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17

读完屠格涅夫《前夜》。乘月从图书馆回寝室，胸间涌满情绪，几乎想跳舞。

屠格涅夫对情绪与人情的书写，在我看来，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前夜》与陀氏小说中都不乏丑角形象，其共同之处在于这丑角形象绝不是刻板的、一味遭人厌弃的。《前夜》中主要有三名以“丑角”形象出现的角色。一是艺术家巴威尔，他仰慕叶琳娜，厌弃卓娅，这意味着他清晰地知道何为崇高的情操与高尚的灵魂，然而他无法做到在玫瑰盛开的夜晚谈论哲学，又或者他可以谈论哲学，但由于在朋友安德烈的衬托之下一种显而易见的无知，他在羞赧之下无法开口，导致他用艺术自我放逐，一面仰慕安德烈与叶琳娜，乃至于撮合他们，一面厌弃自己，扮演滑稽可笑的丑角，将自己推向卓娅与村女安努什卡（然而即便是卓娅和安努什卡，屠格涅夫也写出并且让巴威尔觉察到她们性格中的美好之处，绝不如巴威尔所夸大的那般）；他当然不是绝对的高尚，他为英沙罗夫所作的两个态度截然想法的雕塑，可知巴威尔处于怎样的情感的矛盾之中，他始终冷静地旁观叶琳娜在爱情中摇摆，咀嚼这份痛苦并在这份痛苦中确立起复杂的自我认知。这一自我确立过程，到小说的结尾，也是绝无可能完成的。巴威尔的艺术家气质，近似虚无主义者，处于一种危险的临界点上，小说有一处细节，写巴威尔饮酒，让我心悸一瞬，这是一个包孕性的瞬间，包含巴威尔成为陀氏《罪与罚》中索尼娅的父亲那样的角色的可能性。我用长段落试图分析巴威尔这一形象，但仍觉得屠格涅夫所写出的巴威尔比我所描述的复杂更多。第二位丑角形象是乌发尔·伊凡诺维奇，这一角色出场时我用一种阅读现实主义小说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态度理解对他的描写，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愚蠢麻木的贵族，一个被批判的人物；屠格涅夫很快向我证明我的阅读视角有多局限。第八节，乌发尔初出场，被巴威尔愚弄一番，小说用了一长段描写乌发尔的反应：

“咳，”一刻钟之后，乌发尔·伊凡诺维奇这才大叫起来，“来人哪……来一杯烧酒。” 一个小厮用托盘端了一杯烧酒和一些小吃来。乌发尔·伊凡诺维奇慢吞吞地把酒杯从盘里擎起，出神地把杯子端详了很久，好像不大明白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他望望小厮，问了问他的名字是不是叫瓦斯卡。于是，他才做出一种受难的表情，喝了烧酒，吃了鲱鱼，又慢吞吞地掏着口袋，搜索手绢。直到小厮早已把酒杯连着托盘端走，把剩下的鲱鱼吃掉，甚至已经蜷在老爷的大衣里酣然入睡了，乌发尔·伊凡诺维奇的分开的手指可还拈着手绢，举在面前，他那出神的目光也还一时瞪着窗外，一时又瞪着地板和墙壁。

于是乌发尔这一角色的痛苦与宽恕，形成他性格里的不可或缺的幽微而深沉的一面。这一面最后被包括巴威尔（甚至尤其是巴威尔）察觉，并且被深深地爱上。第三名丑角是叶琳娜的父亲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斯塔霍夫，小说从开头就写他如何依傍妻子发家，却又找了一个德国情妇；他热衷于侃侃而谈，迎合不知谁给他安上的“反对党”身份，俗称杠精，连他的情妇都私下里管他叫“我的小傻瓜”。这样一个男人，在妻女面前总是故作权威与冷淡，当女儿要违抗父命与英沙罗夫结婚，他又表现出格外保守的一面，几乎要将女儿告上法庭。然而将女儿送出俄罗斯的那一段书写，却又格外动人：

