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的文化图腾
文明的危险之一是大多数人都不时要逃避现实，只要一种逃避方法不合口味，就会有另一种来代替，其同样让人着迷或是有危险。
许多文明都是这么一回事：当它还在世时，它是一棵树，一棵巨树，生命之源，类似北欧宇宙树伊格德拉修的构造，承载着人类所有形式的生命活动。人类繁殖，创造，死亡，活着就留下痕迹，像圣诞夜，装饰得十分起劲。于是在旷野一样的野生世界里，人造的庞然大物显得扎眼、刺激，不过不是因为它的独特性，而仅仅是它的畸形（巨大得过了头），人类臣服于文明的荣光里，却忘记反省这世上并非只有他们这一个物种可以创造；当它消失了，它的繁华就化为尘土，留下杰作，当然，我是指那些幸运的、可以留下的东西——一块石碑，倒头栽进泥土里，等待着被人发现。人那时已经不被记得了：哦，当然，前提是他们谦卑地低着头，曾经也拜过自然界的其他神秘力量做唯一的主。 我们目前处于文明的存活阶段。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我们有一个物种的生命自觉（我们存在，我们创造），却忽略我们是物种的万分之一（自我中心，极度排外）。疾病与人类缠斗的历史，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心理现状：以凌驾他人为基础的自信，本质是威胁与压迫。 疾病是什么？艺术家也许会告诉你：是魔鬼，是诅咒，是毒药，是畸形的胎变。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艺术表达，例如，15世纪的祭坛画《圣沃尔夫冈与魔鬼》，病毒则以一个奇形怪状的恶魔形象出现（绘制魔鬼的绿颜色后来也发展为毒药、巫术这类西方邪恶幻想的代表色）；几百年后的英国，霍乱横行时，在东方主义的浸淫下，病毒也被打扮模样滑稽的印度人（或中国人），在讽刺主题的漫画上化身为侵袭英格兰平原安宁祥和的恐怖东西（它们通常被抽象手法比喻化，拟人化），当然，形容也算得上丑陋；美国伟大的恐怖主义小说家，被惠特曼盛赞为“美国献给世界的第一个文学家”的埃德加·爱伦·坡在其小说《红死病的假面具》（从标题和对疾病意象的特征提取来看，捏他的应该是14世纪毁灭欧洲的流行病：腺鼠疫，又称黑死病）里也把疾病构陷成一个没有实体，但具有毁灭性的幽灵形象（并挑衅人类世界的纵欲，以此为乐）；当然，知名宣传画大师乌合麒麟（这是群贱人，我不喜欢）创作的所谓抗疫插画里把病毒抽象成血口喷人的恐怖毒蛇，也算一种强烈政治化倾向的艺术表达（好恶心，写了他就恶心，为什么要写他因为我之后要骂他）。 那么，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定义，疾病（Disease）是指，当外界致病因素作用于细胞，达到一定强度或持续一定时间，也就是说，致病因素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就会引起细胞的损伤，这个被损伤的细胞出现功能、代谢、形态结构紊乱。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疾病”是一种影响人体生理功能的病毒（或者细菌），属于微生物范畴，不易为人类肉眼察觉。在微生物学未滥觞和发展的古代，笼罩在巫术和神秘学的阴影之下的疾病，很难不被认为视为超自然力量的体现。 我们可以从爱伦·坡的小说文本里一瞥疾病的“神秘性”。 小说中虚构了一座人为封锁的宫殿，因饱受疾病“红死病”的袭扰，城池的贵族普洛斯佩罗亲王遴选了一千名健壮的年轻人，退居被焊死的城堡建筑里，纵情狂欢。爱伦·坡描述这座城堡的保护措施，“大门全用钢铁铸就。亲王的追随者带来了熔炉和巨锤，进宅院之后便熔死了所有门闩。他们决心破釜沉舟，不留退路，以防因绝望或疯狂而产生出去的冲动。”城堡里的人在奢华辉煌里整日烂醉。但疾病还是来了，他以不被察觉的身份混进来，气质独特，“幽灵般的身影”，同时融入人群“缓慢而庄重地在跳华尔兹的人群中高视阔步，仿佛想将其角色扮演得更逼真”。而亲王第一反应是震怒，他认为这个不速之客“嘲弄了我们”，并决心用酷刑折磨他，施以惩戒。当然，一切都是徒劳，这个陌生人就是红死病的化身，这具身体是虚无的，没有任何有形的物质，故事的结局是红死病侵袭了这座难逃一死的城堡，所有人都迎来了自己的死亡。而它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只是带来了后果：人性的毁灭，快乐的消失，死。 由此可见，疾病的“神秘性”不仅在于，它的成因是个谜团，（它从哪儿来？它为何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它的发展也是个谜（它是如何伤害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为何死去？）文艺复兴后，欧洲个人主义思潮让人的目光从天上转移到自身，宗教世俗化的推动，也使人们比以前更加依赖自我的才能。莎士比亚在戏剧《哈姆雷特》中，就借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赞颂人性，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一阶段对人，该物种的认识仍不可避免地受限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像之下。