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新加坡政府

谈起新加坡，我会想起什么。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和我们讲新加坡很有钱，环境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很守规矩，他们随地吐痰就要受鞭刑。当时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现代又整洁的城市，而对新加坡的幻想，停留在这一幅图片上。

然而，最近麻雀小组读的一本书，让我了解到了新加坡的另一面——《威权式法治》。

以下案例和观点均出自本书作者，是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地看待新加坡的法治。

何为威权式法治？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建国，李光耀为总理，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建国后，新加坡确立了二元体系，即在经济上极为自由，赞颂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在政治和文化上，政府采取非常严厉的政策，主要表现为掌握法律的话语体系、惩戒肉体、管理新闻、管理律师、限制公民身份、管理宗教等方面。

新加坡政府如何成为人民的家长？

以新闻领域为例，报业设置双层股权结构：管理股和普通股。普通股每股具有1份表决票，管理股每股持有200份表决票。而管理股的持有和罢免，由政府批准。

那么有人有疑问了——为什么报业不反抗呢？是有反抗的，60年代的新加坡主要有三大报纸商：《南洋商报》、《新加坡先驱报》、《东方太阳报》。后两家相对年轻的报业需要靠银行限额信贷来资助自己羽翼未丰的事业，因此政府给银行施压，斩断他们的财路。至于《南洋商报》，它由富裕家族持有经营，不容易受到资金压力的影响。因此政府对该报业的四名高管人员未经审判就剥夺了人身自由。

另一方面，政府宣称这三家报业都是想想破坏新加坡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先锋，是“反国家的”“共产主义的”。而对于一直处于隐匿状态的“外国力量”，政府无法给出有关他们的铁证

至于为什么需要控制新闻，李光耀认为人民容易受到迷惑：

新的国家要求人民勤奋工作，遵守戒规以取得进步，而一旦他们了解到西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会被迷惑。他们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到倡导和平的暴力示威、城市游击队、毒品、自由恋爱和嬉皮士主义。许多人会不加批判地进行模仿。

简而言之，人民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物，政府也无法信任他们能够独立做出评价。

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是否有疑惑？既然政府不相信人民选择，那么由人民选出的执政党，是否也不具有正当性呢？毕竟，人民是容易受到迷惑的。由此看来，李光耀总理的逻辑并不自洽。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新加坡政府已经完全控制新闻领域，甚至无需审查制度，因为所有的人都处于“圆形监狱”中，大家相互监督，自我审查。对于那些少数的不安分因子，政府将逐个平息。

如此看来，新加坡政府的威权式法治并不合人心，那么它是如何获得正当性的呢？

总结全书，基本有以下几种手段：

1. 保持与西方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形式上继承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英国民主政府体制），另一方面赞颂资本主义，在国外招商引资，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这种冷战时期的结盟关系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加坡的法制一直保持沉默。

2. 强调新加坡的领土脆弱性。例如：

我们突然被马来西亚联邦抛弃。的我们前景惨淡。我们没有自然资源。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夹在刚独立的、持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创建一个与邻国不同的新加坡：一个整洁的、更高效的、更安全的国家，能够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国家脆弱论通常用来正当化新加坡法律体系的两个特征：第一，法律例外主义（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排除司法审查、集中行政权力）；第二，二元化国家的合法性（legality）。新加坡是一个二元化的国家：在商业领域施行不亚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法律”，同时压制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3. 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还延续了许多殖民时期的做法：第一，借助法律延伸例外主义，使得国家一直处于“紧急状态”，无需走正规的司法程序；第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要求君主将威胁从严重到轻微排序，然而新加坡政府认为每一种威胁都是重大威胁，采用“一刀切” 的方法，这也是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第三，监视与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是秘密开展的，但是它们并非是法律之外的秘密。持异者无需担心自己会遭到暗中枪击，政府通过法律作出回应的方式，在表面上开起来是合法的，因此政府是依据正当性来行事的。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人民富强起来。政府在回应一系列国际上关于人权的批评时，详细描述了国家计划：文化和教育上的成就，公共住房与自有住房，低失业率，基础设施，医疗，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最完备的法律。

从6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1994年，新加坡人均GDP突破两万美元，同时期的英国为1.97万美元，德国为2.71万美元。

那么问题来了，人民的自由和物质生活，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当时的回答是需要看国情，当肚子都吃不饱时，谈什么自由。当人民开始有了一定的生活条件，那么政府再去放宽。有麻雀马上反驳：国情论其实是一种含糊的、辩证的说法。请问这条界该怎么划呢？人民什么时候可以争取自由呢？我不知道如何作答。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发现完全无法回答。

为什么需要民主？

为什么需要自由？

我发现我们一直喊的民主自由，其实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定义，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拥有它们。

最后，有人提出：我为什么不能既要也要呢？我全都要。

可行吗？好像可以，我们将视线转到了欧美。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提出的疑问：移植式法治能否在他国生根并茁壮成长？况且我们无法忽视，欧美的民主社会也是经历过漫长的血泪史，我们上一本读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的血流成河的历史依然历历在目。而英国人的民主自主性也是经历过近400年的训练，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问题来了，如今的新加坡，或者说没有民主传统的亚洲各国，真的能承受这种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吗？况且民主政府也不断显露出其弊端。

此时又有一个小麻雀提出了问题：究竟是民主制度培养了公民的民主意识，还是公民的民主意识造就了民主制度？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但庆幸的是，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未解决的问题，待我们在通往象牙塔的路上慢慢探寻……

在读书会结束的时候，麻雀们都陷入了沉寂。因为大家发现，没有最优解，政治永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每个人对“害”的选择也不一样，要达成一个和谐大同社会，好像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