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桥词典》看语言

从《马桥词典》看语言

说来有趣，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语言就是这样一种事物。正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它，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们却很少会去思考，所谓的“重要”到底意味着什么？换言之，语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有这些问题，在读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后，至少能够得到部分的解答。

如果必须给“语言”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它最基础的功能，是作为人类个体之间对话交流的一种工具。但是显然，语言的意义早已不仅限于此——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运作机制，如果想要系统地认知、描述、解释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离开语言作为媒介；它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是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的活化石；不过最重要的是，语言还是我们生活的边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认知结构，影响着我们眼中的现实世界可能呈现出的形态。

语言和人的关系，是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反复提出与读者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到底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简单来说，我们和语言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在塑造语言，另一方面语言也在塑造我们；我们的思维活动为语言的存在划出一个固定的范围，但是出于某种类似于惯性的因素，这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再发生大的变动的范围，又会反过来束缚我们的思维。

我们对外界形成的认知，决定了语言的形态。这些塑造语言的因素，一般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个体的主观意志。例如，同样表示时间间隔的短暂，居住在多水的南国的人们会使用“流逝”，正如“马上”一词更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倾向于用各种与“吃”有关的语汇来描述历史、指涉生活中的一系列概念；而马桥人对“科学”这个词的强烈嫌恶，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神仙府马鸣的反感和鄙夷，是“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当然，在实际过程中，这三种因素往往是有机交融在一起的。

而语言的既有形态，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认知，甚至间接地影响到现实世界。如马桥人的“晕街”，就很有可能是一种在心理暗示作用下、由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再生性事实）；不叫“屠宰”改叫“放转生”，顷刻间就改变了人的感觉，消解了人们对血腥屠杀的所有悲悯；而马桥语言中女性词的全面取消，则必然会影响到当地女性对于性别身份的自我认知与建构，从而在那个本就有意消泯男女性别差异（“生男生女都一样”），女性审美不断倾向非性别化、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女性身份的失落。

人类塑造语言的过程背后，暗示着语言所具备的极大丰富性。不同的语言表达背后，是一整套不同的世界观。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既有的语言形态着手，逆向推导出语言背后可能蕴含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从“小哥”一词中我们可以看出马桥女性在称谓上的无名化、男名化，并进一步分析出有关当地女性社会地位的结论；从“夷边”一词，我们可以发现马桥人不可思议的中心错觉，以及与中国古代王朝在“天朝上国”观念上的奇妙同构；从“现”一词发生的对义分歧，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窥见中国传统观念里循环往复式的历史观、时空观，并且预见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桥仍将与那些千万万年以来的阳光、流水、砾石、雨露一起，不断重复着生与死的永劫轮回、重复着所谓“归完”同时又“归元”的过程。

我们甚至能从“科学”和“狠”所包含的语义色彩里，发掘出中国文化中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看到知识与技能常常被视为良善的对立面、道德败坏的同义语，从而得知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的说法，原本就是其来有自。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探知中国现代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反现代化倾向——乡村生活经验的传统，代表着一种悬浮的精神记忆，被视为是“继续革命”时期的重要精神资源；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紧迫诉求，则常常需要借助对人的能动性的夸大宣传来实现：体力劳动被视为是一种革命美德，克服生理层面的极限痛苦被视为是坚强革命意志的体现——相对应地，科学主义和“现代化”有时却会被视为是对革命道德的逆反。

当然，语言表意的丰富性，绝非仅仅体现在上述这些宏观层面；对于个人而言，语言同样可以由一个“能指”发散出无数种“所指”。比如对于魁元的姐姐房英来说，一个“嗯”字就可以“是她全部语言的浓缩，也是她变幻无穷的修辞，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意义之海”。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语言在向我们展现出它看似无穷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也宣告着自身的局限性？卡尔维诺说，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在现实中）给抹掉了。我不知道这句话算不算是对我接下来将要论述的内容的一个例证——任何一个事物，从它被人为定义的那一刻起，它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的面貌，很可能就已经不再是它的全貌了。从此以后，我们将只能从这些人为的定义出发去认知这一事物。但问题是，即使是所有这些定义的总和，也并不一定等同于这一事物的本体。因此，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一个个的定义，是诸种事物的无数个侧面；那些潜藏在阴影中的已知侧面以外的未知侧面，就是我们认知的局限和盲区。考虑到这些侧面的总数是一个未知数，我们恐怕必须承认人类永远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什么是苹果，所有的解答都只是定义。

总之，人类是通过定义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然而，这定义必须通过语言、通过建立词与物的关联去完成；抑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试图对世界作出定义的一种尝试。通过把握语言在定义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逻辑，我们可以从各种语言现象中解读出异常丰富的信息；但这丰富性是否正如露出海面的冰山，只是事物本体的冰山一角？当它指明描述这个世界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时，我们往往惊异于这种描述本身的美妙，却是否忽略了那些同时被否定掉的其他所有潜在的可能性？谁又能保证，那些本来可能存在的描述，比起现在的描述不会更为美妙呢？

