日以后的思想变化体现在“国家公利公益”以及国家与国民一体的近代政治伦理。梁启超认为，中国衰弱的一大根源就在于国民缺乏国家思想。他多次指出，中国虽“号称有国”然“国之形体不具”，与“无国”同。梁启超认为，造成中华民族国民个体的国家意识缺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特殊的与外界隔绝的地理因素的先天影响；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后天缺陷。其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度极低。
中国传统奉行以君主为中心的君国一体的政治伦理。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认为，君主是国家的主体，国土与人民皆为君主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的统治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君主只需对天负责任。梁启超梁启超试图用自由、平等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来改造中国传统“三纲五常”的旧伦理，新民思想基本就围绕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而展开，他批评君主将国家据为已有。他认为国家本为“全国人之公产”，后世帝王夺之而占为私产。
梁启超认为,只有基于所有国民个体的国家意识,才能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建构起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才能确保权利义务的实现。梁启超认为,除了健全德行、确立国家思想,敢于进取冒险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权利与义务观念的确立
第十节论权利思想
第十一节论义务思想
他在第十，十一节对权利义务做了新的论述，因为新民，即具有近现代人文素质的个体国民，是权利义务的承载主体。梁启超这样说：“今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无法律之人也。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国民都是没有法治观念，没有规则意识的人，纵有四万万之数，也不可能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更不可能抵御并战胜西方列强的侵略。梁启超在这一节介绍了他心中理想的良法善治模式，即通过彻底的自治来实现法律的作用。他这里所说的自治，更准确地说就是通过良法进行善治。国民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实现过程，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机制的形成、完善并发挥出作用的过程。
梁启超建构的权利义务理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先论。梁启超说，他以前写文章论证权利思想的迫切性，读者也会积极回应他争取权利的呼吁。然而，梁启超倡导权利的核心旨趣，并不是简单地争取权利，而是为了反对那些无义务的权利，梁启超提醒我们，在西方诸国，人民履行某种义务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获得与某种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对国家之权利不患其轻，而惟欲逃应尽之义务以求自逸。这也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个表现。
与这个权利义务观念相联系的就是第十七节“生利”与得利。生利就是生产性劳动，通过劳动获得物产。农民和纺织工是典型的生利者，但士大夫和当兵的就不是，因其不从事劳动生产，无法实现资本剩余价值。梁启超写道：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无业之民太多，而无业则无生产，清末四万万人口，男女大约各半，男人当中只有一半是生利者，他认为女人都不事生产，所以加在一起，全国有三万万分利者（分享劳动成果、仰赖他人供养）。平均下来，一个男人要养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女人），国家怎么能不贫弱？
梁的这个观点如果用现在观点看政治不正确，但他说到后面，你会发现他是想强调女学的必要性，要让妇女都受教育，而后自己养活自己，兴女学的观念被梁启超赋予了一层"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早婚的各种害处，提出改良中国的婚俗，禁止早婚。在中国封建社会下，由于妇女被看成生殖的工具，早婚就成了必然。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体质，梁启超根据科学理论并提出了优生、优育的思想。其指出了中国之力之所以比不上世界的强者，就是因为早婚的关系。
总的来说塑造新民，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民众权利与义务观念的一个确立。因为新民才能成为权利义务的承载主体。他认为塑造新民的过程就是对民众进行现代国家意识的培养过程。关键与核心的内容在于倡导和塑造中华民族国民个体的思想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