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乌托邦还是美好图景

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不平等和贫困作为社会的顽疾一直困扰着人类。新冠疫情以来，贫富差距更是愈演愈烈，越来越的人受困于匮乏和不自由。

针对如何增进自由和平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简称UBI）的方案。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了《全民基本收入》一书。本书的两位作者，帕里斯和范德波特都是比利时的大学教授，是研究和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的最前沿学者。书中详细介绍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渊源，哲学与现实依据，融资方式以及面临的挑战。

起初，西方主流媒体批评它完全是乌托邦，但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一经济方案被重新审视，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救济政策已有全民基本收入的雏形。

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主张是，国家个人为单位，无条件地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这一构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托马斯潘恩。他提议建立一个国家基金，无条件向年满21周岁的成年人发放15英镑的现金，这笔钱可以用来买头牛，几英亩地；50岁以上的人可以得到10英镑的终身年金。几乎同时期的斯宾塞主张以城市地租的余额向辖区居民发放一定数量资金；

19世纪中期，一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约瑟夫科利尔写下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书里进一步提出国家按季度向居民支付一笔土地分红，水平应该设在“为每个人提供面包，但不为任何人提供松露巧克力。”

一战结束后，英国哲人罗素掀起了一场基本收入的大讨论。二战以后，无论是左派经济学家米德，还是右翼的弗里德曼，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财富分配计划。

一个好的理念，必然要回答如下问题：

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的社会才能让人更好地生活？

在两位作者看来，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我想做的没人阻拦，不想做的没人强迫）另一种是积极自由（我想做的就可以做到）。显然，后者的实现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一个良好的社会，则要尽可能为所有公民赋能，从而实现积极自由。

在两位作者看来，当下的社会只有少数有钱人拥有真正的自由，这是极大的不公正。富人们总是宣传，自己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是靠自己努力。这是大大的谎言。一切财富是人类努力和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正所谓个人成功固然要靠个人奋斗，但更要考虑历史进程，没有人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除了极个别天才和白痴，人与人的天赋相差无几。只是家庭出身和受教育机会是不同的，才让各自的境遇天差地别。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质，就是一份来自社会的馈赠，在血缘继承制彻底废除之前，弥补“社会继承”的差异。

此外，推广全民基本收入同样有着现实的紧迫性。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大批被淘汰的劳动者进入灵活就业状态，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劳动者更是面临着大幅缩水，生活陷入困顿的局面。当无法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没有工作的人靠什么生存？当工作收入微薄，普通劳动者又将何去何从？

在这一背景下，亚洲最大规模的UBI试验开启了。30年以来，韩国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持续增长，大企业的财富也翻了好几倍，但增加的岗位大多是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工作。平台经济所雇佣的零工比例高达25.1%，他们普遍缺乏社保。而传统的社保是有条件的，如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前提是曾经工作过，那些“一毕业就失业”最需要保障的年轻人领取不到。

作为韩国人口最多的省，从2018年开始，京畿道实施起了青年基本收入分配试验。这一计划面向当地所有年轻人，每人每季度通过信用卡领取到相当于220美元的当地货币。得到了这笔钱，一些年轻人辞去了他们不想做的工作，专注于自我提升；当地中小商家同样获益匪浅，销售额猛烈增长。新冠疫情以后，这一政策扩展到全省居民。

如今，除了京畿道，住在首尔的年轻人可以获得2500美元的“找工作补贴”。每户家庭也能从政府得到800美元的一次性补助。尽管措施只是临时的，但全民基本收入已然获得了近半数民众支持。除了韩国，芬兰，加拿大等国小规模、限期性的试验。结果显示，UBI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参与区域的犯罪率和负债率下降。

“当人乞求工作时，他求的是报酬而非工作。”

对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工作是非自由的、非人的、不愉快的。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不被雇用就面临手停口停。人不单是靠吃米面活着的，还需要为意义而活。但是，许多工作不能提供足够的意义感。

大卫•格雷伯曾说“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他看来，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着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之所以出现，其主要目的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劳动者无所事事，不好管制和压迫的。

在UBI的支持者看来，此举可以让一部分人从不愿从事的工中解放出来。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源不再只有工资，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

反对UBI的则认为这么做会让人丧失工作意愿，变得懒惰，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言外之意，就是凭什么给不干活的人发钱呢？

对此反驳的意见是，自动化的进步让许多工作消失，新型的工作岗位只有少数人能胜任。大量失业者选择灵活就业，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也要活下去，也应该有安全感和尊严；其次是在当今社会，不劳而获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劳而不获才更常见。比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无数网民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等于变相提供了提供“免费劳动”，一些公司借此窃据了原本属于全体网民的巨额财富；再次，全世界多地展开的试验都证明，绝大多数领到钱的人都将收入用于正途，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放弃工作，因为这笔钱仅仅是保障了基本的生活；还有的人确实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却并没有丧失劳动意愿，转而选择了更有意义的工作。

另一种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声音集中在经济可行性上。2019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中国开展过一个UBI的调查测算：按照低保标准（当时每月人均267元），财政支出将达4.5万亿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将不堪重负。

UBI如此昂贵，必须征收高额的税。如果向富人征税，富人会想方设法避税，一些巨富甚至会带着资本外逃。如此，税负必然转嫁到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在瑞士的UBI公投中，就因为移民和财政问题，提案 78%的反对未得通过。

针对UBI钱从哪里来问题，帕里斯和范德波特除了提出对劳动收入、资本、消费、自然资源收益进一步征税，还建议先实现“部分基本收入”，即先向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基本收入，等到经济条件允许覆盖的全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共产主义生活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有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也有人认定，这只是一个看似迷人的乌托邦。过去数百年间，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还是造就了暴力日渐稀少、物质日渐丰裕的全球共同体。有什么理由现在否定的理想图景不会成为将来的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