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枪

读完小说结尾，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阿瓜卢萨朝我的心脏连开三枪。

第一枪来自穆维里。在堂娜“电影院”奶奶口中独自拯救了世界的小女孩名叫穆维里。在马库阿语中，这个名字意为“月亮”，她是另一个月亮“努埃尔”的变体。而根据小说的情节，星星的消失意味着世界的沉没或终结，当浩瀚的夜空再次出现星星时，世界迎来重生，因此，三个小女孩——作为月亮的穆维里和努埃尔与作为“星星”的特滕布阿形成了三位一体，她们分别对应着非洲的传说、非洲的苦难和非洲的未来。乌利在生前最后一抹光辉中霎时明白“她就是那个小女孩……”暗示，他懂得了这种神秘的联结。

阿瓜卢萨笔下的救世英雄摒弃了旧世界秩序的特征：不是背负父权叙事的部族英雄，不是好莱坞式的工业奇观，甚至连“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受难暗示也没有，一个幼小的女性形象，以近乎游戏的方式，“找齐所有的棍子并带到杧果林，接着把它们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从而固定住了苍穹和时间，使世界回归到正常的秩序。

天真的英雄不合现实的逻辑却符合文本的逻辑：因为堂娜“电影院”奶奶在叙述，叙述就意味着不断创造，如果叙述可以让潮水在满月下吞噬沙滩，叙述可以让孩子的双手挖掘出一个新世界，那么天真的英雄自然也可以在叙述中自足地存在。与其说阿瓜卢萨异想天开，不如说他对叙述的信任、对文学的信任超越了对现实的焦虑。这种纯粹的信任——我不得不承认——连我都感到难以置信，进而引发了我的羞愧：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竟然不能完全信赖文学？究竟是什么让我丧失了安哥拉作家身上的这种纯粹与轻快呢？

第二枪来自乌利之死。最初，我直接认定丹尼尔即是凶手。“就好像有人仅用一击，就从背后生生掏出了他的心脏”，丹尼尔从神秘文学之父手中读到自己的人生预言，为了捍卫家庭的幸福，背后偷袭，杀死了乌利。穿过乌利心脏的子弹也打中了我。

但再读时，这个笃定的判断开始动摇。乌利很早就表达过自己对水的恐惧，溺水的结局早已写在他的宿命中。阿瓜卢萨在写乌利之死时故意变焦，让镜头变得模糊，乌利“胸前一阵强烈的疼痛”，疼痛似乎来自外力，也有可能源自体内，而后面一句紧跟着似是而非的“好像”，更让死因变得暧昧不明。当乌利说“不要这样”时，他的对象是丹尼尔，还是一种更加无形的神秘力量呢？

从故事发生之始，阿瓜卢萨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反复打破现实和虚构的边界。无论是发现自己笔下的蟑螂女正在大街上狂奔的尼日利亚女作家科内利娅，还是在不同的小说中不断重写家族故事，直到醉酒后遇到去世多年的父亲的莫桑比克作家齐瓦内，他们都因为虚构角色介入现实生活受到触动，从而更新、拓展和修正了认知的边界。裘德书写的《桥梁建筑师》更是决定了世界的走向，随着作家的心态从封闭的城堡转向开放的建筑师，现实也从孤岛走向与大陆的再次联结。

虚构可以影响现实，现实也可以影响虚构，丹尼尔或许不是导致乌利之死的直接凶手，但当他以自己“认为的最好方式”处理稿件时，他的选择也和他最好的朋友乌利的命运关联在了一起。正是通过乌利之死，所有人的命运都进入了现实与虚构交融的混沌世界——也正是在这里，我恍然大悟阿瓜卢萨嵌置的设计，那些带着各自身份的人物，那些零散的奇幻故事，那些走马灯般转换的场景，都被纳入叙事线索的包裹之中。

第三枪来自落款的时间。一般来说，落款时间只是作者留下的可有可无的记号，不具有叙事功能，但阿瓜卢萨开了一个狡黠的玩笑。“2019年11月30日”也出现在神秘文学之父的故事的最后一行，它让整个故事如穿过针眼的骆驼，成了神秘文学之父的故事——即丹尼尔的人生之书的变体。

巧合的是，“2019年11月30日”在现实中可以视为疫情前后世界的分界线。或许这只是偶然，阿瓜卢萨只是恰好在这一天写完了故事，但故事中隔绝的孤岛、巨大的闪光、撕裂的夜晚无疑有了更加强烈的隐喻性意味，“一段纪元慢慢终结，另一段渐渐开始。但彼时无人知晓”不正是临界点降临时的真实写照吗？于此，小说和现实构成了巧妙、讽喻而诡异的镜像，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故事中依稀辨认出自己身处其间的魔幻世界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