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下的人情冷暖——王蒙《活动变人形》
1、 三重“活动变人形”
活动变人形是一本全是画的日本玩具读物，分为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排列组合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图案。尽管它真正出现在作品中仅有几个片段，但是全篇却满是“活动变人形”的影子。
（1） 倪吾诚之“活动变人形”
在作品《活动变人形》中，最明显的出现头和身体相分离特点的非倪吾诚莫属。他的头脑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迷茫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位的不折不扣理想主义者。他善于运用直觉和感情对世界作出判断，时常以自我的价值观来揣摩他人，对世界和他人充满了“理所应当”的期待。但他的身体却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是由于吸大烟而变形的上肢和罗圈腿，亦或是在激动或愤懑时狂飙的方言，都和他打领带穿西装、标榜说好普通话的理智意识格格不入。倪吾诚就如被随意排列组合的人形图案，是一个看上去充满滑稽又令人极其悲伤的图像。
他的滑稽之处在于自己难逃传统文化的桎梏，却浑身散发着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嫌恶和对西方文化盲目的崇敬，况且他的崇敬大多都还停留在西方文化的皮毛！他对多数西方理论都仅略知一二，却用侃侃而谈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留洋归来、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可笑的是，他这些皮毛，在外人面前相形见绌，只能在家里张牙舞爪。他要求妻儿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却在自己吃饭时仍然忍不住吧唧嘴；温饱都成了问题，却要用典当手表的钱去洗澡，买鱼肝油，他可笑地坚守着自己那一套“中不中，西不西”的理论，如一个跳梁小丑般被聚焦和暴露。甚至到了他的中年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倪吾诚像极了阿Q，他和阿Q一样不能参加革命，变得受人尊敬，为了使自己适应和融入这个时代，在言语和心理上不断为旁人歌颂、辩护，发展出了一套套的精神胜利法。种种这些形象，无一不传递出叙事者对其可笑行为的讽刺和抨击。
但是看着倪吾诚，我们又忍不住留下一行行热泪来。因为他身上浓缩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汇集着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总是痛苦的活着，我们也随着他的痛苦而痛苦。他的痛苦源于现实所遭受的困境与其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和断裂，更源于自身劣根性的根深蒂固。会痛苦的人是对时代和社会保有一定清醒思考和认识的，他是理想主义者，却是一个悲哀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家中的郁郁不得志，更象征着他在社会上的失败和痛苦。倪吾诚身后站着的，是在那个年代胸怀救国于危亡之中所有漂洋过海学习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着他们的困境和迷茫，代表着他们的痛苦和忧伤。
（2） 静珍之“活动变人形”
静珍的“活动变人形”，则需要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分析才能更好的理解。静珍一出场，就以一种粗野、残暴的形象示人，她近乎仪式般的梳妆咒骂，残暴地虐待那只虎皮猫，都令人胆战心惊。拿着砖头守护自己和母亲的家族财产时更是令三尺男儿都退避三分，可谓是女中豪杰式的人物。
可也就在这样的女性身上，我们亦能挖掘到她的温柔和对美好的无限憧憬。她爱看书，爱唱鼓子词，更是倪藻的启蒙老师，这些都是她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特有的母性温柔和浪漫。静珍所体现的“活动变人形”是因生存迫使自我男性化的理性头脑和完整的女性身体的组合。若说倪吾诚的头和身体的排列是一对中西文化的冲突组合，静珍则是一种近乎禁欲的传统文化与自然人体生理欲望的对立组合。
她所展现出的暴力倾向实际上是在压抑自我本能身体欲望后的一个倾泻口。当她作为女性身体本能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她先用狂热的斗志陪母亲斗亲戚，陪妹妹斗丈夫，但当这些外部矛盾都消失后，静珍也变得空虚瘫软甚至是害怕起来。于是她将这些欲望全部转化为食欲，也就是作品中所描绘的静珍对食物那奇特细致的做法和狂热食欲，同时她也通过不断的咒骂自己来完成自我批判和虐待。失去了外敌则无法构成正当的他虐，静珍只得转向一种自虐来维持这种禁欲的守“志”。