万物是按照普遍规律有序运转的，人通过学习、艰深的思考可以了解并掌握它。人性，上升到了一个骄傲、令人折服的高度。对生之尊严的体味使懵然的人类也反应过来，死是来自上帝（或者其它什么超物种存在）的剥削和冷笑。他们恐惧死，实际上是恐惧对人生意义或价值的否定，谁不承认人走到“生命自觉”这一步，费了多大功夫！ 疾病在艺术手法里（或者在艺术的影响下，人们的长期认知中），多被比喻“恶魔”这类宗教意味浓厚的形象，而不是当权者，或者爱放贷的犹太商人，可以说明：疾病的毁灭性更多在打击人们的精神或意志层面起了作用。因此，对疾病的抽象艺术形象的也是社会形态的最终选择。 巫术也是最原初形式的科学。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谈到，“因此从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来说，巫术与科学十分相近。因为它们都认定，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且可以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探索来预测未来。”巫术被承认为一类“认知科学”，只是“错误地认识了控制规律的程序性质，过度依赖对时间和空间的相似联想、接触联想”，对疾病的抽象也属于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泛滥成灾的一种。把极具破坏力的显性症状，把剥夺人生命权利的残暴冷血，用恐惧与诅咒的形式留存下来，填补了恶魔的血肉，使一个概念付诸人身，唤醒它的生命力，以及任人二次创作的自由。对人类来说，“瘟疫恶魔”的形象不再是教义教典上的一幅插图，而是创世纪的形象影图，呼应着人类在自我想象世界中的万能（或者我们终将成为万能）。疾病成为恶魔，是对人类智性的引诱。 对疾病的恐惧实际上透露出一类宗教狂热模式。依然引用詹姆斯·弗雷泽的看法，他认为宗教是“被认为能够影响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或抚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该意义的分类，“一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二是讨神欢心、安抚愤怒”。一些发病快、后果惨重的疾病无疑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如果我们对它的认识止步于此，那么有关疾病的各类文艺形象也许会“树欲静而风止”，仅代表一个全新的、人类目前认知以外的自然界。但事实并非如此。疾病在人类文明史的历程里，以外来者的身份粉墨登场，更多时候，我们对疾病形象的解说和虚构，不因为我们的无知与愚昧，是我们懦弱却骄傲。疾病的拟人化、拟物化的表达（或传播），彰显出人类经历了上一物质匮乏阶段，求生本能向外转移的拜物教心理。 如同黑死病期间，人们忍受鞭笞是因为“神的惩罚”；血友病影响一个皇室家族的衰落被人们战栗地看做是“诅咒”；圣女贞德的疑似美尼尔氏综合症，为她带来“圣迹显灵”的信仰……人类对疾病的不安、焦虑，杀伤力的恐惧，实则是一种变相崇拜。如文艺复兴时期在毒药和异教崇拜影响下的大屠杀圣巴托罗缪之夜，其始作俑者，美第奇家族的贵女凯瑟琳，被后来的病理心理学家分析为满足自己的性倒错而促成的大型淫乐杀人。关于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她的生活起居，长年浸淫在“间或雕有王冠、百合花、兽角、碎镜、八字结等巫术中的象征物”的私人宫殿里，沉迷奇怪的巫术、生活在宫廷暗杀阴影里的凯瑟琳，和疾病带给普通人的影响基本一致：至高权力的体现。这类权力并不如卢梭所设想的那样，以和平让渡，受到监督的形式和谐地存在，而是由上而下的赏玩，生命权利如玩物。穆默罕德走出希拉山洞，向人们传授神的知识不以任何实体为介质、成为可供亵玩的偶像；耶稣也警告世人：只有神才是万知万能的，神才能创世纪，对偶像的雕塑是禁止的，因为这暗示人也有创造的能力。这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最重要的特征：管控。 疾病的定义，到底是来自自然，还是人的再创造呢？我的答案是：都不是。它早已离开狭窄的定义领域，与更广阔的生物域悄然融合，在受到排挤、压迫和摧毁时，它一直逃亡，最终以回归自然的形式重获新生。疾病形象的抽象化，也说明人们对想象事物的渴望与追求，演变成那一时期人们精神匮乏的文化图腾。在弗洛伊德看来，图腾的禁忌来自人们认为禁忌物上附着的“神秘力量”，本质上是人们对生存的敬意、延续种族的生存。疾病也是如此。疾病，无论是以其“外来者”的身份，对人类生命健康和文明存续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还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中进行的文化创造，以及疾病最重要的：偶然性的影响因素，都在提醒人类一个事实： 我们远离自然界后暴露出的恃强凌弱的性格特征，能否暗示我们无底线地追捧、拥护自身所谓的文明智慧，是完全变态的傲慢和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