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为何停滞不前？1000年前的伊斯兰教法凌驾于国家宪法上
前言
“国有国法，教有教规”，任何宗教团体，都有相应的教规教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无教规教法，又何以约束门人。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教规教法制定的目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教规教法绝非仅仅为了惩戒与处罚那么简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信徒遵守教义，不至于离经叛道。任何宗教与门派都这样，伊斯兰教当然也是。
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提出：伊斯兰教法学家权力过大；创制之门的关闭，让伊斯兰教法停留在一千多年前的水平。的确，这就是导致伊斯兰文明没落的原因之一。
上一篇文章谈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是伊斯兰文明崛起的关键，也是伊斯兰文化没落的根源。用这一观点去探讨伊斯兰教法，答案就很容易找到：伊斯兰教法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就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有些伊斯兰国家根本就没有宪法，他们只有伊斯兰教法。
这第四篇文章，我就打算讨论：伊斯兰教法的创立过程，各教法学派的区别，以及教法导致伊斯兰文明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我还是要强调：本人并非穆斯林，无任何宗教信仰，故而是站在无神论者立场写文章。如果文章里有任何冒犯伊斯兰教的地方，请穆斯林们包容与谅解。愿真主保佑你们！谢谢！
正文
相信一定有不少人会混淆教法与教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教义，是宗教所信奉的道理、义理；教法，是以教义为准则的法律条文。所以，先有教义，再有教法。
那首先我要说，尽管伊斯兰教每个教派的教义会有一定偏差，并且伊斯兰教1400年的历史上，各个教派对教义也一直存在争执与争议，但总的来说，伊斯兰教义积极向上，不存在原则上的问题。
就拿现在的主流教派——逊尼派（正统派）来说，其基本教义有三条：
一、六信（基本信仰）：信真主（真主唯一）、信天使、信经典（《古兰经》）、信使者（先知是最后一位使者）、信后世（世界终将毁灭，安拉会让一切复活）、信前定（世间一切安拉预先安排好，任何人不能改变）；
二、五功（宗教义务）：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
三、公益与善行（根据《古兰经》与圣训的相关规定）。
通过上述教义，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义同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教义，没有原则性的区别，都是劝人为善的。
当然，我们不能站在无神论者的角度去批判宗教的教义。对于无神论者的我们而言，古希腊文化中的泛神论，我们也不会接受，更何况宗教文化中的有神论。
但可以这么讲，任何宗教（邪教除外）的教义都是劝人为善、积极向上的，伊斯兰教当然也不会例外。不然，伊斯兰教也不可能创造出伊斯兰文化。昔日的伊斯兰文明，也曾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这是永远不可能被抹杀的事实。
既然本篇文章写的是伊斯兰教法，什叶派、苏菲派、穆阿台及勒派（又译穆尔太齐赖派）等派的教义，这里就不再细说，待后续文章详论。
我们回到主题，继续讨论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教初创时，并没有伊斯兰教法。《古兰经》，就是伊斯兰教的最高法典，穆斯林只要根据《古兰经》上的经文规定照做就是。如果有《古兰经》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那就让先知穆罕穆德裁断。先知的话，就是圣训。
随着先知的去世，以及阿拉伯帝国的不断扩张（从阿拉伯半岛发展到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伊斯兰世界遂产生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伊斯兰教法学，以及一个新的学术职业——教法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很容易理解。
大家想想，一家20人以内的民营小企业，需要繁琐的管理制度吗？需要企业文化吗？都不需要。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老板可以直接给任何一个员工安排工作。
可世界五百强呢？有几万、几十万员工，那就不行。企业文化是必须的，这样企业才有凝聚力。行政人事管理方面，也一定有许多繁琐的规章制度。总经理不可能给基层员工直接安排工作。基层员工每做一件事，都需要走流程单，这样才有凭有据责任分明。
伊斯兰教初创时，先知的穆斯林大军就是民营小企业。待发展到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时，哈里发统治的穆斯林民众规模就是世界五百强。此一时彼一时，《古兰经》与圣训，已无法解决13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面积上帝国大大小小的事务。
于是，伊斯兰世界迫切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伊斯兰教法与教法学家由此孕育而生。
大家或许会有这样的困惑：帝国版图扩大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治理国家，这完全可以理解。可为什么需要教法学家？历代哈里发作为国家元首，完全可以制定、修改法律。
可实际并非如此。
虽然伊斯兰世界1400年来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真正达到完全政教合一的，只有穆罕默德时代。
先知穆罕穆德是真主安拉的使者，无疑是宗教领袖；作为穆斯林群体的领头人，无疑也是政治领袖。可先知是最后一位使者，继任的哈里发们不再是真主的使者。那就意味着，后续的历任哈里发，只继承了先知穆罕穆德的政治权威，而没有完全继承宗教权威。
哈里发不是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权利挑战《古兰经》，只能根据《古兰经》上的经文行事。所以，在我们无神论者眼里，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挖的坑。