再来看看这危险的“守志”，这一名词多么坚定又多么壮烈啊！但这一称谓又代表了多少被封建文化荼毒的少女被社会欺压后的社会心理合法化。万千失去了丈夫的少女，守的是“志”而非“寡”，听起来多么具有诱惑性！光听听姜赵氏翻的老黄历，数祖上的“荣耀”——贞节牌坊时就明白社会对女性畸变的要求早已深入万千女性的骨髓。因为“志”是一种荣耀，而“寡”却是一份孤独。
但就在无数个被泪水“杀”的脸疼的夜晚，我们看见静珍的梦，看见她无意识之间满是对少华的眷恋，满怀少女对浪漫的憧憬。只是为了那头脑，白人里她将自我的情感掩埋起来，将妻性转化为母性，对倪藻和倪萍疼爱有加，对姜赵氏无比孝顺。她强势硬悍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女性失语后无尽的自卑。静珍一直试图冲破欲望的枷锁，她反抗一切，却不敢反抗封建礼教这座大山，准确来说她看不见这座大山。她亦如几千年来的所有女性那样深信女子必然是要依附于男子的，女性生命的刻度被分为几个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但就在静珍丧失丈夫同时也没有儿子的那一刻，她作为女性的生命进程就被迫戛然而止了，这种打击是让她抬不起头的。
但她在帮助母亲和妹妹的斗争中感受到了被需要，于是她可以短暂地用强势来包裹自己以寻找自我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了。当一切需要她的理由都消失时，她的无助和自卑才抽丝剥茧的显现，她自卑自我的容貌“一个黄黄的长中带方的，类似男人的脸”，焦虑自我的存在“今天我又该做些什么呢？”静珍强壮的身体上被组合了自卑无助的头部图案，她也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活动变人形”封建女性文化玩具书。
（3） 一个小家庭的“活动变人形”
在作品中最深一层的“活动变人形”莫过于对倪吾诚整个家庭的影射。中国传统文化最讲究家以和为贵，家族意识、亲情意识浓厚，但在倪吾诚的家里却变了天。尽管传统文化的大家庭中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复杂矛盾和冲突，但终究还是要维持在外人面前的体面和美好，大多还是暗流涌动。而倪吾诚的家庭问题却被静珍几人和“热乎”这个外人共同讨论起来，被赤裸裸地摆在台面上，足以见其中的怨气和愤恨多么深刻。他们的家庭关系也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中显现出不同的断裂和撕扯。
首先，静宜和倪吾诚的对立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静宜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是务实的中华传统女性，她对倪吾诚的要求仅仅是顾家、好好赚钱，而对于倪吾诚这类活在自我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断然是无法接受的。这一对排列组合有趣之处在于，在话语权上，我们时常看见静宜总是压制着倪吾诚，大量的对话如“静宜口出恶言、眼放凶光、好像他是在企图谋杀孩子。别动孩子！静宜说。他安的什么心？我安的什么心了？我能安什么心，我是孩子的爹！没见过这样的爹，孩子睡着了，不让孩子睡觉，鼓捣孩子。我不是鼓捣，不是不让睡觉。什么？试验？静宜要和他拼了，你竟敢拿我的孩子做试验？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类……”等，可事实上，直到静宜和姐姐能够独立赚取生活费后，静宜也从未想过要和倪吾诚分开。即便是受到了巨大的屈辱，从头到尾想的仍然是“嫁鸡随鸡”，妻子必然要依随丈夫，以丈夫为天。她和姐姐母亲一同咒骂那可恨的丈夫，却又转眼间心软。静宜才是真正意义上活在巨大的文化阴影中被压榨的受害者。
二者在言语间的对立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痛苦。务实的静宜不被理解，因为她的真心都被藏在“钱钱钱”的逼问中了，理想的倪吾诚不被理解，因为他的积极痛苦全都在“你们应该怎么做的”话语中掩埋了。
别忘了“活动变人形”的任意组合性，这个家庭的矛盾远远不止于女性和男性之间，还有女性之间的纠葛。倪萍尽管年纪不大，却在这样环境中生出一种敏感细腻来，她的一句你们是不是不想看到我爸爸妈妈好？将几个女人之间的密语点破。作为半寄住在静宜家的周姜氏和姜赵氏而言，她们的同仇敌忾永远是面向外人的，彼此之间也存在着隔膜和争吵。所以一旦倪吾诚和静宜之间的矛盾削弱，作为依附关系的情谊也会随之断裂。女性互相排挤猜忌背后潜藏的逻辑和文化渊源仍旧是因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附属品地位，静宜对丈夫的回归解构了三位女性之间的团结，她们又回到了以男性为时间刻度的时间轴中，她们之间情谊受到男权的戕害本就是四分五裂的，所以三位女性“头是头，上身是上身，下身是下身”，实际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