忽地，一乘驾着骏马的华丽雪橇飞奔到前庭来了，从雪橇上跳下来、一边抖着大衣领上的积雪的，正是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 “感谢上帝，幸好我还赶上啦，”他叫着，急忙跑到旅行雪橇这面来。“这，叶琳娜，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后的祝福，”他说着，把头低到车篷下面，一面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缝在天鹅绒袋里的小神像，挂在叶琳娜的颈上。她开始啜泣了，吻着他的手，这时，马夫从雪橇的前座里拿出一瓶香槟酒和三只酒杯来。 “来吧！”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说，可是他自己的眼泪却已经一滴一滴地滴到他的大衣的獭皮领上了，“我们得……祝福旅途平安……祝……”他开始倒香槟。他的手抖着，泡沫浮出了杯缘，落到雪地上。他自己擎起一杯，把另外两杯递给叶琳娜和已经坐在叶琳娜身边的英沙罗夫。“上帝祝福你们……”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开始说，可是他却说不下去——他喝下酒，他们也喝了酒。“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先生们。”他又说，转向舒宾和伯尔森涅夫。可是，这时马夫却已经催动了马。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傍着雪橇跑着。“记着……给我们写信……”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屠格涅夫将极温情的笔触留给三位丑角，不仅仅是出于对人性复杂幽微的体悟，更不是为了“塑造圆形人物”这种纯艺术的、形式主义的要求。其书写，无论是从表达的技巧，还是从出发点，应当与陀氏是一致的，其背后是深沉的宗教意识。论及这一点，应当将《前夜》与《春潮》对比起来阅读。《春潮》亦有宗教意识，然而宗教意识的表现与《前夜》迥然不同。《春潮》的宗教意识，一是体现在宗教象征一般的两位女性角色身上，天使一般的杰玛，恶魔一般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而在两个女性之间，懦弱的萨宁不断摇摆，最后在恶魔的诱惑的威压之下，彻底坍塌；二是方才所叙述的故事梗概中，也蕴含着宗教的宿命论观点，结尾萨宁晚岁自省，也有宗教的救赎意识。当《春潮》书写萨宁的懦弱，是我前文所说的对人性的复杂幽微的体悟，小说将这一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前夜》中的性格刻画不是如此，《前夜》中的“丑角”形象之所以能够爱与被爱，是出于另一种宗教意识，是列夫·托尔斯泰在《论文艺》中所提及的：“（我们时代的艺术）源于我们对上帝的尊崇及人与人之间情谊的认知情感……这是由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所引发的”（《托尔斯泰论文艺》，金城出版社，第115页）。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书中也有类似的阐述：

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 同样的话，在近代文学家里也可以寻到不少。俄国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英国康剌特（JosephConrad，本波兰人）说，"对于同类的存在的强固的认知，自然的具备了想象的形质，比事实更要明了，这便是小说。"福勒忒解说道，"小说的比事实更要明了的美，是他的艺术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地方，人道主义派所据以判断他的价值的，却是他的能使人认知同类的存在的那种力量。总之，艺术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是一切骄傲偏见憎恨的否定，因为他是社会化的。"

“合而为一”，人与人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是应当被“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的。《前夜》中的角色们当然会彼此仇恨，彼此仇恨是因为他们是人，他们的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观点不同，志向不同，选择不同，有分歧自然有恨；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相爱，也是因为他们是人，正因为是人所以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是一体的。小说的叙述就笼罩在这木樨花香气一般柔和的宗教情感之中。

和这一深沉广博的爱相比，叶琳娜与英沙罗夫的爱情几乎不值一提。如狂风骤雨般的相爱，又是温和的相濡以沫、至死不渝，以英沙罗夫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很动人。尤其是结尾处，英沙罗夫濒死，在威尼斯，他们一起观看《茶花女》的话剧，死亡如灰鸽盘旋，温和地下坠……“大英雄英沙罗夫”（巴威尔语，他总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逞一时嘴快的机会）竟以这种方式，像一把烟一样消散了。死亡过于温柔地降临，然而没有丝毫荒诞感——一般大英雄惨淡收场，或以无意义的方式死去，我们不是常说这是荒诞的吗？——而仿佛是作者好心安排：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如此志向的英沙罗夫必死，病逝在爱人榻边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叶琳娜在三个青年中选择英沙罗夫，也值得一聊。三位青年在品德上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性格上的区别也并不很大，决定性的差别应当在于理想的不同以及实现理想方式的不同。所以叶琳娜选择爱人，实际上是认同一种理想与其实践方式，也就是英沙罗夫式的、争取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的方式。反观叶琳娜，这是一个圣母式的角色，小说花重笔墨写她如何救助小动物与贫苦妇孺，她身上有一种博爱的基督精神，这一宗教氛围浓厚的角色，与世俗化的革命者的结合，是否体现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俄罗斯文人的普遍愿望，那就是俄罗斯的富强与腾飞？

以叶琳娜与英沙罗夫的动人的定情句，结束这篇冗长的书评：

“那么，欢迎呀，”他对她说，“我的妻，在人们和上帝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