当然，我并非指责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伟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是将自己摆在神圣的使者高度，如果不是将《古兰经》设定为天启的经典，如果不是利用宗教思想，穆罕默德是无法凝聚团结阿拉伯人（贝都因人）的，就不会有后来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
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先知穆罕穆德的确为伊斯兰教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后来的哈里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是没人敢于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穆阿台及勒派对教义学贡献的不断增加，的确有学者提出“《古兰经》被造说”。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麦蒙（又译马蒙），本身就是一位饱学之士，一生之中多次以学者身份主持学术会议，并参与其中的讨论。麦蒙不但自己认为《古兰经》被造，并且颁布法令强迫各界人士接受并承认“《古兰经》被造说”。
伊斯兰教，乃至伊斯兰文明，似乎碰上了转机，伊斯兰一切文化与思想都在朝古希腊哲学式的正道方向发展。麦蒙时代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巅峰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古兰经》被造说”仅仅持续了三代哈里发（麦蒙、穆阿台绥姆、瓦提克）。更重要的是，这三任哈里发似乎都只专注于学术研究与讨论，并没有制定出神圣且不可动摇的帝国世俗法律体系。
于是，阿拔斯王朝第十任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继位后，取消“《古兰经》被造说”，让伊斯兰世界恢复到以往。从此，伊斯兰文化走下巅峰。
穆塔瓦基勒为什么要这么做？
根据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的说法：“《古兰经》被造说”损害了不少宗教人士的利益与威望，造成民怨沸腾；穆塔瓦基勒是阿拉伯帝国第一位拥有突厥血统的哈里发，突厥人不同于波斯人，游牧民族本身没有文化，穆塔瓦基勒对教义与学术没有任何兴趣。
我认同艾哈迈德·爱敏的说法。当年的阿拉伯帝国民怨沸腾到什么程度，恐怕已经无法具体考证。但各方人士的权力斗争造成这一结果，是肯定的。穆阿台及勒派与逊尼派的国教之争；理性思想与宗教思维之争；教义学家与教法学家、圣训学家之争；意见派与圣训派之争。
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随着穆阿台及勒派的倒台，穆斯林头脑中不再有理性思维。伊斯兰的宗教学者们，只在教法学、圣训学、经注学的领域内做文章。其中，就以教法学家的威望最高、权力最大，因为他们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权威。哈里发都会敬重他们三分。
那么，伊斯兰教法究竟是如何制定的？
伊斯兰教法，是教法学家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要立法依据，根据世俗世界实际情况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条文。
伊斯兰教历史上，曾出现过十多个教法学派。由于每个教法学家对《古兰经》的理解不同，对圣训的整理与研究范围也不同，又由于他们属于不同的教派，每个人的出身背景、文化教育、当地民俗都不同，所以这些教法学家虽然原则上都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立法依据，但在如何运用此依据演绎制定出法律条文，以及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无据可依的情况下，如何创制从而补充必需的法律条文时，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由此，形成了十多个教法学派。
随着各家教法学派的发展，最终在阿拔斯王朝末期，形成了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罕百里学派。可以这么说，四大教法学派虽然各有主张，但本质上差别不大。时至今日，哈乃斐学派，仍然是伊斯兰教法学派中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学派。
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四大教法学派都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当今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占穆斯林的九成。逊尼派是主流教派，那自然就成了正统教派，其教法学派使用的人自然就多。
我们先分析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再讨论什叶派的教法学派。
哈乃斐学派，由波斯人艾卜·哈尼法创立。艾卜·哈尼法原先主修教义学，后钻研教法学。
该教法学派的立法根据主要是《古兰经》，对圣训持谨慎态度，断案时注重“公议”与“类比”，并且强调执法要从实际出发，灵活掌控，“择善”而断。故哈乃斐学派被称为“意见派”。
马立克学派，由阿拉伯人马立克创立。马立克精通圣训与教法，毕生都在搜集、整理、鉴别圣训。
该教法学派的立法根据同样是《古兰经》，但十分注重圣训，在没有《古兰经》和圣训依据的情况下，只能有限使用“公议”和“类比”。故马立克学派被称为“圣训派”。
沙斐仪学派，由阿拉伯人沙斐仪创立。沙斐仪先师从马里克，后至巴格达阅读大量哈乃斐学派著作，从而自创出沙斐仪学派。
该教法学派的立法原则：《古兰经》第一，圣训第二，“公议”第三，“类比”第四；主张在遵循教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创制教法，使教法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故沙斐仪学派兼具哈乃斐学派与马立克学派之所长。
罕百里学派，由阿拉伯人罕百里创立。罕百里师从沙斐仪，早年时游历各地搜集圣训。
该教法学派的立法根据是《古兰经》和圣训，有限使用“公议”，极少使用“类比”，反对教法创制。
艾哈迈德·爱敏在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对哈乃斐学派与沙斐仪学派，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沙斐仪学派。艾哈迈德·爱敏认为，沙斐仪对伊斯兰教法的创制，就如同亚里士多德对于西方逻辑学那般。
然而，尽管如此，艾哈迈德·爱敏同样认为，沙斐仪学派也就仅仅运用了人类智慧的25%，但这已是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中占比最高的一家。