最后的断裂则体现在代际之间。倪萍和倪藻的家庭生活是在巨大的文化鸿沟中建立起来的，倪吾诚重视用西方的文化手段教育孩子，姜家的女性也很重视孩子的学习成长，分明是殊途同归的好意却在彼此的对立中水火不容，反而忽略了对孩子更好的教育。倪萍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和受害者。这位小女孩用自己惊人的力量向大人们宣战，她要“做功课”，她要让她的母亲、大姨和外祖母都看见她的需求。倪萍“做功课”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三位女性身上暴戾性格的继承，更是一种新时代的女性意识反抗表现。她企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迫使大人在不经意间对她的“施暴”行为进行反思。倪萍也在有着强烈重男轻女倾向的家庭中长大，却以一种新的姿态向上一辈的女性反抗，她看破了传统女性之间友谊的断裂式，用自我的方式——“结拜”来完成一种新生和反抗。
倪萍的“活动变人形”在于她的身体仍然是中国传统女性式的身体，她不愿意听从倪吾诚将胸挺起来的话，可是她的头脑却在新文化的影响中俨然长出了与母亲那一辈截然不同的文化萌芽。倪藻虽然在文中的反抗态度体现的不明显，可作为全篇作品的叙事者，我们不难发现全篇叙事的凄凉之感，也是他对他的少年时代回忆的反抗，对此种家庭教育的迷离。
2、 叙事视角的迷离
《活动变人形》的叙事手法显然是异常精妙的。开篇以倪藻的视角切入进行回忆，可是在回忆的过程中切换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内聚焦等叙事手段，同时结合了意识流的手法将抒情和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融入叙事中。
纵观全局，小说的根本叙事者一直都是倪藻，可为何在中途的叙事过程中，他似乎消失了。结合文艺批评来看，这部作品常被人称为“审父杰作”，即倪藻对倪吾诚这一父亲的审视和抨击，也有一大部分王蒙对他父亲的批判，可以说这部小说也有着很浓烈的自传体色彩。
笔者以为，或许这段缺失的叙述踪迹恰巧体现了一种迷离。倪藻在批判父亲的时刻，在回忆父亲的时刻，似乎也在不断拷问自己。因为倪藻本人身上也难免带有父亲的深刻烙印，他似乎在叙事中与倪吾诚进行了一部分的和解。或许起初的倪藻是要在回忆中“起诉”这位荒诞的父亲，可在回忆中热泪盈眶摇摆起来，最终选择“赦免”父亲。这也是王蒙自己在关于《活动变人形》这篇文章中对自我心声的披露。“起诉”是痛苦的，选择“赦免”也更加需要勇气。
倪藻的迷离是犹疑，是拨开那段历史云雾后生发出对历史沧桑的感慨，他并没有原谅他的父亲，只是对那样一段过去的往事无可奈何，因为他看见了他父亲也是被滚滚时代车轮裹挟前行的一粒沙。倪吾诚在那样的乱世时代中，心里也充满了难过和痛苦。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无法避免被各类的文化所影响，站在文化交锋的浪口上。八九十年代过去了，但是倪藻和倪吾诚之间的文化隔膜与冲突仍然在延续。我们在行进间是无法感受和体会到文化对个体的塑造，只有在出现人际关系裂缝时才会有所感触。因为当个体对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进行反思时，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逻辑清晰地分析后才会看见文化这只无形的手的推动力。
放眼当下，受到网络影响的新一代年轻人所接受的文化，所创造的一系列亚文化，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鸿沟和差异。笔者以为，当今这个时代并不亚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交相碰撞的年代，说不定若站在历史长河上对当今所处时期审视时反而更加激荡，更加风云莫测。但每一位个体在被作为文化符号分析前，都作为一个独立而鲜活的人，作为一名家庭中的成员生长着。我们永远无法逃避家庭内部的矛盾和断裂，现实往往比用艺术手法创造出来的世界更加热闹，我们都是生活在生活中的人。倪藻在混乱的文化秩序中成长起来，但他却在生活中得到了来自家庭的爱。文化的对抗并不能否认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情感是单纯的，文化是盘根错节的。我们首先应当保有人类最单纯美好的情感，才能在谈及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仍旧保有对人间的希望和温情。我想，无论是倪藻的叙事迷离，还是王蒙的“起诉”和“赦免”，某种程度上因为他们拥有的人类单纯情感和对人间的希望而对复杂文化的一份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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