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郑渝川:蒙冤70年的黑人男孩,美国南方泛化的种族仇恨
1949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格罗夫兰,四名黑人男孩被诬告强奸白人妇女。
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盛行。二战期间,大批黑人与白人一起被征调进入美国军队,与德日意法西斯作战。而在战后,包括许多复员的黑人士兵甚至军官,返乡后也免不了受到狂暴的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的凌虐。
19世纪,美国将国土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为了矿产开发和铁路修建,美国大量引进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移民,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劳工。淘金热更是刺激了外来移民的涌入。中国劳工因其顺服和勤奋,受到很多白人移民的嫉恨。这种嫉恨最终发展为几乎覆盖在美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暴力、排斥、抢掠和驱逐,美国政府为此出台了可耻的排华法案(一直持续到1943年)。
而这也意味着,白人种族主义者拥有定义美国人资格的权利,以及将非美国人驱逐出美国或将之“人间蒸发”的自由。虽然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和印第安人被美国法律赋予了公民权,但白人显然不这么看,排斥和驱逐华人的经验,以及滥施私刑而不被惩戒的特权,使得他们开始将黑人作为下一个集中打击的目标。
在当时,只要黑人被指控侵犯白人,无论是否属实,首先就可能面临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的私刑处置,很多情况下会丢掉生命。
格罗夫兰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前美军陆军士兵塞缪尔·谢菲尔德、沃尔特·欧文,以及仅仅16岁的欧内斯特·托马斯和查尔斯·格林利。他们在7月16日晚开车经过一处林地时,发现白人妇女诺尔玛·帕吉特和她的丈夫的汽车抛锚,伸出援手帮忙推车。诺尔玛·帕吉特的丈夫因酒醉,与塞缪尔·谢菲尔德发生冲突。
但在次日,诺尔玛·帕吉特指控上述四位黑人强奸了她。其实,第二年,她生下了白人小孩。
这对于谢菲尔德、欧文、欧内斯特和查尔斯来说,意味着灾难。当地的警长麦考尔,要比我们所看过的中国香港地区以至美国的警匪片中最肮脏的黑警,还要邪恶——麦考尔不仅主导着当地的赌博等黑金生意,而且与自镇到州的政客大佬均有着勾连。
麦考尔最初阻止了种族主义暴徒对前述四人可能实施的私刑,但也竭尽所能用刑讯来逼迫四人承认强奸所为。并且,在日后,在格罗夫兰案受到美国全国关注、民权律师介入、案件发回重审而有可能使得此案真相被揭穿,危及麦考尔地位的情况下;他还实施了一场钓鱼执法,也就是在押解谢菲尔德和欧文过程中,对二人予以射杀,谢菲尔德死亡,欧文通过装死逃过一劫。
麦考尔的恶劣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美国南方早期民运领袖哈里·摩尔的强烈不满,后者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提出要求免去前者职务。但旋即,摩尔家中就遭人放置炸弹,该夫妇身亡。麦考尔以及当时美国南方很多地方的基层警察,甚至行政长官、法官,都有着深厚的3K党背景。这也是麦考尔的越权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惩处的重要原因。
格罗夫兰案在当时以欧内斯特·托马斯在逃狱中被射杀,查尔斯·格林利被判终身监禁,谢菲尔德死于非命,欧文从被判处私刑改为终身监禁告终。2021年11月,佛罗里达州莱克县巡回法院正式撤销了该案,宣布前述四人无罪,指出当时被指控的强奸案并没有发生。
译林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知名作家吉尔伯特·金所著的《林中之恶》一书。这本书曾获普利策奖,向读者还原了格罗夫兰案的始末。全书主线包括两条,一是前述案件的侦破、审理以及在政治上、法律上引发的震动;二是当时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律师瑟古德·马歇尔挺身而出,是如何在种族主义情绪浓烈的美国南方,冒着三K党暴徒以及白人“黑警”的人身威胁,一点点收集证据,提出疑问,争取美国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在政治与法律上对于格罗夫兰案的关注。
瑟古德·马歇尔在当时并没能做到让被诬陷的四名被告洗脱罪名,但其努力确实使得案件进入了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舆论评议场,继而使得案件有机会被美国最高法院发回重审,让欧文得以改判,没有被马上处以电刑。而且,此案高度恶劣、让人难以想象的细节与压力,事实上锤炼了瑟古德·马歇尔,使得他更加无畏地投身于类似案件的辩护、调查与战斗。
必须指出的是,格罗夫兰案在政治和法律上,都让二战战后以自由、民主、人权标榜自我,傲然发起冷战的美国颜面大损。苏联不止一次就此事公开抨击美国的法治和人权。
很显然,正因为如此,瑟古德·马歇尔这样一个符号化的有色族裔精英、民权卫士,成为了美国在国际国内舆论上扳回一城的重要依仗。1961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美国上诉法院法官,后来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967年10月,瑟古德·马歇尔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有色族裔的最高法院法官。
2021年11月,佛罗里达州法官为格罗夫兰案收冤四人“平反”的消息,也曾在中文世界引发一定程度的讨论。此案清晰地证明,司法差错的纠正困难重重,纠错比避免犯错需要破除更多的障碍。有些曾经猛烈抨击过“迟到15年(20年)的正义”,认为那叫做“不正义”的论者,却因为此案平反发生在美国,反而评价认为这种平反是人类正义的希望,这样的“宇宙驰名双标”未免离谱。
透过《林中之恶》这本书的叙述,我们当然钦佩瑟古德·马歇尔的强韧意志、战斗精神,他将改变黑人的社会命运作为了自己的责任,竭尽所能、勉力为之。但同样清楚的一点是,瑟古德·马歇尔以及其他黑人民权精英,在与带有歧视性的美国国家种族政策进行博弈、战斗时,因熟稔美国宪法、法律和政治规则,显得颇为游刃有余;而博弈和战斗对象换成了白人民众的心理、观念、利益需要、传统等因素叠加而成的排斥时,他们也仅仅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这几十年来,美国的政治和法律确实被有效重塑,连好莱坞都建立了类似的“政治正确”法则,即黑人不能单独充任反派(只可以给黑人正面角色当反派);但种族仇恨与包容究竟相较于几十年前又得到了多少改变呢?从格罗夫兰案到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一切似乎都改变了,而一切似乎还留在原地,泛化的种族仇恨,这才是真正的平庸之恶、林中之恶。
文/郑渝川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嘉陵桥渡”,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XTptEcLgQSwvQzjTweAmQ