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落伍的开辟者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由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写于1984年，讨论“国民党为何失败”的早期经典著作。1989年被译成中文出版。

易劳逸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民国史专家，专长研究1927-1949的国民党政权。他于1953年加入美国陆军，在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一年普通话后被派往日本，担任《星条旗报》的记者。退役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先后任教于康涅狄格学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学。1967-1993年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系教授，1989年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大学资深学者。1993年去世。他的《流产的革命》和《毁灭的种子》，在民国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他还参与了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写作。

《毁灭的种子》共九章，分析了五个主题，分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国民政府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党内派系斗争、国民党的军队状况及货币改革问题。按照他自称的地质学家的方法，每个主题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解剖式地深入挖掘。不必陷入浩如沧海的史料之中，又能掌握整个结构。在第一部分他考察了中央政府与昆明地方政权的互动，认为国民政府没有资本获得地方政府的忠诚，调动地方资源。同时，蒋介石让各个地方军队保持虚弱且相互斗争来维持他的权力地位，这种“虚弱平衡”战略导致各方势力萎靡不振，阻碍了国家繁盛。第二部分中他以沉重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压力论证了国民政府在农民阶层中的失败。连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粮食消耗、残酷的劳役与官员腐败等使国民政府失去农民的支持。在第三部分，作者以三青团和革新集团为例展现党内的派系斗争。并认为它源于体制上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官员不必对政府以外的力量负责。第四部分则展示了专业训练缺乏、蒋介石任人唯亲、糟糕的医疗支持下虚弱与混乱的军队。第五部分则以金圆券改革为例，证明国民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失败。

易劳逸想要论证国民党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援，而是因为本身的弊病。这在此书写成的年代算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在他的民国史研究开始的6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刚刚远去，国民党史研究从带有政治色彩的中美关系研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历史学者不再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只顾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而认为美国的亲共分子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结局。政治压力的消减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图景。而易劳逸面对这样一个有待开发的、材料极有限的领域提出了新的观点，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与缺乏美援和抗日战争无关，政权的垮台来自政权内部的弊病和分裂。“谁丢失了中国” 是一个在美国历史研究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易劳逸则是最早对此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学者之一，他也因此成为60-80年代民国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柯博文评价道“易劳逸对国民党政权的研究设立了新的标准”，雷利·桑德兰认为“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 得以开拓”，迈克尔·戈德利（Michael R. Godley）则表示此书会再引起十年的讨论。

易劳逸在此书中对国民党进行了严厉批评，有学者认为他的描述并不客观。罗伯特·贝德斯基（Robert E.Bedeski）评价道：（易劳逸的研究）“是以一种相当片面的方式进行的……他没有公正地评价国民党的主要贡献”。这可能受到导师费正清的“亲共”倾向以及抗战和内战期间对国民党的批评的影响，也源于易劳逸急于扭转此前“麦卡锡主义”对民国史研究的影响。 在这种写作意愿的趋势下，他成功拓宽了民国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拓疆者”。然而，今天看来，这也使得他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研究浅尝即止。易劳逸只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方面展示了国民党崩溃的状况，但并未试图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易劳逸对原因的分析是模糊且不到位的。这也是此书最大的遗憾。

为了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引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奇生所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作对比。

《党员》从组织结构上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考察了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至1947年革新运动的历史，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研究了从基层到高层的国民党组织系统。金以林“毫不夸张”地评价道，这是他入行以来读到的“关于国民党党史研究最为出色的著作”。

我们能看出《党员》受到了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和《毁灭的种子》的影响。针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问题上，两位学者的观点类似——他们都认为是国民党的内部结构而不是外部力量造成了失败；对国民党定性相同——王奇生引用了易劳逸的结论，认为国民党是弱势独裁党；甚至部分章节的写作思路也相同——尤其体现在三青团与革新集团两节。王奇生还多次引用易劳逸的著作。体现了对易劳逸研究的继承。然而，《党员》的材料之丰富、方法之创新、探究之深刻大胆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毁灭的种子》。