伴随着语言自身局限性而来的，常常是我们认知上的局限。在语言塑造我们思维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所阐述的那样，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习焉不察，反而会认为既有的语言形态是唯一且包罗万象的可能性。只有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或是比较研究的视野下，这种局限才会尤为明显地暴露出来。

通过和其他种类的语言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基本上每一种语言当中都会出现一些概念的缺失。设想，如果一种语言中缺少指涉某一概念的词，那么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该如何去指称这一概念呢？他又该如何设法凭空想象出一种此前完全没有概念的事物，并且试图理解、掌握、辨别出它呢？恐怕很难做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我们意识到了这种缺失，也很难在母语中作出相应的补充。

比如，对于广大翻译从业者来说，那种只存在于外语中、意蕴精妙幽微的语汇，大概是最叫人头疼的了。因为，要准确理解这些词语，就不能脱离相应的民族文化语境；此外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母语中往往缺少精确对应的概念。比如宫崎骏的著名动画长片《千与千寻》（千と千尋の神隠し）的中译名，或许就是因为日语中“神隠し（かみかくし）”这个词实在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概念，所以只好由译者作出故意不予译出的处理。一个完全不知“神隠し”为何物的中国观众和一个身处母语语境下的日本观众，两者对一部电影的感受必然不尽相同。

还有，在东亚文化中有许多独有的描述味觉的词，像是“甘”或者“淡”。它们在语义上有些接近“甜”或者“寡淡”，但却绝对不能等同。而在西方语言中就缺少与之对应的味觉词，所以一个西方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的感官所能够品尝到的味道，必然被限制在他使用的语言中所包含的全部味觉语汇之内；至于处在这范畴之外的“淡”味或者“甘”味，在他的认知结构中是并不存在的味道。即使他“尝到了”，其实也还是“没尝到”，因为一种对他而言不存在的味道所唤起的感官刺激当然也是不存在的，绝无可能被他的意识所识别。

类似的现象其实很常见，很多语言都在某一特定领域内拥有异常丰富的语汇。据说，居住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的语言中，有100种关于雪的名词或形容词，以及几十种描述不同种类的白色的表达（尽管后来有人证实，这确实是一个被夸大了的数字）。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后记里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说在海南的渔民们当中有着惊人的关于鱼的词汇量，涉及几百种不同的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足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进入普通话。一片茫茫的雪地、一网刚打捞上来的鱼，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一大团白色、一堆大同小异活蹦乱跳的生物；然而在因纽特人或渔民们的眼中却并非如此。应该说，由于语言，我们眼中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分异，不再是一道完全相同风景了。

另一种常见的局限也许可以称之为概念的泛化，即在某一种语言当中进行严格区分的一组概念，到了另一种语言中却只是含混地使用极少的词语去统称。《马桥词典》中有多处例证，比如马桥人用“甜”来代指所有好吃的，包括一切本地出产的点心；类似地，英语中一个“hot”就涵括了各种辛辣味。不必多说，像马桥这样物质极端匮乏的地区，是不大可能走出一位美食家的。还有，中国人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代指所有他们无法具体分辨其国籍的外国人，这也许可以视为是昔日“天朝上国”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在今天的遗骸。其实，早在几百年前，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就已经发出了相同的感慨，认为中国人对外来者带有冷漠的一视同仁：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所有这些千百年来爆发过无数次惨烈争斗的群体，到了中国人这里都被简化成一个含糊的名称——“回回”。不过，现如今中国人在欧美国家所遭遇到的，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他们和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等等被搅在一起，统称为亚裔。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藏身于语言背后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是否可能成为某种阻碍性因素？

当然，《马桥词典》中所提出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譬如，它还提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原本在自然状态下极其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的沃土，是怎样慢慢变得贫瘠不堪的；看到本应作为每一个人类个体自由思考、自由表达的工具的语言，是怎样在权力机制的干预下一步步异化的；从中我们还看到了语言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并不总是向着积极的一面发展。又如，它也提到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并尝试去为读者展示现实语境下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指向。这一次，它则让我们看到了语言在事实面前的无力，看到了人类发明的这种思维工具在面对几乎拥有无限细节的客观世界时的犹疑与踌躇，也不由使得我们对于语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定义、描述这个世界减灭了几份信心。

韩少功先生并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他在《马桥词典》中要做的工作，不是从语言科学的角度出发，严密地阐释语言产生、运作的逻辑；而是试图站在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的交界处，继而以文学的手段，带领我们尽可能地发掘出语言（特别是方言）背后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本书也是作者对于自己曾经那段知青岁月的一个记录，融入了鲜活的生命体验，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一部属于个人的词典。

在小说结尾，当下时空里的读者们已经准备合上书本离开马桥，一九六八年正踏着官路走向马桥的韩少功，却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中将要经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