事实的确这样。什么事都根据典籍来决断，那还要自己的头脑作甚？
何谓“公议”？就是昔日的四大哈里发，昔日的圣门弟子、二传三传弟子，昔日的教长、大教法学家，共同协商、公决的结果。
何谓“类比”？就是对某件事的法律裁决，作为处理因同样原因而产生的其他事件的法律依据（打个比方，有杀了一只鸡被判1年有期徒刑的案例，那么杀了一只鸭也应该被判1年有期徒刑）。
不管哪个教法学派，《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永远排在立法首位。更为可怕的是，巴格达沦陷、阿拔斯王朝分裂后，伊斯兰教法学就关闭了创制之门，直到近代17世纪后才重新开启。
也就是说，期间有整整四百多年，伊斯兰教法学没有任何发展。即使近代重新开启创制之门又如何？1400年前的《古兰经》和圣训，仍然作为伊斯兰教法首要立法依据。伊斯兰教法，仍然停留在1400年前。
这其中的危害，我举个例子就能说明一切。
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盗窃行为对于穆斯林而言是重罪，根据伊斯兰教法偷盗者会被砍手。然而，当下随着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数量剧增，难民偷窃案件数量直线上升。穆斯林这么重视《古兰经》和圣训，又为何频频犯下 “重罪”？
那是因为穆斯林偷穆斯林的财物才算盗窃，偷非穆斯林（异教徒）的财物是合法的。你没有看错，《古兰经》和圣训就是这么规定的。
先知穆罕默德为什么制定这样的规则？因为1400年前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太弱，四周林立的敌对民族都比他们强，为了生存或许只能这样。《古兰经》中确实有不少血腥与暴力的篇章，若非这么教导信徒，阿拉伯人又岂能在伊斯兰教诞生后的20多年内，就迅速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这样的规则放在中世纪或许合理，可以大大提升一个民族的战斗力。然而，放在当下，就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
在当代社会，穆斯林给他人的感觉，总是容易激动、冲动，不会变通，并且充满侵略性。这就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首要立法依据的伊斯兰教法造成的。
时至今日，中东地区仍然会经常出现所谓的“荣誉杀人”。姐姐被弟弟处决，妻子被丈夫杀害……仅仅因为她们的行为过于现代化，不符合1400年前《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
可怕，真的可怕。
但大家要明白的是，先知穆罕默德不可怕，《古兰经》和圣训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今天有些穆斯林的思想，还停留在一千年前的中世纪。
《古兰经》不会杀人，圣训也不会杀人。但《古兰经》和圣训，乃至伊斯兰教法，有时候的确成了杀人工具。因为时至今日，伊斯兰世界仍然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法仍然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这就真的可怕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消极面必定有积极面。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穆斯林的这些生活好作风，的确归功于伊斯兰教法与1400年前的《古兰经》和圣训。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得痔疮最少的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可谓全球个人卫生搞得最干净的群体，因为《古兰经》对于穆斯林的大解、小解、大净、小净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相信先知穆罕默德，一定是一个干净到有点小洁癖的伟人。
关于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大致就介绍到这里。下文简单说一下什叶派的教法学派。
什叶派的教法形成于公元10世纪后，要比逊尼派的教法学派晚两百多年出现。之所以这样，也很容易理解：一、什叶派人数远远少于逊尼派人数；二、阿拉伯帝国分裂后，才出现什叶派国家，才需要相应的伊斯兰教法。
根据艾哈迈德·爱敏在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的说法，什叶派教法是在逊尼派教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故而同逊尼派教法没有本质差别。《古兰经》、圣训、“公议”、“理性”，即什叶派伊斯兰教法的立法依据。和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相比，确实没有多大区别。逊尼派的“类比”，就是什叶派的“理性”。
什叶派栽德派教法，同逊尼派教法非常接近。什叶派伊斯玛仪派教法，同逊尼派教法也相差不远。只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教法，最具特色与影响力。
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出现了阿赫巴尔教法学派与乌苏勒教法学派。阿赫巴尔学派，强调《古兰经》和圣训作为立法依据；乌苏勒学派，则强调人类理性的作用。最终，乌苏勒学派战胜了阿赫巴尔学派，成为什叶派伊斯兰教法主流学派。
可不管如何强调理性的作用，以乌苏勒学派为代表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法，仍然没有摆脱《古兰经》与圣训的束缚。不少什叶派穆斯林同有些逊尼派穆斯林一样，其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
宗教信仰，作为人类内在的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其教规教法哪怕停留在远古时代也没多大关系，因为毕竟这是宗教团体内部的事。但一个国家一旦政教合一，宗教教法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那问题就来了，原本内在的精神与思想，成为了外在世俗世界的道德准绳与法律标准，那停留在中世纪的教规教法，就会让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准与法律水平，同样停留在中世纪。
这就是伊斯兰教法导致伊斯兰文明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本篇伊斯兰教法的创立过程，各教法学派的区别，伊斯兰教法导致伊斯兰文明停滞不前的症结，大致就写到这里。
下一篇文章，我打算探讨伊斯兰教义学发展史，以及教义学同各教派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