首先，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不同。用王奇生的话来说，易劳逸的研究的是“党治史”，指一个政党“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历史”，而他自己研究的则是“党治史”，“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8][9]这也是为什么易劳逸着重展示政治、军事、经济等外部情况，而王奇生则研究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易劳逸的工作在于评价国民党“是什么”，而王奇生则更进一步询问“为什么”。我们以两者共同写到用来证明派系倾轧的三青团为例。两位学者在史料的展示上大同小异，都指出三青团是蒋介石为挽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而创造的一个新组织，但却因为无法厘清党团关系再次陷入派系斗争而宣告失败。他们甚至引用了类似的材料，如三青团团员年龄要求的变化。而面对这些相似的史实，王奇生明显走得比易劳逸更远。《毁灭的种子》只是举出了派系倾轧的事实。他用革新运动和三青团只是想证明“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是由内部瓦解的”，并给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他认为在体制上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促使官员对选民负责，所以官吏很容易追逐私利而放弃主要目标。这样抽象而高度概括的解释无益于我们理解党派斗争的原因。他提出理解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关键是“政治的目的不是政策，而是为了权力和地位”。事实上，这只是关于“政治本质”的陈词滥调。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国民党为什么无法避免这类下场，而共产党成功地促使官员为了理想而不是权力去奋斗。而王奇生则因为其“治党史”的关系，试图从组织结构上找出纷争发生的核心原因。《党员》将派系斗争归结于领导人失败的治党能力。直接指出党内的派系斗争都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蒋介石缺乏党治的合法性，对领导这样一个现代党派是不自信的。与孙中山能够彻底改造党的做法相较，蒋介石治党之术则是制衡。事实上，易劳逸在解释中央与地方关系一节也提到过蒋介石的“虚弱平衡”战略导致各个地方军队的矛盾，但并未将此解释贯彻始终，就是因为他并未想过要为这些失败找到一个统一而根本的理由。

第二，在材料的使用上，《毁灭的种子》受时代所限，在数量和种类上都略逊于《党员》。《毁灭的种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大量引用了美国国务院档案，如魏德迈、铂金斯等人的报告，其可信度值得怀疑。二是易劳逸得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采用了大量台湾资料，并且能在台湾与历史亲历者对话，整理成《台北访问记录》，非常难得。彼时尚无现成的研究可供参考，大陆的资料也难以获得，易劳逸使用的资料是很有限的。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党员》创新地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纵向上更深入，横向上更广阔。钱穆把历史研究方法分为“解剖式”和“鸟瞰式”。易劳逸使用的是解剖式，而王奇生则是两者的结合。首先，易劳逸将国民党统治时期分为两部分（1927-1937，1937-1949）分别著述，不具备“鸟瞰”的条件。而《党员》可以算作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史，能很好地梳理历史的脉络。用“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个案来剖析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三者的关系。而在派系斗争一节则考察了cc系、力行社、三青团等多个派系，既深入又系统。同时，王奇生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除了创新而大胆的定性结论之外，他做了许多细致的数据统计，全书共35个表格。第十四章中，他统计了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各大派系的人数和占比，直观且客观地展现了各大派系的实力。而《毁灭的种子》除引用现成的数据之外，缺少创新的数据整合。另外，王奇生多用对比，进行了国民党与俄共党章对比、国共政策对比、各大派系实力对比等等，将国民党放在广阔的社会图景中更能揭示其弊端。

所以，两者的主题看似相同，都关注“国民党为何失败”，但研究视角截然不同。易劳逸寻找、组织史料论证国民党弊病之重，而王奇生则探索弊病如此之重的原因。不得不说在易劳逸的基础上往前迈了一大步。

综上，在《毁灭的种子》成书的80年代，此书以其前沿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最大可能地利用了有限的材料，有力地反驳了陈旧的观点。然而，近四十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涌出，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国民党的统治历史已被反复书写，部分因为材料局限而造成的错误也得到纠正。而《毁灭的种子》这部“党治史”，因为对缺失对因果关系的解剖和对国民党片面的批评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民国史的需求。但我们能看到，它仍在启发和鼓励后代学者针对“国民党为何失败”这一问题进入深入挖掘，跨越大洋进行汉学与国学的互动，这也是史学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